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赞普朗达玛在任期间，推行的“灭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崩溃。
这一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成了后世史学家持续关注的热点课题。
西藏较晚期的教法史料，王森先生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刘立千先生的《印藏佛教史》、黄奋生先生的《藏族史略》、石硕先生的《吐蕃政教关系史》、薛宗正先生的《吐蕃王国的兴衰》、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大作，都将朗达玛的举动冠以“灭佛”之名。
但同时，也有一些著作称为“抑佛”或“禁佛”。
如王辅仁、索文清二先生编著的《藏族史要》、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先生的《西藏宗教之旅》、察仓·朵藏才旦《中国藏传佛教》、傅崇兰先生编著的《拉萨史》、法国藏学家巴科《吐蕃王朝政治史》、索南才让先生的《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顿渐之净和朗达玛灭佛》等书籍和论文。
可见此问题，直至今日依旧存有不同看法，到底哪种说法更准确呢？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史料的记载，看看朗达玛在位期间，在打击佛教势力方面，都做了哪些举动吧。
在后世高僧们书写的教法史料里，对朗达玛及其“灭佛”事件多口诛笔伐。
将从841年开始的“灭佛”举动，到公元910年佛教后弘期兴起间的近70年，称为西藏佛教史上的“黑暗期”。
认为在这期间，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完全中断。
《汉藏史集》对此的记载为，“从朗达玛阴水猪年灭法开始……，其间六十八年，整个吐蕃连释迦牟尼教法的声音也不存在，戒律的传授中断，各个寺庙成为狐狗的巢穴，荆棘丛生，讲经院成为荒屋，塑像被乞丐们用来张挂帐篷和水桶，各种不善之业全都出现。”
《拔协》则记载:“于是委派大臣强令全体僧众脱掉僧衣、抛弃僧人标志。对那些不愿如此做的，则给以弓箭，命他们去打猎杀牲。不愿去打猎的全部处死。经书大部分埋在拉萨的德哇坚岩峰下。巴扎玛尔等寺庙的门全用泥涂封起来。”
高僧们痛心疾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教法史料的倾向性极为明显。因此，对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应以辩证的观点解读。
1、对僧伽集团的打击
吐蕃自从赤松德赞弘兴佛法以来，牟尼赞、热巴巾（赤祖德赞）对佛教僧伽集团的优待到达令人瞠目的程度。
他不但规定“僧人不再受国家劳役、不征税、不做体力劳动，所有寺院的供养均不得减少”，还颁布了“颁布恶视僧人者挖眼，以手恶指者断其手指，口出恶语者割唇，偷窃佛堂和僧人财物者，罚其按原物的80倍赔偿”的法律。
之后，为解决僧人因不从事劳作的生活问题，还实施了“七户养僧制度”，即所有僧人都划拨七户庶民供养。
这些极端的弘佛制度实施后，吐蕃僧伽集团迅速膨胀，成了吐蕃经济体上的黑洞。
正如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先生所言:“宗教团体的持续扩大，预示着一种不能低估的，对于国家生存的危险。寺院的免税权，使其产业不断扩大，其使用的那些被免除了兵役和摇役的劳动力，还有用来修筑寺庙、维持僧众生活物资，导致国家失去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对这一弊端，朗达玛的做法是，“取消昔日由朝廷保护广大僧众的一切法令，收回寺院及僧众的所有财产，废除寺院及僧众享有的一切政治特权，把僧侣从寺院驱逐出去，杀害上层僧人，流放中层僧人，强迫一般僧人还俗为民，不服从者迫令充当猎人等等。”
由此可见，朗达玛主要针对的是寺院经济体和在寺院修行的僧人，免除他们之前享有的特权，并强令这些僧人还俗娶妻生子、从事生产劳动。
对于藏传佛教，另一个“在家修行”的体系，并没有深度触及。
而实际上，很多被迫还俗的僧人并没有放弃修行，朗达玛的举动反倒使本来流行于吐蕃王室、贵族群体的佛教，彻底走向了民间，为后弘期佛教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增续源流史》记述，“达玛既灭佛教，强迫僧众还俗。乐法者，惟在家暗修金刚乘道，不敢明露僧伽之相。有道之士，亦但能以其法暗中传其子孙，不敢摄授徒众。故自达玛死后至后宏初始，旧派大德几无不示在家之相，其法脉相继，亦莫不尽成为家传矣。”
2、针对寺院的打击
由于寺院对僧伽集团的特殊作用，使其成了藏传佛教的主要标志物。
一方面，寺院就成为众人托庇避祸的理想圣地，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进入沙门，寺院僧人越来越多，意味着吐蕃政府的纳税户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伴随着寺院僧侣势力的扩增，凭借其特权，很自然地向四处扩增田产，侵占牧场，寺院经济开始过度膨胀。
尤其是热巴巾时期，以筹建寺院作为弘佛的重要手段，导致吐蕃国内的贵族大量捐建寺院。
就连之后，被教法史料斥之为“牛魔王转世”的朗达玛，都捐建了止拉康寺，并与其妃又捐建了雅隆如意树寺和普波切寺。
《西藏王臣记》记载：“（公元831年）遂由李域（于阗）招请善巧工艺匠师，由尼泊尔招请甚多之塑匠石匠等，修建了伍香多福德无比吉祥增善寺佛殿，高九层有大屋顶形如大鹏冲天飞翔，非常的富丽堂皇。对祖先所建的各个寺院，按照盟誓的规定对残损的进行了修理。……到这一时期，吐蕃王臣在汉地和吐蕃共建寺庙1008处。”
在这股建寺的热潮中，吐蕃国家的财力被大量消耗，再加上法会、礼佛、译经的支出，以及大量青壮年脱离生产入寺出家，吐蕃国内形成了“国穷僧富”的现状。
因此，朗达玛对佛教势力的打击重点，也集中在主要寺院身上。
“停建、封闭佛教寺院，拉萨、桑耶、惹漠伽等处的寺庙大门，都被用泥封起来抹成墙壁。佛像埋在地下（如大、小昭寺内的两尊等身像），用石头砸毁供器”。
需要注意的是，朗达玛对寺院的打击，似乎是有限度的行动。
虽然一部分藏史记载，其曾大规模拆毁寺院等设施，但对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却手下留情，仅仅是封闭了寺院，而没有拆毁。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朗达玛对吐蕃僧伽集团，并未是无差别级的打击？
藏传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除了不断延请天竺、汉地高僧入藏讲法，还要面对一个天文数字工作量的难题——译经。
早期传入吐蕃的佛经均是梵文、汉文版本，如何让这些佛教典籍能被更多人阅读理解。
吐蕃王朝期间，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并为此成立多所译经院。
由于，唐朝时活字印刷术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是种非常昂贵的传播方式。但由于不是所有地区，都有足够好的木料可供雕版，抄经便成了佛经流传的主要途径。
抄经的方式，最开始起源于民间自发。但到了赤德祖赞时期，民间自发的抄经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抄经院便成为了官办机构。
从目前保存在敦煌的文献可知，敦煌的抄经院“一次就须动员239名写经生及校勘者，抄写1部经需费时3年。写经生在写经期间，家中的家畜、财物要被扣押，监督者若无法完成任务，将受到兄弟或亲戚遭受监禁的处罚，而里正亦遭连坐，每缺1卷，受杖10下等”。
以国家暴力方式拘役抄经的事件，是否仅限于敦煌一地，我们并不十分清楚。
但可以肯定一点，当热巴巾开始全力弘法之后，吐蕃本土爆发式增长的寺院和僧众，对经文的需求必然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期间，经过官方再次厘定过佛教名词经文译本，汇编为三大译经目录，即丹噶目录、钦浦目录、旁塘目录(今钦浦、旁塘两目录已不存)。
由于翻译得精确而优美，甚至成了后世《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基础和源头。
但与此相对的，译经院翻译、校对、雕版、制纸、制墨、抄写、装帧，以及辅助人员的消耗，也是天文数字量级的。
朗达玛在打击佛教时，对佛经和译经院也没放过。他命人“将一些佛教典籍烧掉或丢到水中，流放和驱逐众班智达与译师。”
但大多数佛经，被信佛的群众藏匿起来，吐蕃本土未被杀害的幸存僧人大多携带大量经书逃至阿里、安多及康区。
据传说，“灭佛”事件发生时，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三人，在曲卧日山（拉萨曲水县）苦修。
得到消息后，三人带着佛经、器具等物逃到多康地区，成为后来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代表人物。
在一定程度上说，佛教的经典在朗达玛的打击下，从统治阶层流向民间，从公开宣讲转向秘密传授。
正如桑木丹·嘎尔美在其著作《赞普天神之子达磨及其后裔的王统世系述略》中指出的，“有无佛教反映在别解脱戒的戒统上，这看来就是后世史家‘灭佛’之说的依据。但是赤达磨王（朗达玛）时期密乘十分兴盛。按照密咒金刚乘乃佛法之精粹之说，那么赤达磨王只是下令废除寺院中佛教僧众寄生他人的制度，并没有下令根除佛法。”
如果从相对客观的旁观者角度分析，似乎用“抑佛”或“禁佛”来描述比较恰当。
另外，如果将朗达玛是吐蕃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加入考量之中。那朗达玛对佛教势力的打击，就有可能是基于缓解国家经济压力、维护王权稳定的考虑。
但他的做法并没有缓解吐蕃的危机，反倒触发了佛教势力的反弹。
当他被佛教徒拉隆·贝吉多杰（敦煌文献称其为桑耶寺第9任堪布）刺杀后，不但“禁佛”运动戛然而止，吐蕃王朝也就此烟消云散。
最后，朗达玛当然算不得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也不是个苯教信徒（很难想像苯教徒会去佛寺祈求长寿）。
在整个“禁佛”事件中，也看不出由苯教势力主导的迹象。
《评述朗达玛灭佛》_薛乐；
《浅谈朗达玛灭佛的背景》_成映珠；
《试析朗达玛灭佛的原因》_薛生海；
《吐蕃末代赞普赤达玛乌东赞研究》_杨建英；
《关于吐蕃赞普达玛禁佛的两个问题》__洲塔；
《吐蕃赞普赤达尔玛的统治及其后的简要历史》_安多·卡尔梅·桑丹坚参著，德康·索南曲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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