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拉康甲的碑文里，主要表扬了娘·定埃增的功绩，以及王室给予其家族的各种待遇。
右边这方夏拉康乙的碑文，内容与左边的甲相仿，也是在肯定定埃增的功绩，并且再次强调“王室给予的待遇，不得减少，不得更改。”
那既然两块石碑内容相仿，为何要再次盟誓立碑呢？
关于这个问题，碑文里也给出了答案：“往昔，盟誓之时，即赐予诏文及与效力相等之权利，与之相应之恩泽。但，定埃增本人对所赐予之恩泽，祈请恳辞，不愿接受。
予思之，所赐虽与盟书誓文相符，但其恳求减少、降低，则与效力大小之权利不相适应矣。
对娘·定埃增施恩微薄而亏待于彼，予心有憾焉。”
所以，我决定“增添誓文内容”。
虽然他言辞恳切的推辞，“不愿再求超越”，但我觉得“对其竭力效顺之还报，恩泽岂能泯灭”，还是“应予相应适宜之赏赐。”
从上述内容可知，右边这方石碑是对左边石碑内容的增补。
既然是增补，那就肯定在左边石碑之后了，所以在《吐蕃金石录》里将左边的石碑命名为夏拉康甲，右边的石碑命名为夏拉康乙。
从碑文上看，娘·定埃增在被赋予了大相职权后，曾有一个推辞的过程，但赤德松赞没答应，反倒是加码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娘·定埃增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
是不是他认为僧人参政，从短期上看确实可以提升佛教的地位，但从长远上看，却未必是件好事儿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此前的一件旧事。
吐蕃佛教对权力的觊觎由来已久了。
在赤松德赞时期，随着寂护、莲师入藏，以及桑耶寺的建成，三户养僧制度的确立，佛教在吐蕃的势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但吐蕃的佛教领袖并没有心满意足，他们对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提出了诉求。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僧人也是人。
只要是个人就会有欲望，而欲望的边界是个不断扩大的过程。
当你饿得两眼发绿的时候，来个窝头就很幸福，可等窝头吃饱了，馒头就代表幸福了。
佛教刚刚传入吐蕃，惨遭本教势力打压，那时候窝头就是他们目标。当时佛教的诉求可能仅限于，我传我的，你传你的，我也不招你，你也别揍我。
可等到佛教斗败了本教，建成了桑耶寺，馒头就成新目标了。
此时的佛教领袖拔赛囊就要求“不给贵族出身者特权，权力归于佛教比丘。”
赤松德赞也一度想“授予僧团首领大金字告身，位列众臣之上，并参与小御前会议。”
这里说的“僧团首领”几乎就是特指拔赛囊本人，因为他是吐蕃弘佛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寂护大师的亲传弟子、吐蕃首批出家的“七觉士”之一、桑耶寺的时任堪布，还是赤松德赞的佛教老师。
但就算有如此豪华的头衔，僧人的企图依旧遭到了大臣们激烈的反对。
其中，最著名的反对者被称为“九不皈依者”，他们的首领恰恰就是娘·定埃增。
按照《巴协》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正是在娘·定埃增的带领下，吐蕃贵族对韦氏群起而攻之，“娘氏等人召集了歹徒，并让歹徒坏拔赛囊的修法，迫使他从桑耶寺逃走，远遁洛扎，避居于拉隆地方”。[1]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并不清楚此时的娘·定埃增是否已经出家。
于是就出现了两种情况：
如果他尚未出家，那他的身份是一个主修禅宗的贵族大臣。
在这个标签下，反对代表印度佛教的拔赛囊获得更大的权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当时持反对态度的绝不是娘·定埃增一个人，他不过是其中态度比较激烈的大臣之一。
如果他已经出家了，那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又分出了两种情况：
如果此时，他还在修行禅宗。
那就意味着，他在代表顿悟派抵制渐悟派。
而且，我们也知道，娘氏家族里笃信禅宗的不止定埃增一人。
娘·夏米就代表禅宗参加了渐顿之诤，并且用割自己肉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那么是不是定埃增在家族其他成员的支持下，搞掉了拔赛囊呢？
这种来自佛教内部的修行路线之争，愈演愈烈，最终走向了彻底破裂 的渐顿之诤。
如果，他已经抛弃了禅宗，改投无垢友大师门下了。
那就不是渐顿之争了，而是印度佛教势力的内部派系斗争。
无垢友大师属于莲师一系，更偏向于密宗。
虽然莲师在佛教传入吐蕃的过程中居功至伟，但吐蕃佛教却一直控制在寂护大师的中观派手里。
这一点从桑耶寺堪布的人选上便能一窥端倪，寂护大师圆寂后，继任者是他的弟子拔赛囊。拔赛囊被撵走之后，继任者是寂护大师的另一个弟子拔贝央。
这位高僧跟拔赛囊一样，也是出身于韦氏。
拔贝央之后，还是寂护大师的亲传弟子，拔赛囊和拔贝央的师弟恩兰·嘉哇却央。第五和第六任也同样是寂护大师的高徒。
但随着娘·定埃增的崛起，寂护一系开始丧失对桑耶寺堪布的控制权。到了第七和第八任堪布，开始变为了无垢友系统的娘氏成员——娘·却热熏奴和娘·夏弥果恰。
这样看起来，定埃增对拔赛囊下重手驱逐，在政治博弈之余，有没有宗教派系的矛盾在里面呢？
我们不知道！
只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关于这件事，学者们还有一种推测。
这就是，当年娘氏惨遭松赞干布打击之时，韦氏在一边袖手旁观。
虽然，我们确实没有韦氏曾落井下石的证据，但娘氏倒台后，韦氏立刻便与松赞干布盟誓，一跃而成吐蕃最大的贵族世家。[2]
这种态势的改变状况，会不会让两家结怨，等拔赛囊惹了众怒，娘氏趁机下手来搞韦氏呢？
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
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件事的背景有点复杂了？
政治利益、家族仇恨、宗教斗争、派系矛盾都缠绕到一块了？
实际情况，可能还要更复杂些。
因为这件事的背后，不排除还有吐蕃贵族之中“尚”族与“论”族的斗争。
为了不让大家更迷糊，有关“尚”与“论”之间的问题，我们放在下一期，“尚”族与僧相关系的部分来讲。
总而言之，撵走拔赛囊的行动，娘·定埃增肯定参与了，而撵走拔赛囊的原因是不想让他成为大相，攫取更多的权力。
可到了赤德松赞的时候，娘·定埃增成了大相，在夏拉康碑里明确的写着“及任平章事之社稷大论，一切所为，无论久暂，对众人皆大有裨益。”
从不想让拔赛囊当大相，到自己成了大相，历史在定埃增身上出现了一个充满趣味性的轮回。
那么定埃增推辞做大相，是因为他曾经搞过拔赛囊吗？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也有一种可能是定埃增认为僧人获得如此高的权力，未必是件好事。
如果这个推测要是能成立的话，那定埃增的目光就穿越了重重迷雾，直接看到了前弘期佛教的末路。
因为佛教获得了权力，也必将被权力反噬。
吐蕃末期的灭佛事件，恰恰就是世俗集团对佛教势力的总清算。
我们不清楚，定埃增是不是真的那么睿智，可以洞察几十年后的情况。我们只知道，他的推辞和婉拒是注定不会成功的举动。
赤德松赞靠佛教势力上位，他只能用扶持佛教的方式来稳定政局。所以，他必须要提升佛教集团在吐蕃政治版图中的权重，给僧人一个大相的地位，就是最有标志性的措施。
在面对娘·定埃增婉拒和推辞的时候，他干脆两次发起盟誓，逼定埃增接受。
在夏拉康乙的碑文里写道：“（我）对其竭力效顺之还报，恩泽岂能泯灭，应予相应适宜之赏赐。”
这哪里是赤德松赞感觉不好意思，简直就是用软刀子杀人，逼定埃增不好意思，让他不得不接受大相的封赐！
再来说吐蕃的佛教势力，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觊觎由来已久了，僧团的高层深知政治力量是推动佛教发展的必备条件，只有参与其中才能争取更多贵族的支持，他们迫切需要这种局内人的身份。
所以，定埃增婉拒大相也会受到来自于佛教内部的压力。
除了上面两点，娘氏家族也不会支持定埃增。
娘氏蛰伏的时间太久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等化茧成蝶，重回巅峰的契机。这个契机放在眼前，定埃增居然要拒绝，可以想见娘氏家族内部的愤怒。
所以，定埃增只能接受，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他成为大相之后，娘氏家族确实深受其益。除了碑文上赞普赏赐的那些待遇以外，娘氏在佛教势力内部也得到了快速的扩张。
我们刚才说过，桑耶寺的第二任、第三任堪布均出自韦氏，但之后的七任和第八任堪布都来自娘氏。[3]
这就是朝里有人的好处！
那么定埃增担任的这个僧相职位，到底有多尊贵呢？
我们来看一份吐蕃时期的资料。
在赤德松赞执政期间，曾经建立过一座噶迥寺，寺名的藏语全称为“噶迥多吉英”。
这座寺院现在还在，只是规模很小了。
它的位置也很好找，就在西藏牦牛博物馆的对面。
这座小寺里保存着一方吐蕃时期的石碑，碑文倒是没啥可说的，就是赤德松赞建立了寺院，要求后代赞普对佛教必须爱护珍惜，时时供奉不得减少。
在碑文的最后提到，寺院建立的时候，吐蕃君臣举行过一次规模宏大的盟誓，详尽的盟誓文书被妥善收藏了起来。
这份碑文里提到的盟书，在藏文史料《贤者喜宴》里有全文抄录。
盟誓文的最后，罗列了参加盟会的人员名单。
其中，位列第一的是王妃没庐氏、琛氏和属庐氏；
排名第二的是各小邦的王子，包括吐谷浑小王、工布小王和娘地小王。
上面这些都属于君的序列，下面就是臣的序列了。
在臣子中，排序第一的不是吐蕃大相，而是僧相贝吉云丹和定埃增；
再往下，才是贵族大相的位置。
六位大相的排序，分别是没庐氏、琛氏、韦氏、韦氏、琛氏和朗氏。
大相名单之后，是内相、近侍官（悉南纰巴）、外相、法官、将军的名单，有好几十人。[4]
这份带有排序的名单非常宝贵，它可以告诉我们当时吐蕃的政治结构。
先说排序第一的王妃：
我们之前说过，吐蕃王室利用“尚”（外戚家族）来平衡“论”，但同时也在想办法制衡尚族。
制衡的手段之一，便是长妃的家族，几乎不会连续出现。
赤都松赞的长妃出自琛氏，尺带珠丹的长妃就成了纳囊氏。到了赤松德赞变成了蔡邦氏，赤德松赞的长妃家族又换成了没庐氏。赤德松赞之后的热巴巾（赤祖德赞）长妃再次轮换出自纳囊氏。[5]
这个做法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家族连续掌权，因为晚期吐蕃赞普的长妃就是赞普的母亲，而作为赞普的母族，大相之位也一般由其家族成员担任。如果一个家族的女儿连续做长妃，也就意味着家族里的老爷们连续担任了大相。
这对于经历过噶尔家族弄权教训的吐蕃王室来说，是一定要避免的事情。
臣子部分的排序非常耐人寻味，僧相排在了大相之前：
在夏拉康甲的碑文里也有一份参会人员名录：“王兄牟茹赞普与王后戚族，诸小邦、平章政事社稷大论以下、诸大尚论均使其参与盟誓。”
排序的方式为王室成员、后族、小邦之王、大相和各级大臣，里面可是没提到僧相。
这就说明，在夏拉康寺立碑封赏的时候，定埃增获得了僧相的地位，但政治地位还没那么高。
而到了建噶迥寺的时候，僧相的排序已经超越了其他大相，居于一人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了。
另外一点就是，赤德松赞时期并不是只有一位僧相，贝吉云丹排在定埃增之前。这说明，吐蕃至少有两位僧相，而且贝吉云丹的地位还超越了定埃增。
关于贝吉云丹的地位，在“昌都丹玛摩崖石刻”里也有记载：“猴年夏（804年），赞普赤德松赞时，封比丘为佛法和议政大臣之衔，赐金字以下告身。王妃等众多王室成员和臣民入解脱之道，命宰相比丘勃阑伽·允丹、大相以及内臣等开始着手与唐议和之事。[6]
这方摩崖石刻里明确提到了“封比丘为佛法和议政大臣之衔”，有的学者干脆就把这句话翻译为“封比丘为政教宰相(平章政事)”。
也就是说，到了804年贝吉云丹就已经位列僧相了，考虑到定埃增拥有赞普老师的身份，他做僧相的时间应在贝吉云丹之前，所以林冠群先生推断第一块夏拉康石碑的年代，应在798——800年之间。[7]
至于第二块夏拉康石碑的年代，碑文里就写着呢，盟誓举行于赤德松赞执政期的“后一个龙年”，也就是公元812年。[8]
另外，按照吐蕃的惯例外交和军事事务归大相负责。
可赞普在涉及与唐朝议和事务时，却把贝吉云丹的名字写在了大相之前。
这说明他作为僧相，有权主导吐蕃的对外事务。
也就是说，他的职权范围涵盖了大相的权力范畴。
这位贝吉云丹，真名叫勃阑伽·云丹，出自吐蕃贵族勃阑伽氏，其家族为下部五茹之千户。
关于他后来居上的原因，汉藏史料里都没有记载。张延清老师认为，可能是定埃增醉心于佛法，不喜凡俗事务，因此退居第二。[9]
这也与他推辞大相的态度相符。
但不管怎么说，僧相的出现，意味着吐蕃佛教的势力显著增强了。
再有一点就是大相的人选：
按道理说，蔡邦氏作为赤德松赞的母族，大相之位该有蔡邦家族的一席之地，但盟誓文里的六位大相，两位来自琛氏、两位来自韦氏，一位来自朗氏，排序第一的那位来自没庐氏。
从比例上看，尚族与论族各占一半，打成了平手，既没有赞普的母族蔡邦氏，也没有上代赞普时期的权臣纳囊氏。
当然了，这两个家族树大根深，没担任大相，不代表家族成员没成为重臣。
在大相之后的内相名单里：
排序第一的就是纳囊氏大臣：
第二、第三的是蔡邦氏大臣：
第四、第五又是纳囊氏：
第六位来自贝吉云丹的勃阑伽：
第七位来自定埃增的娘氏。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赤松德赞晚年的时候，蔡邦氏和纳囊氏斗得太凶了，引起了众怒。结果两个家族双双落榜，让没庐氏捡了个便宜，同时拥有了长妃和大相的位置。
关于这份名单的解读，还有一些内容，我们放在下期再讲吧。
这期的内容已经够多了，而且也够乱的了。
有关尚族与僧相之间的关系，以及赤德松赞在政治体系上改革，我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书目：
[1][3]、《从谐拉康碑文看钵阐布娘·定埃增桑波的地位》_索南才让；
[2]、《吐蕃第一位钵阐布娘·定埃增桑波》_索南才让；
[4]、《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_端智嘉、陈庆英；
[5][8]、《吐蕃王朝时期的王妃身份与赞普继嗣探析》_李沛容；
[6]、《关于仁达吐蕃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_巴桑旺堆；
[7]、《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_林冠群；
[9]、《吐蕃钵阐布考》_张延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