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贱名好养”

李煜东

翻开记录中古中国民间社会样态的走马楼三国吴简或是敦煌北朝隋唐五代写卷，就会发现民众在起名字上的不拘一格。

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记载了不少以动物或“奴”“黑”等带有贱名性质的名字，比如邓狗、朱狗、谢狗、邓鼠、李鼠、谢牛、谢羊、胡秃、邓黑、潘黑、文黑、谢奴、田奴、王奴等。这一现象在后世颇能见到，如在敦煌写本伯希和P.3418文书中，就有秦苟苟、张小苟、邓苟奴、令狐苟儿、张猪苟、任小苟、索苟儿、郭苟苟等以谐音“狗”为名的人。根据高启安统计，在斯坦因S.2669文书《敦煌诸寺比丘尼姓名年龄籍贯表》中所列的268名女尼里，光称“丑丑”的女尼就有6位。更离奇的是，还有人叫作粪堆，比如米粪堆、段粪堆、张粪堆、龙粪堆。清代学者赵翼在《陔馀丛考》卷四二“命名奇诡”中总结了历代各种奇怪的人名，比如金代有海狗、李瘤驴、唐括狗儿、完颜猪儿等。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取这样的名字呢？研究《嘉禾吏民田家》的学者高凯认为，“中国古代人口儿童死亡率极高，以动物或'奴'野等贱字为孩子起名，有期盼孩子能像狗、鼠一样生命力顽强之意……这种习俗一直沿袭至今，今天河南农村尚有以'狗蛋'二孬'孬蛋'黑子等为孩子起名的习俗”（《从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看孙吴初期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寻根》2001年第2期）。至于敦煌的现象，高启安亦有类似解读：“民间认为，给孩子起一个贱丑名，可以起到让阎王爷轻视的作用，在勾魂时会认为这是一条狗、一头猪或是别的什么动物、东西，因而放弃勾魂，使起这类名字的人长寿……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的命是天定的……名字如果起得过高、过大、过好，则会占用生命的其他部分。作为一个贱丑的人，只有起一个与他命运、身份、地位相符合的名字，才能保持他应得的寿命，反之则会损寿。”（《信仰与生活：唐宋间敦煌社会诸相探赜》，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

看来，这似乎就是当今社会仍时常会提到的所谓传统习俗“贱名好养”。而且，这不是汉人所独有。比如记者李柯勇在西藏旅游时，在布达拉宫广场遇到一位叫“其加”的藏族老人，而“其加”在藏语里，似乎是狗粪的意思（李柯勇：《点亮一盏酥油灯：西藏手记》，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另外，西夏史学者杜建录教授说：“给孩子起猪狗之类的贱名好养，是地处偏远的西夏人的习俗。”（《西夏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杜教授依据材料有一说一，但结论稍显保守，因为显然不独西夏人有这一现象。甚至在日本，似乎也有这样一说。山冈庄八的小说《德川家康》里说：“（丰臣）秀吉严命连下人都不能对孩子加尊称……大藏局却忘了秀吉在失去鹤松时的极度沮丧。不加尊称，乃是秀吉害怕在大喜之后又会大悲。世人常说，悲喜同途，贱名好养，可是，他无法明白这些。”

今日，“贱名好养”的说法散见于各类姓名研究、习俗略陈，乃至玄乎又玄的起名学图书里，并且强调要破除“贱名好养”“贱名长命”的迷信。总的来看，“贱名好养”的结论似乎是得自于对当今社会的调查，高启安就曾撰写《甘肃农村汉民起名风俗》，王旭博士曾在关中育英村调查，也提到了农村存在的“贱名好养”的社会心理。

但是，无论走马楼吴简或敦煌卷子，都只是呈现出了贱名现象，未解释原因。学者提出的解释与“贱名好养”相关的“信仰”似乎也没有基于史料，而是基于对当今社会的认识。然而，当今的县志或社会调查，也只能得出今天或者说近百年的人们有“贱名好养”的认识，能否用于解释古代，尚有疑问。那么，到底古人是怎么样想的，历史文献上有没有此类记载呢？

清代学者杭世骏在《订讹类编》卷四“女非屈原姊”中提到，古代“娣”“”等字的女字旁是后人加的，“盖古人以贱名子女，祈其易养之意”。这一解释常被用于注解《楚辞》。然而，他也只是笼统地说古人有“贱名好养”的意思，但古人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这样的“古”能推到多远，还是未知数。

幸而，我们能够在宋代文献中发现蛛丝马迹。《渑水燕谈录》是北宋人王辟之所撰，完成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该书卷一○的主题是“谈谑”，记载了欧阳修的一件轶事：

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者，必正色视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问：“公既不喜佛，排浮图，而已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贱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问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

说欧阳修不喜欢佛教，但他的小儿子却小字“和尚”。从欧阳修巧妙应对中可知，给小儿起小字为“和尚”，是为了贱和尚、贱佛，这一点并不奇怪，和尚、道士往往被视作贱名。但在这段记载里，欧阳修并没有说起与“贱名好养”相关的话。有意思的是，在一部不知作者的宋代文献《道山清话》里，也记载了这件事，但略有不同：

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为名，如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

這就是明确点出将幼儿取名为“僧哥”，是因为“贱名好养”了。

而在南宋文献中还有另一个例子，是评论司马相如之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后来因为仰慕蔺相如，才改名相如。“犬子”，《史记索隐》引孟康注称“爱而字之也”。唐代颜师古在注《汉书》时，说“犬子”是“父母爱之，不欲称斥，故为此名也”。孟康和颜师古的说法，似乎在矛盾与不矛盾之间，但颜师古毕竟强调了这是“不欲称斥”，故而王先谦就认为孟是颜非。南宋人王在他的笔记《野客丛书》卷三○中对此事有一评价：

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于生养，故以狗名之……今人名子犹有此意，其理甚明，非谓其少时学击剑而名犬子。

我们暂且不论司马相如的父亲到底为什么要给孩子起名犬子，但从王的说法中至少可知，宋代有给小孩取贱名的情况，且其内涵在于让小孩“易于生养”。这样，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些古代人就觉得“贱名好养”的证据。然而可惜的是，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暂时所能找到的最早明确阐述“贱名好养”命题的史料。

其实，翻阅文献，我们发现，在取名问题上，儒家经典和学者们早有论述。如《左传·桓公六年》载：

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

说明儒家在很早就已经强调了取名规则。从文义上来看，取名的规则颇多，主要还是偏重佳名，特别强调了不能以牲畜为名，尽管从后世来看未必能够遵守。到了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卷二里，就起名问题告诫子孙：

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儿曰鲤，止在其身，自无可禁。至若卫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虮虱;长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连及，理未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使其自称及兄弟所名，亦何惡哉？前汉有尹翁归，后汉有郑翁归，梁家亦有孔翁归，又有顾翁宠;晋代有许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当避之。

说起一些奇怪的名字就罢了，但如果连及其他人就万万使不得。比如司马相如名犬子，王修名狗子，这不是连带着说他们的父亲是狗吗？南北朝时期北方有不少人叫驴驹、豚子，他们自称或让兄弟们这样叫他，谁又能受得了呢？

司马相如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有所论述。他的父母到底为什么给他起名为犬子，已经无法探知。颜之推对子孙的谆谆教诲提示我们，也许在西汉乃至东晋还是正常的、可被人接受的名字（他所举出的王修是东晋人），到了北齐，就已经被人笑话了。而且，颜之推还进一步发挥说，像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而改名这样的事情，“连古人姓为名字，亦鄙事”。可见，从汉晋到北齐，对此类名字的认识发生了巨大转变，此类贱名已经不被理解了。如果当时果真存在“贱名好养”的风气，那么颜之推应该不会下这样的定论吧。

实际上，如果说是为了“贱名好养”，那么起了贱名以后，反而让人受到名字的愚弄，就得不偿失了。《世说新语》“轻诋”条记载：

王右军在南，丞相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虎犊，还其所如。”

虎，是王彭的字;虎犊，是王彪的字。是小猪，犊是小牛。丞相王导写信给王羲之，感叹他的子侄才智低下，正像他们的小名一样。也就是说，起了贱名，反而害了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起名学强调这种俚俗的名字会让人产生没有教养、没有学问的联想，进而对小孩产生心理阴影，不利于小孩成长（李浩：《流声：中国姓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所以，仰古、明志、慕利、免灾、祈寿才会成为命名的主流，而不是“以贱为名”“贱名好养”。

也许有人说，这些贱名只是小名、乳名，小时候在家里面叫叫，长大了就要改成正常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贱名也不一定是小名。比如犬子就是司马相如正式的名称，只是后来他仰慕蔺相如，才改名相如。又比如伯希和P.3560文书讲敦煌水利灌溉问题，其中提到“前代平水校尉宋猪”，看来宋猪应该就是他的正式名字。

现在，我们可以稍作总结。古人确实存在给孩子起贱名的情况，但要特别注意，这种“贱”名到底是古人就认为“贱”，还是今人，也就是我们在语义上认为“贱”。赵翼在分析古代的“命名奇诡”时指出，“古人命名，原有不避丑恶之字者……此本古俗”，而北人，如辽金元人的贱名，乃是“北俗之尚质”。这一点还有深入讨论的空间。

至于“贱名好养”这一习俗，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史料，最早明确论述当时社会上存在这一现象的是宋代。因此，我们应该慎重一点，出现贱名但未必代表出现“贱名好养”的观念，最迟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贱名好养”的观念。至于有贱名，却没有“贱名好养”说法记载的宋代以前的情况，我们只能保守地认为：1.也许“贱名好养”是宋代流行起来的观念;2.也许宋以前早有“贱名好养”的观念，但没有文献记录下来;3.也许因为“贱名好养”太下里巴人，士大夫不屑于记录、评论和使用，乃至鄙贱名，这或许是“大传统”与“小传统”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