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决意攻取唐蕃两国边境上的重要战略据点——石堡城（石堡城的相关内容，请见拙作《长安十二时辰》里，张小敬抗命拒战的石堡城，究竟有多难啃）
对此，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上奏道：“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体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
而当唐玄宗命董延光攻取石堡城，王忠嗣协从配合时，他又阳奉阴违故意拖延。
除此之外，王忠嗣还曾多次上书玄宗，奏言深受李隆基宠爱，地位如日中天的安禄山必反。
作为一个脑袋别在裤带上给皇帝打工的大臣，王忠嗣有何背景，敢以直言犯禁的方式，刺激皇帝敏感的神经？
这原因，还得从33年前讲起。
王忠嗣本名王训，华州郑县（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人，丰安军使王海宾之子。
其父王海宾，在盛唐如云的猛将中，算不得有多出彩。
如果一切按正常规律发展，王忠嗣不过子承父业做个边关名将，断无机会登上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防区东西横亘数千里的天梯。
他命运的转折，源于开元二年，陇右的一场恶战。
公元714年（唐开元二年）5月，吐蕃大相坌达延给唐朝宰相写了一封书信。
信中他要求，两国先在河源划定边境线，再订立盟约。
当时，唐蕃两国处在金城公主出嫁后，相对平静的一段时期。
因而，唐庭对坌达延请求，并未给予足够的警惕。
虽然，负责谈判的唐使解琬，因曾担任过朔方大总管对边事极为熟稔。但他上书警告玄宗，“在秦、渭等州屯重兵，以备不时之需”的建议，未能得以实施。
结果当年8月，双方谈判尚在进行之时。
吐蕃军队突然发兵十万进犯临洮（甘肃岷县）、兰（甘肃兰州市）、渭（甘肃陇西县东南）等地，陇右唐军毫无防备，马场中数千匹军马被劫。
《旧唐书·吐蕃传》：其年八月，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掠群牧而去。
10月，初战得胜的坌达延，再携重兵入寇渭源（甘肃渭源县东北）。
惨遭打脸的李隆基暴怒，在长安宫中叫嚣，要征发十万人兵甲，四万匹马，御驾亲征给吐蕃个厉害看看。
在群臣苦劝之下，李隆基总算恢复了理智。
他想起因“滦水谷之败”，被一撸到底的薛讷（薛仁贵长子）还在家里凉快，便大笔一挥，让他白衣之身去陇右抵御吐蕃。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命薛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以右骁卫将军常乐郭知运为副使，与太仆少卿王帅兵击之。”
结果8日后，薛纳部将王晙在武街驿（今甘肃临洮东）大来谷，以700精壮死士夜袭蕃营。
吐蕃军队惊恐之中，自相残杀，死伤万计。
《旧唐书·王晙传》：“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袭之。贼众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伤，死者万计。”
而后，薛讷又在大来谷外二十里的武阶谷，再败蕃军。
连败之下，坌达延率残部向洮水（甘肃临潭西北）逃窜，薛讷所部唐军在后紧追不舍。
丰安军使王海宾率部昼夜奔袭，在长城堡（在今甘肃临洮境）洮河岸边，堵住了蕃军归路。
无路可退的蕃军，拼死冲击王海宾所部防线，眼看阻击的唐军，就像海潮中的礁石即将被淹没。
此时，王海宾身先士卒，跃马冲入蕃阵连斩数人，稳住了唐军阵脚。
但唐军毕竟以寡敌众，在蕃军连续不断的打击下渐渐不支。搏斗中，王海宾身中数刃力战而亡。
主将战死沙场，让唐军士卒也杀红了眼。他们占据一处高岗，死死扼住吐蕃逃生之路。
随后，薛讷率主力赶到，唐军前后夹击，蕃军在洮水岸边惨败，大量士卒被挤下洮河淹死，洮水为之不流。
此战，唐军斩首一万七千余级，逃散各地被歼的蕃军有数万之多，缴获战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
武街驿之战，为整个唐朝在陇右地区少有的大胜。唐玄宗在欣喜之余，怜惜为国捐躯的王海宾，特意下诏将其幼子王训接入宫中。
当时，王训只有9岁，入宫拜见玄宗时伏地大哭。
李隆基感慨的说：“这孩子就像霍去病的遗孤啊，等长大了再出将入相吧！”（“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
随即，赐王训名为“忠嗣”，收养在宫中，这一养便是十几年。
在王忠嗣成长的过程中，唐玄宗曾数次考教他用兵的方略。平时沉默寡言的王忠嗣，在谈及用兵治军的方略时，却对答如流条理清晰。
这让当时雄心未泯的李隆基起了爱才之意，特意准许他与太子李亨交往，以为日后治国之臂。
以至于，开元十八年（730年）时，信安王李祎出镇河东，上奏要求调王忠嗣为手下。
唐玄宗还曾特意派人告诫，“这小子身怀父仇，打仗不要命。你要小心点，别坏了他的性命。”（“忠嗣敢斗，恐亡之”。）
果不出玄宗所料，王忠嗣出将边关后，确实勇悍异常。
河西节度使萧嵩回朝为相前，王忠嗣对他说道：“我跟随您已有三年，没什么可回报天子的贺礼，请您给我一个出击的机会。”
随后，王忠嗣领数百轻骑杀向吐蕃控制区。
恰逢吐蕃大将在郁标川练兵，部下见吐蕃势大，均想返回。
但王忠嗣不听，“候月乘风，卷旗鞭马”突袭了吐蕃大营，“斩数千人，获羊马万计。”
新任河西节度使杜希望，对这个敢玩命的小将也很感兴趣。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河西唐军拓展疆域，准备夺取吐蕃军队构筑的新城军镇。
杜希望特意上书玄宗力荐，“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
王忠嗣果然不负众望，以轻骑长途奔袭，打了吐蕃守军一个措手不及，轻松将新城军镇夺下。
不甘心失败的蕃军大兵前来，欲复夺新城，众将皆惧想要撤军。（“晨压官军，众寡不敌，师人皆惧焉。”）
只有王忠嗣一面向周边军镇求援，一面整军备战。
当清晨蕃军逼近阵地时，王忠嗣率死士突入敌阵，斩杀数百人，配合从侧翼赶来的援军，大败吐蕃于新城之下。（“乃以所部策马而前，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出而复合，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
凭借与吐蕃、突厥交战的累累战功，至天宝四年（745年）时，40岁的王忠嗣已兼任朔方、河东两镇节度使，防区从朔方到云中，绵延长达数千里，塞北胡人无不震慑。
次年正月（746年），皇甫惟明在河、陇战败，王忠嗣代之为河西、陇右节度使。
至此，他身挂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镇节度将印，为有唐以来第一人。（“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王忠嗣挂河西、陇右将印期间，从朔方军调拨良马九千匹补充河西唐军。
随后，其帐下的悍将在青海、积石等地，连续大败吐蕃，拓地千余里。
但此时，身居高位的王忠嗣，已从一个好勇斗狠的前锋，成长为主政一方的大帅。
在连胜之余，他开始爱惜唐军士卒的有生力量，谋求以更小的代价，换取更多胜利成果。
为此，他及其重视唐军的训练水平和装备保障。不但做到“训练士马，缺则补之”，甚至在士卒的弓箭上刻上名字，以备复查。
他还对手下将领说：“国家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
但这种体恤国力的方针，不但与帝王的想法背道而驰，也与要更进一步的武将集团相左。
随着，河西唐军不断拓展疆域，边境上重要的战略节点石堡城，逐渐成了帝王目光的焦点。
作为军事主官，当玄宗征求王忠嗣意见时，他上书劝慰道：“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
唐玄宗对此很不高兴，但碍于二人间的情谊，并未发作。
石堡城地形
王忠嗣不想取这份功劳，但挡不住别人想取。
天宝六年（747年），董延光上奏攻了取石堡城的计划，玄宗一见马上诏准。
但因为石堡城地形险要“吐蕃举国守之”，唐军在调动董延光部之外，还命王忠嗣所部分兵接应。
对此，王忠嗣故意拖延应对，迟迟不肯发兵。
时任河西兵马使李光弼见状，匹马奔至王忠嗣大营相劝。
“向者大夫以士卒为心，有拒董延光之色，虽曰受诏，实夺其谋。何者？大夫以数万众付之，而不悬重赏，则何以贾三军之勇乎？大夫财帛盈库，何惜数万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彼如不捷，归罪于大夫矣。”
王忠嗣对李光弼“彼如不捷，归罪于大夫矣”的告诫，淡然相对：“李将军，忠嗣计已决矣。平生始望，岂及贵乎？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将军，归朝宿卫乎！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
王忠嗣不愿以“数万人生命谋一官职”的想法，令李光弼非常感动，他感慨道：“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
但唐军在石堡城之下的挫败，最终还是将王忠嗣牵入了旋涡。
宰相李林甫早就想对王忠嗣下手，作为一个以揣测帝王心术起家的臣子，他已深刻感受到了，李隆基对太子态度的变化。
而作为日后留给太子的臂助，王忠嗣也早就不那么重要了。
借着石堡城之败的影响，李林甫让人诬告王忠嗣与太子存有密谋。
因为，王忠嗣曾对人说，“早与忠王（李亨）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
暴跳如雷的李隆基，马上将王忠嗣下狱，命三司详细审讯，几乎定为极刑。
所幸，王忠嗣帐下的悍将，续任陇右节度哥舒翰，跪地苦求，愿以官职替其赎罪。（“会哥舒翰代忠嗣为陇右节度，特承恩顾，因奏忠嗣之枉，词甚恳切，请以己官爵赎罪。”）
唐玄宗怒气才稍消，将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
天宝八年（749年），王忠嗣暴毙，终年45岁。
正是有了王忠嗣的前车之鉴，天宝八年哥舒翰的石堡城之战，别说是拿人命填，就是拿牙啃，也得啃下来。
最终，唐军攻下石堡城，“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言。”
自幼被玄宗养在宫中，不只使其功绩可轻易上达天听。甚至，在他与李隆基间，还建立了一种很模糊的“养子亲情”。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隆基对他有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感觉，因此才有“忠嗣敢斗，恐亡之”的忧虑。
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王忠嗣在边关表现出的勇悍与果决，是其能登上巅峰的重要因素。
正是凭借震慑边关的威名，其帐下的一干悍将，如哥舒翰、李光弼之流，才会对其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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