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1006年～1097年），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字宽夫，别称“文潞公”。从翼城知县起步，历仁、英、神、哲四朝，仁宗朝两度拜相，英宗、神宗朝为枢相九年，哲宗朝除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出将入相50多年，在政事、军事、民事、文学、书法上均成就不凡，堪称千古贤相。而其尤为后人所称道的则是虽居庙堂之高，然关注民间疾苦，重视农业生产，以“兼济天下”的心态为百姓服务，为朝廷效劳。
文彦博早年在基层任职，一步一步官至宰辅重臣，而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为百姓舒忧解困的政治立场，则贯穿其整个仕宦生涯。
文彦博的第一个官职为大理寺评事、知翼城县，虽然初入官场，已经显示出了其亲民爱民的良好作风。知翼城县期间，文彦博亲下阡陌，劝课农桑，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戴。翼城有条河叫浍河，绕县城南门而过，水势汹涌，经常淹没两岸百姓的农田、屋舍。文彦博便在天圣六年（1028年）组织民夫修缮堤坝，并于县衙东面修缮加固的河堤上捐建了一座河亭以观察水势，还亲自书写了岁月榜于河亭屋楹之上：“临城碟，瞰浍溪，远挹山光，林木森布，翼之盛况，此亭为最。”后文彦博治理翼城功绩卓著，外调他邑，翼城百姓感其恩德，遂将此亭呼为“潞公轩”。
古语有云：“贤臣起于州县，良将发于行伍。”自古以来县治一职都是历练国家贤才，选择政治栋梁的不二人选。文彦博在做了翼城知县后，又先后担任了榆次知县、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副使、龙图阁直学士知渭州、秦凤路都部署兼知秦州等不同的官职，这些历练最终为文彦博进入更高的执政平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庆历四年（1044年）12月，文彦博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改知益州成都府。成都经济兴盛，物产丰富，古称“天府”，盛唐时期更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文彦博在知成都府的三年中，“遇事果断，政有威严”，但是其体恤民间疾苦的执政方式依旧没有改变。旧时成都平原四周多山，地狭民稠，所以米价一直居高不下，一些不法商贩经常囤聚米粮，高价出售，牟取暴利，百姓苦不堪言。文彦博的前任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平抑米价，但都收效甚微。文彦博注意到这一问题之后，下令由政府从其余地方调集大量米粮，在临近城门的十余处大院设立售米处，平价出售，并在成都府的主要街道张贴布告，通知百姓可以不限量购买。这一措施非常有效，不到半月，成都米价恢复到正常的行情，百姓们称赞不已，认为文彦博治蜀有方。
熙宁二年（1069年），已经贵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对参知政事王安石主持的“新政”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认为“新政”中的“青苗法”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应该废除。青苗法是在春秋两季农作物未成熟以前，官府将常平仓的粮食折成现钱贷给农户，待有了收成之后再加息纳还，利息统一规定为20%，其初衷是为了避免农民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同时也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可以说政策制定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府为了多收利息，变百姓自愿借贷为强行配发，强制纳息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且一旦遇到天灾，收成欠佳，百姓又要被迫向豪强借高利贷以偿还官债，造成恶性循环。虽然文彦博曾经在皇帝面前举荐过王安石，二人私交甚好，但是为了百姓着想，文彦博依然向宋神宗上了一道名为《言青苗钱》的奏疏，指出“青苗法”利于“富国”而不利于“安民”，朝廷若一意孤行，长此以往必定会失去民心。然而一心想要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的宋神宗选择支持王安石，没有采纳文彦博的意见。文彦博见朝廷执意如此，便多次上疏，请求辞去枢密使，外转到地方任职。
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文彦博以守司徒兼侍中、河东节度使的身份判河阳府（今河南孟州附近）。对于文彦博而言，虽然暂时摆脱了复杂的枢密院政务，避开了中央的政治漩涡，但他并未忘却民间疾苦和国家的兴衰。熙宁六年（1075年），当他看到河阳、济源等地的百姓因水旱灾害而不堪重役时，立即上书朝廷：“臣检会河阳诸县人户陈状并值夏秋五料灾伤，乞免向去一料春夫……兼臣于十一月、十二月两次被旨赴济源祷雪，所过河阳、济源两县界，自秋至冬，久无雨雪，田畴干旱，种麦全少。况此两县在本州稍微富庶，尚乃村落萧然，若不减重役，必不聊生。”除了奏请朝廷减免百姓负担外，文彦博还在洛阳龙门山附近的胜善寺建立了一座药寮，捐献钱粮、药草、医书，由精通医道的僧侣为贫困百姓无偿治病，解民困苦，造福一方。
元封三年（1078年），已经75岁的文彦博屡次上书告老还乡，但是朝廷不准。九月份，宋神宗更是加封文彦博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兼河東、永兴军两镇节度使判河南府。北宋时洛阳为陪都，号称“西京”，山河形胜，富庶繁华，文彦博虽然不再担任宰相，但是负责西京洛阳府的相关军政事务，也显示出了朝廷对文彦博的重视。
此时的文彦博虽已年过七旬，但在留守洛阳期间，依然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彼时的首都开封府人口数百万，物资消耗极为庞大，非常依赖沟通江南的汴河。汴河是一条人工河，自隋朝就已经开通，河水主要来自黄河，但泥沙淤积导致河道经常断流。元丰二年（1079年），宋神宗下令引洛河水入汴河，以清理淤泥，“导洛通汴”。这本是一项利国之举，但是由于洛河水量本就小于黄河，尤其是冬季河道结冰，进入汴河的水量更是锐减，有司为了保证汴河水量，不使洛水再入洛阳，严重影响了洛阳百姓的生产生活。文彦博发现这一情况后，非常着急，于是他趁着皇帝宠信的中官刘惟简到洛阳之际，厚结惟简，将这件事陈述给他，并托他如实转告，请求宋神宗下令使洛水重新进入洛阳。刘惟简回到开封后，将文彦博的请求如实报告给了神宗。非常敬重文彦博的宋神宗立即下令施工者复引洛水进入洛阳城，不但恢复了洛阳往昔的水上交通，而且也使得洛阳附近百姓的农田得到灌溉。洛阳民众十分钦佩文彦博的德行，感念他“惠化遍天下，蜚有不周，而在洛为多”。元丰四年，洛阳百姓自发集资在洛阳资圣院为文彦博设立了生祠，以表达心中的敬意。
元丰六年（1083年）十一月，年近八旬的文彦博自感年老体衰，对于政治日趋倦怠，于是请求辞官归隐。朝廷鉴于文彦博功勋卓著，名动天下，于是加官文彦博太师（三公官，正一品），准许文彦博以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河东节度使的官衔致仕洛阳。
经历了数十年的宦海浮沉，致仕后的文彦博变得更加豁达洒脱，虽然注意力转移到纵情山水，赏花品酒，与洛阳一帮耆宿诗词唱和，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文彦博对国事的关注，对民生疾苦的留意。“元祜更化”之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司马光上书朝廷，奏言文彦博“沉敏有谋略，知国家治体，能断大事”。请求临朝听制的高太后（名将高继勋的孙女，英宗赵曙的皇后）和宋哲宗重新启用文彦博。高太后于是派遣宦官梁惟简赐给文彦博一份手诏：我临朝听制已经有一年多了，虽然尽心竭力，但是天下之大，事务之广，能力还是有所不及，因而想多向老臣们征询意见。我在宫中查阅旧日奏疏，发现您的章奏经常可以切中时弊，发现爱卿您是可以担当国家大任之人。期待您高明的进言，以弥补朝政的缺漏。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文彦博上疏答诏，提出了自己对于“纳谏、任贤、安民、御边、理财”等方面的建言，其中就包括“方朝廷大施仁政，勤恤民隐，亲民之官，专在守令。宜申戒吏部，遴择其人，政得以和，民受其赐”。这段建言中，文彦博主张选择良牧，施行仁政，抚恤民困，赢得民心。文彦博的爱民之心与亲民之情，拳拳可见。
答资访诏之后，高太后对文彦博的治国理政才能非常满意，加之宰相司马光的屡屡推荐，于是，元祐元年四月，朝廷授予文彦博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的职位，序位在宰相之上。已经81岁高龄的文彦博接受任命之后，一面处理朝廷紧要的军政事务，一面侍候哲宗皇帝经筵，向天子传授儒家经典和治国要义。文彦博对于国家政务变革始终坚持一种稳健的态度，既主张变革，又反对疾风暴雨，以防加重百姓的负担，比如其建言皇帝“盖朝廷大号令必当自上而下，州县常差役理需自下而上，则各从民便”。这一建言的出发点在于文彦博发现很多朝廷高官缺乏基层为官的经验，他们发的很多议论虽然高雅，但是可操作性不强。他请求将朝廷政策的细节制定委托给地方府州县官，从而制定出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行政措施。
元祐元年九月，文彦博政治上的亲密盟友宰相司马光病逝，文彦博深感悲痛，提笔写下“莫逆论交司马公，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谋同道殊无间，一死一生今遂分”的感人诗句。故友的相继离世，政治环境的起伏无常，年老力衰的身体状况叠加在一起，加速了文彦博的求退心切。此后三年里，文彦博不断上疏要求致仕。虽然朝廷希望文彦博继续服务天子，以“镇服四方，稳定朝局”，但是面对一位八十多岁老人安度晚年的请求，也不忍拒绝。元祜五年（1090年）二月，文彦博以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充护国军、山南西道两镇节度使的官衔致仕。临行之际，文彦博因为洛阳遭遇大旱，于是又上了《奏勤恤民隐事疏》《奏久旱乞不追扰事疏》等数份关心“小民艰食”的奏疏。
仔细梳理文彦博的仕宦生涯，可以发现，解民疾苦、爱惜民力的思想贯穿其执政实践的始终。从担任翼城县令时的亲入阡陌、劝课农桑、治理水患，到担任成都知府时的打击奸商、平抑米价、与民实惠，再到担任枢密使时的反对加重百姓负担的“青苗法”，以及在地方重镇三度担任“使相”（节度使兼中央政府宰相头衔）时，所上奏的“久旱无雨，乞减免百姓租税”“复引洛水进入洛阳，恢复洛阳附近的农业生产”“选择亲民守令，大施仁政，勤恤民隐”，直至以太师致仕时所上的忧虑“小民艰食”的几份奏疏，可以说，文彦博是一位真正践行了“民本思想”的宋代政治家，其歷职内外，处处为百姓着想，对北宋中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代文豪苏辙评论文彦博“器业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无为而庶务以成”，绝非恭维之语，当属实情。
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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