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莎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虽然分属不同语系，文化迥异，但是民间却流传着同一个说法：一只青蛙从孵化便生活在半个倒扣的椰壳下，一辈子不曾跳出来，它就会相信这个椰壳碗就是全世界。椰壳碗内的青蛙，作为印尼和泰国俗话中的共同意象，讽喻的是某种常见的刻板人格和贫乏人生：心胸狭隘、故步自封，一生画地为牢、坐井观天而不自知，还处处自以为是、扬扬自得。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印尼和泰国工作生活过多年，也熟悉这只青蛙的故事，但他所践行的人生道路却正好相反。他一生忙于求学、治学和田野工作，马不停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北美，此后又遍布印尼、泰国、菲律宾。他的主业是东南亚历史及文化研究，然而，他的目光从来不为研究区域的边境所限，其视线横贯亚洲、欧洲、美洲，将世界连为一体，而且，他的研究几乎总是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等理论和方法之间自由驰骋，其重要著述无一不是在突破地理疆界、跨越学科边界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安德森是一位世界公民，被多个学科认领为“自己人”。他也坦然承认：就我自己而言，我有别于俗话里的那只青蛙，我从没有在哪儿停留太久，在一个地方扎根下来。[1]33由此可见，2015年，安德森决意出版英文版回忆录，把标题定为“超越疆界的一生”，应该说名实相符、最恰当不过。而中译本再将标题引申为《椰壳碗外的人生》[2]，乃是一记妙笔，既贴切，又生动。
为什么写作回忆录？安德森在序言中的解释是提供他“出生、求学和成长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时代语境”，[1]1便于年青一代的学子们拿来与学术著作相互参照，进行比较和思考。这个说法十分低调，也合情合理。不过，实际上，最后摆在我们眼前的成品，远不仅仅是一位学者的背景铺叙。通过短短12万字，《椰壳碗外的人生》梳理了安德森的个人成长史及治学史，介绍了他所从事的区域研究学科史，同时概述了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兴衰息息相关的20世纪国际政治史。很少有一部传记将个人的故事、学科的故事和世界的故事如此有条不紊地编织在一起，让各叙述层面齐头并进，相互说明。这种叙述方式，使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自然而然负载了丰富的、值得咀嚼的意味。對于有心的读者而言，这一叙述形式更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了对自我、对专业、对世界三位一体的剖析和批评。
如果说萨义德检讨、区分“纯粹知识”和“政治知识”是他研讨东方学、开展后殖民批评的一条要道[3]12，那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持久关注———换言之，他的“文化主义”研究取向，是他得以突破阶级障碍、人种阻隔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东南亚研究领域获得重大学术成就的关键路径。我们不妨从这里出发来品味安德森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展开的自我解剖。
根据《椰壳碗外的人生》的总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剑桥大学一名古典学专业优秀毕业生成长为一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是先天因素、偶然契机和个人理想综合作用推动而成的。
安德森出生于中国昆明，幼时接受一名越南保姆的照料，9岁以前因为躲避“二战”随父母在亚洲、北美和欧洲之间颠沛流离。他的母系家族来自英格兰，父系祖先来自爱尔兰。这一系列机缘，将民族身份问题和情感认同问题预埋在他的生命中，使他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在英帝国降生和长大的主流学者。将他从蒙昧中唤醒、促使他开始思考这两个问题并做出立场选择的，是求学过程中经历的两件事。第一件发生在剑桥，他目睹棕色皮肤、小个子的印度学生和锡兰学生遭受白皮肤、牛高马大的英国学生的欺凌，自愿帮忙，反被殴打和凌辱。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大学校园内一起司空见惯的学生斗殴事件，但对安德森而言，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遇英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1]28印度和锡兰学生的抗议演说和英国学生高唱《天佑女王》的歌声背后隐藏的国际政治角力才是冲突的核心。这一事件隐喻了被殖民国家与老牌帝国霸权之间力量悬殊的对峙，演示了前者无力的反抗与后者野蛮的压迫。第二件事发生于60年代安德森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他面临一个重选国籍的机会。此时他临近而立之年，并已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了数年的田野考察。是保留使用了近30年的英国国籍，还是改为爱尔兰国籍，就他此时的自我认知而言，既是个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最终，美国国务院扶持的苏哈托政府所发动的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杀，对他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安德森20岁那年在剑桥校园挺身而出还多半是出于年轻人的热血和扶弱惩恶的道德本能，那么，此时决定申请爱尔兰国籍，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安德森左翼立场的成熟和确立。
依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在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弟弟佩里的影响不可或缺。佩里1959年从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此后便投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和思想当中。佩里的专著《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以及他参与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新左翼评论》，引导本尼迪克特从一名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转型为兼具民族主义情感和国际主义心胸的政治学者。不过，从本尼迪克特的自述可以看出，他天性中的理想主义倾向与马克思学说之间存在的天然亲和力，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本尼迪克特始终坚持用“暹罗”这一古称取代通行的“泰国”国名，以对抗“泰”作为统治民族在现实中占据的强力压制地位。这种以民族平等为怀、拒绝与现实妥协、寸理必争的理想主义精神，可以说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
那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从事的区域研究又是怎样一门学科呢？简言之，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一门学术研究，应美国在特定地区“政治中起关键作用”[1]42之需求而产生。地理上，它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和西欧以外的国家和区域；时间上，它聚焦于当代。也就是说，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旨在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抗冷战开启后来自“世界共产主义”的威胁。用安德森的原话说，“区域研究在战后美国的出现，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新霸权地位”。[1]42
区域研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等大型私立机构担任辅助支持。该学科的重点，排在首位的是政治形势研究，其次是经济状况及政策研究，再次是人类学研究（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是兴趣所在）和近代史研究，获得资助最少的是有关当地文学艺术的研究。安德森所在的康奈尔大学以东南亚研究见长，自然也是整个区域研究学术版图的一部分。东南亚研究缘起于“美国企图支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1]44，伴随着东南亚条约组织[4]对缅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内政公开或秘密的干预以及越南战争，其丰沛的研究资金来源于越南战争胶着状态给美国政府造成的焦虑和压力。
从萨义德的纯粹知识/政治知识的角度来看，受美国政府导向的东南亚研究体现的是知识的政治学，它所产生的知识必然是政治性的知识。这样一门学科，如果与反帝国意识强烈的左翼学者相遇，会发生什么呢？《椰壳碗外的人生》告诉我们，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有逆向塑造学科的能动性，有逆轉学科“为我所用”的可能性。安德森的导师之一乔治·卡欣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认为美国政府的武断和暴力源于无知，因而把自己的使命定义为“启蒙政府”。虽然事实证明卡欣的启蒙工作并没有取得他期待的成效，然而，他的进步政治对安德森的政治和学术立场产生了形塑的作用。安德森追随卡欣，为东南亚研究开辟了一条借学术研究求取正义的新路径，将其命名为文化主义（culturalism）。
安德森发现，即便纯粹从智识的角度来看，作为美国东南亚研究首要重镇的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实践也是有明显缺陷的：其一，过于依赖政治学和人类学研究，二者却没有形成共享的智识兴趣和方法论，导致两方面研究各行其道，政治学研究以政治精英为中心，人类学研究以少数民族和边缘乡村为中心，二者互不相干，各说各话，互相消解阐释力；其二，东南亚研究内部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不相匹配，极度失衡，关于文学、艺术、文化的研究极为弱势。
启发安德森另辟蹊径的灵感，首先来自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爪哇的宗教》，这本书打开了安德森有关文化特别是爪哇文化的视野；其次来自安德森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开展的田野工作———田野考察把他引向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两地的差异促使他对自己旧有的文化认知产生陌生感，发出疑问，并迫使他引入系统性的比较思考。
回顾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思路的形成，安德森说，这一路径使他“与（东南亚）民众联系起来”。[1]82这句简单的自我评述，必须与东南亚研究乃至区域研究的既往范式特征与该学科的政治背景结合起来，我们才能领会其特殊意义。安德森的政治—文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的结合与平衡，它一反主导东南亚政治学研究的精英主义路线———站在局外收集数据和信息、借以猜测和想象内部———深入田野实地，穿过文化表征进入研究对象内部发现和探索真问题。另一方面，该路径一反美国东南亚研究的个体主义或局部主义本位———历史和当下问题的解说权要么交由当地少数精英垄断，要么让边缘少数族裔把持———让占据主体的人民来说话，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契合。
安德森的博士论文《青年革命：印尼的政治，1945—1946》（1967）以“一代人”而不是少数人或个别人如何引发革命的潮汐作为阐述核心[1]96，是马克思唯物史观通过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第一次登上东南亚研究学科的舞台。1983年，《想象的共同体》出版。这本书以英文写成，矛头却对准欧洲中心主义，对准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几十年来，它在全球广为传播，对全球人文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这是政治—文化比较研究路径之生命力的最好证明。它也构成了东南亚研究学术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对民族意识及其起源提出假说、加以阐述的学术论著浩如烟海，但论知名度和当代影响力，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排在首位，大概不会有争议。《想象的共同体》读者群之众，美国历史学者埃里克·曲洛（EricZuelow）评论道：“安德森紧扣现代化思路来解释民族的起源，把民族的发展视为工业社会的一个必备元件……讨论民族主义的著作，可能此书的读者最多。”[5]就其学术影响覆盖面而言，“尽管安德森是一名区域研究学者，是受政治学训练的东南亚专家，但他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人文学界最广为引述的学术著作。安德森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强调‘印刷资本主义之于民族公共领域兴起的重要性，指出小说和民族形式是同时产生的相似对应物———这些已经成为讨论民族主义的当代政治理论话语中的常规观念。这些观念对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所关心的一系列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文学和文化在民族公共领域的形成中发挥了什么作用？”[6]2-3著名文学批评家乔纳森·卡勒也明确承认，早先英美流行的形式主义研究范式将文学与文学以外的世界割裂，视文学为孤立的研究对象；而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则帮助文学研究者把文学从孤岛上解放出来，将其还原到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考察。“安德森小说论题的力量在于，它把小说变成了想象民族的一种形式条件，一种使想象民族成为可能的结构性条件。对某些小说的情节、主题以及想象世界感兴趣的批评家，开始借安德森的论点来解释小说是如何凭其内容来参与塑造民族、鼓舞民族士气、证明民族的合法性。”[6]48一言以蔽之，《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一部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族主义专论，凭借其突破性的视野和历史比较方法，使相关问题意识渗透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重塑了它们的发展方向和面貌。
关于《想象的共同体》在学界的传播、流行，安德森一向保持着虚怀若谷的态度。关于各界人士的解读、评论，他一直怀有高度尊重，甚少予以澄清或加以辩解。[7]理由在于，他并不希望为“想象的共同体”指定某个“正确的”理解思路，从而使它变成一个丧失了变通可能的固定研究套路，沦为一把随时随处可用的万能钥匙。《想象的共同体》拆除学科藩篱，集合五花八门的思想和方法资源，最终找到了称手的工具，帮助安德森解决了此前他自认为无力把握的问题。安德森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学术研究应该是方法开放和结尾开放式的探索，因此，允诺读者读解自由是培养创造性之路，才能鼓励读者尽可能使用已有的知识开垦未知的田野。也正因为安德森持有这一信念，《想象的共同体》被诸多学科纳入研究生教材，被视为一门“民族主义理论”，他也被称为“理论家”，这些变化使他意外、高兴也不安。[8]安德森打破长久的沉默，在回忆录《椰壳碗外的人生》中专辟章节解说其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应该放在这一语境下理解———他如此警惕“理论化”和“学科化”圈定知识领域、固化研究方法的力量，[9]他希望为《想象的共同体》祛魅，还原其“非专业”的多元交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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