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新中国改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农村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许多地方都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

然而有个地方却没有抓人，仅靠文斗就把事儿办好了。

毛主席得知后连连夸赞，当即批示：发到各县要他们仿效，全国推广！”

这就是“枫桥经验”。

60年代初，新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举步维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暗潮汹涌。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在各县乡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势在必行。

1963年6月，浙江省诸暨县的枫桥镇成为浙江省的教育运动试点。

当时，枫桥7个公社有四类分子911名。一开始，有一些干部认为“江山是靠打的，敌人只能打到服，讲道理哪行啊？”

然而，人都有逆反心理，一上来事都没讲明白，就把人家打一顿，不仅打不服他们，还让他们心生怨怼反抗得更加激烈，不利于社会安定。

比如，当地有个大地主，拥有1400多亩土地，他称十几个平方的房间连自己的膝盖都容纳不下，还故意给十几平的房间取名“容膝斋”，在容膝斋写了一本反动的抄诗本。

这位大地主，总共被斗了20多次，被罚过跪，还体验过“假枪毙”，但都没办法制服他。他每次都把头抬得高高的，往那一站等着挨打，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再比如，还有一位富农，都被斗成了老油条，你们斗你们的，反正自己是依然我行我素。他说：“我反正是唱戏文的猢狲，上台斗斗也没啥关系。”

后来干部和群众总结的经验教训，他们经过讨论得出结论：武斗斗皮毛，外焦里不熟。

把他们抓进监狱，那是一个民警教育多个四类分子。

但如果换个思路，换成群众路线，让群众去教育四类分子，那就是多个群众对1个了。还是要以理服人，从思想上转变才行。

之后，干部群众不再斗四类分子，既不打也不批评，而是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自己来说，有不服的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意见，说得好的还有鼓励和表扬。

就这样，大地主和富农都配合改造了。事后他们都说：“这次真服了，这次没打，但是斗得最痛！”

后来这种方式应用到了基层管理的方方面面，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就地想办法解决。渐渐地，这里就形成了“捕人少，治安好”的局面。

1963年12月，针对此地情况的一份发言稿送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大为赞赏，并批示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的一面旗帜。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县乡治理一直都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界面，承载着广大基层工作人员的治理职责，同时也是问题最多的领域。

各地有各地的特殊情况，县乡群众的思想层次也千差万别。

郡县治，天下安。但县官如何治县，尤其是现代县官如何治县，我们知之甚少。

为此，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10多年间，深入东中西部各省基层。

对县域治理中的体制、机制、政策、权力、财政、人事、事务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她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都记录到了《县乡中国》一书中。

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大量真实案例，呈现了县治的诸多场景。

杨华的这些研究可能不那么“精致”，不那么成熟，但绝不平庸，他的诸多观察和思考无论对基层干部还是相关研究者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适合基层工作人员和考公人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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