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由夏至清，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被世界推崇为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其基本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从春秋末期开始，儒家思想就已成为“显学”。战国秦国法律虽受法家思想影响较大，但其于宗法制度，非上、不敬、不孝、不道仍然是要严惩的重罪。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草儒术”以后，儒家的纲常名教成了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维护“三纲”、“五常”成了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由汉至隋盛行的引经断狱，以突出的形式表现出儒家思想对于封建法制的强烈影响。

(二)以皇帝为立法与司法的枢纽

中国古代是“法自君出”。帝王的“命”是法律，国家的基本法典都是按帝王旨意编织、颁行的。为适应形势变化，历代帝王还通过诏、令、例等来补充、修改法律，并以此组成各自的法律体系。皇帝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历代封建法律的主要锋芒都是“治”民，而为了发挥官僚机构的职能，达到最终“治民”的目的，也兼有“治吏”的任务，却从没有治君之法。

相反，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皇帝又是最大的审判官，他或者亲自主持庭审，或者以“诏狱”的形式，令大臣代为审判，一般重案会审的裁决与死刑的复核均须上报皇帝，他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加刑。对于犯法的贵族官僚，如不经奏请径行逮捕审断，则按律治罪，借以保证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经过两千多年螺旋式的发展，更加极端化，立法权和司法权也相应地更加集中化。因此，皇帝始终是封建立法与司法的枢纽。

(三)以刑法为法律的主要内客

我国古代立法的主要内容是刑法，而民事、经济方面的法律往往被轻视。各代都公布一些单行的民事和经济法律，有些民事条款也杂于律典之中，但大都附以刑事惩罚手段。这种状况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长期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有密切关系。封建君主专制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统治者惧怕商品经济的发展危及其基础，所以除满足皇室、权负物质需求的产品和战争器具外，对其余手工业和商业均控制在低档自给水平。这样，即使颁行一些民事、经济法规，内容也往往不是促进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

(四)以行政机关兼理司法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央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它的活动或为皇帝所左右，或受宰相及其他行政机关所牵制，很少有可能独立地行使职权。至于地方则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务，二者直接合一。宋、明、清的路省一级虽专设司法官，实际仍是上一级行政机关的附庸。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央司法机关的权限不断分散，地方司法权限不断缩小，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的结果。

(五)以诸法合体为法典编纂体式

诸法合体，是指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分，民法和刑法相混。中国从战国《法经》起，直到最后——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兼有民事、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的混合编纂形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到20世纪初清末修律才得以改变，这是和中国特有的国情分不开的。而以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也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下司法镇压的严酷性。

不过，诸法合体的形式，并不排除实际上的民事、行政和诉讼法规范的存在和发展。如汉《九章律)有“户律”，至北周皆沿其名，北齐又以婚事附之，名“婚户律”，《开皇律》以户在婚前，更名“户婚律”，唐、宋因之。明清律“以类附编”，由《户律》为纲，又分“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七目。

从19世纪40年代起，在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西方的法律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使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20世纪初，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为了摆脱困境，被迫推行了一场以变法自救为目的的“新政”。在借鉴西方立法技术、引进西方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对以传统纲常礼教为核心的旧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订，从根本上废除了传统的法律体系。

虽然这场“新政”最终随着持王朝的灭亡而寿终正寝，但法律修订的成果却被继承下来。从此，中国法律制度开始了近代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