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这个策马弯弓的游牧民族，陪伴唐朝走过了127年的漫漫岁月。
很多人以为，贞观四年（630年）正月，唐朝军神李靖麾下的十万大军，挥戈北上生擒东突厥颉利可汗，意味着强横一时的突厥势力灭亡。
其实，被李世民灭亡的只是东突厥汗国，游牧于草原上突厥部落并未消失。
他们虽然归于单于大都护府（664年设置）管理，但重兴突厥汗国的火种，依旧在很多酋长心中酝酿。
679年（高宗调露元年）十月，突厥酋长阿史那·温傅、阿史那·奉职率部叛唐，
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突厥酋长群起相应，部众一度多达十万数之众。
682年（永淳元年），阿史那·骨咄陆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于漠北乌德鞯山（蒙古国杭爱山）设牙帐，黑沙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为“南庭”，重建突厥政权，史称后突厥汗国（或东突厥第二汗国）。
此后二十余年，北疆诸州在后突厥40万锐骑的威胁下，形势岌岌可危。
那个泰山压顶一般，让唐朝喘不过气的突厥汗国，似乎又回来了。
但两国的战争态势，在707年遽然逆转。
一个人、一条计的出现，让此前横行边州，来去如风的突厥骑兵折翼，陷入穷途末路的窘境难以自拔。
最终，被唐、回纥联手绞杀，彻底消失于史册之中。
这个人、这条计，便是张仁愿和他力主修建的三受降城体系！
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北方草原的突厥部落，差不多半个世纪内，基本保持了臣服。
但唐朝连年不断的对外征战，大量抽调东突厥青壮从军，让各部落的不满情绪渐渐累积，复国的思想渐渐开始滋生。
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单于都护府（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下属的突厥酋长阿史那·德温傅、阿史那·奉职率先叛唐，奉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
北部二十四州的突厥势力群起响应，蜂集数十万众，河东、河北诸道震动。
危局之下，刚平定了西突厥的裴行俭受命出征，率30万唐军北上。《旧唐书》称:“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680年三月，裴行俭在黑山（内蒙古包头西北）大败突厥叛军，阿史那·奉职阵前被俘，可汗阿史那·泥熟匐被部下所杀。
但此时，高宗李治犯了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他以为突厥之叛指日可定，便急令裴行俭班师回朝，以应对另一个宿敌吐蕃。
永隆二年（681年），不干臣服的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进犯原（宁夏固原）、庆（甘肃庆阳）等州。
裴行俭再度受命出征，以精锐骑兵奔袭金牙山王帐，被唐军打得上天无路的阿史那·伏念，在得到“归降不杀”的承诺后，绑了阿史那·德温傅请降。
可惜，李治违背了裴行俭的承诺，将伏念、德温傅处死。
裴行俭闻后叹息道：“只怕杀掉降将以后，就再无愿降之人了！”
果不出裴行俭所料，682年（高宗永淳元年），阿史那·骨笃禄收敛部众，漠北乌德鞯山（蒙古国杭爱山）设牙帐，黑沙城（内蒙古呼和浩特）设“南牙”（南庭），以其弟阿史那·默啜为“设”（也称“杀”，官名），咄悉匐为“叶护”（官名），重建了突厥政权。
《新唐书· 突厥传》：“骨咄禄，颉利族人也。……伏念败，乃啸亡散，保总材山，又治黑沙城，……乃自立为可汗。”
此后二十余年间，突厥骑兵来去如风，定州（河北定县）、妫州（河北涿鹿）、蔚州（山西灵丘）、朔州（山西朔县）、代州（山西代县）、并州（山西太原）、岚州（山西岚县）、幽州（北京）、灵州（甘肃灵武）、原州（宁夏固原）、会州（甘肃靖远）频遭血洗，战线绵延千余里。
后突厥汗国的迅速兴起，一方面源于顺应了，突厥部众复国的心理诉求，另一方面又恰好处于李唐向武周的转轨时期，唐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严重削弱了对外征战的能力。
把当时的大事件按时间排序，就能清楚看到这一点。
显庆五年（660年），李治风疾发作，让武则天处理朝政，开始“二圣临朝”。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风眩症愈重，准备让武则天摄政，被大臣劝阻。武则天召集大批文人学士，密令其参决朝廷奏议，人称“北门学士”。
调露元年（679年），阿史那·温傅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聚众数十万。
680年（永隆元年），裴行俭大破突厥军于黑山，泥熟匐可汗被杀。
调露二年（680年），太子李贤被废，立李显为太子。
永隆二年（681年），阿史那·伏念自立为突厥可汗，裴行俭再度出征，伏念、温傅投降后被杀。
永淳元年（682年），阿史那·骨咄禄又叛，创建后突厥汗国。
永淳二年（683年），李治驾崩，太子李显即位。
同年，后突厥寇定州、妫州、单于都护府、蔚州。
嗣圣元年（684年），废李显为庐陵王，转立豫王李旦为帝，武则天自专朝政。
同年七月，后突厥寇朔州。九月，徐敬业等以扶庐陵王为号，在扬州举兵反武。十二月，宰相裴炎、名将程务挺被杀，名将王方翼流放。突厥闻之，设宴欢庆。
垂拱二年（686年），武则天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诏杀南安王李颖等宗室十二人，鞭杀已故太子李贤的二子。
同年，后突厥寇代州、昌平、朔州，被唐将黑齿常之痛击。
垂拱四年（688年）八月，琅邪王李冲、越王李贞起兵反抗，武则天旋即逼杀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国公李撰、东莞郡公李融、常乐公主。
永昌元年（689年），名将黑齿常之受酷吏周兴诬告，含冤自尽。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初九，唐睿宗李旦禅让，自请赐姓武氏。
武则天正式登基，改唐为周，定都洛阳，自加尊号“圣神皇帝”。
693年（长寿二年）十一月，骨咄禄病卒，其子年幼，弟默啜自立为可汗。
至此，后突厥汗国走完了崛起之路，正式迎来了艳阳正午。
从上述大事排序可见，后突厥汗国的崛起，利用了一个极佳的时间窗口。
同时，唐朝西南方向的吐蕃王朝，也在禄东赞、论钦陵父子的领导下勃兴。唐军在对蕃作战中，又先后经历了，大非川（670年）、承凤岭(678年)、识迦河(689年)的惨败。
安西四镇也在咸亨元年(670年)至长寿元年（692年）二十二年间，六度易手。
再加上，位于西域的西突厥部落时有叛乱，东北方契丹、悉、室韦也跟着折腾。
四线作战的唐朝，内忧外患中，对后突厥有心无力，使其顺利做大。
默啜的即位，标志着后突厥汗国艳阳岁月的到来。
面对拥兵40余万后突厥，武则天一度采用绥靖政策加以安抚，先后册封默啜可汗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并于697年（万岁通天二年），应默啜的请求，将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的数千帐（户）突厥降户送还，并给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具3千件、铁4万斤。
得到了这些人员和物资，后突厥汗国的国力愈发强盛，向东攻克契丹新城，掠去全部人口和财资，契丹、奚、霫等部落均向其臣服。
698年六月，武则天派其侄孙淮阳王武延秀（武承嗣之子），前往突厥迎娶默啜之女为妃。
结果，默啜可汗火了，对武延秀说：“滚犊子！我女儿要嫁李家皇帝，来个武氏孩子干毛？你以为你是哪根葱？！”
《资治通鉴》：八月，延秀至黑沙（内蒙古呼和浩特），默啜谓唐使曰：“我欲以女嫁李氏，何用武氏儿耶？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
随即，默啜以“世受唐恩”为由，高举“奉唐伐周”的大旗，兴兵10余万，攻袭静难、平狄、清夷（津蓟县、山西代县、河北怀来东）等军，犯妫、檀（北京密云）等州，又取飞狐道（河北涞源）入河北，陷定州，围赵州（河北赵县）。
武则天命狄仁杰率军10万讨伐，默啜坑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从五回道（河北省易县西）退军北还。
突厥撤退途中，掠杀百姓，抢劫财资，不计其数，狄仁杰追之不及。
703年（长安三年）六月，默啜可汗再次提出，要把女儿嫁给皇太子之子（李显之子）为妻。
由于双方已了建立“和亲”关系，默啜为彰显诚意，将扣压6年的武延秀放还。
但706年（神龙二年），后突厥军队再犯鸣沙县（宁夏青铜峡丰安故城），败朔方军大总管沙吒忠义，掠原州（宁夏固原）、会州（甘肃靖远）等地，夺走陇右牧马一万多匹。
鸣沙之败，让唐朝对突厥的绥靖政策彻底破灭，中宗李显“下制绝其请婚，仍购募能斩获默啜者封国王，授诸卫大将军，赏物二千段”，并以张仁愿接任朔方道大总管。
张仁愿开始主政朔方，及其攻击性防御体系的构建，标志着双方战略态势逆转的到来。
张仁愿到达朔方时，突厥已带着战利品，心满意足而去。
他一改穷寇莫追的惯性思维，逼着各部唐军向北追击，跨黄河入北岸，打了突厥措手不及，夺回大部分牧马和物资。
通过这次跨河追击，张仁愿发现内蒙河套段的黄河流速甚缓，根本不足以成为朔方防御的屏障。
他上奏朝廷，建议增加朔方的防御纵深，将触角伸过黄河，在北岸修建防御支撑点。
奏疏送至京城后，同为抗边名将的唐休璟表示反对，认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
但张仁愿并未给老前辈面子，反复上奏申明积极防御的意义。
此时，默啜可汗在朔方踢了铁板，开始将战略重心西移，准备联合西突厥势力，进攻唐朝在西域的盟友突骑施。
张仁愿认为此乃千载难逢的机会，执意请求乘后突厥空虚，加强北疆防务，终于得到朝廷的同意。
为保证筑城顺利，他又请求将服役期满的老兵暂时留下，以加快进度。
这时朔方军中，出现了畏惧突厥军队，集体逃亡的事件。张仁愿铁腕治军，将二百余名逃亡的咸阳籍士兵，全部斩于城下。
在血淋淋的惩戒面前“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随后，张仁愿又向北拓地三百多里，在牛头朝那山（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以吐蕃降将论弓仁（吐蕃军神论钦陵之子）为朔方军前方递弈使负责巡游警备，构建了一套稳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修筑受降城时，张仁愿没有设置壅门、曲敌、战格等守备设施。
曾有人表示异议道：“边城没有防守设备，行吗？”
张仁愿答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如果敌人打到这里，当全力出战抗击，敢回头望城的人都该斩杀，何必设置守备，养成退守的习惯？”
《旧唐书·张仁愿传》：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却敌、战格之具。或问曰：“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仁愿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
这番问答，充分反映了张仁愿以守为攻的战略思想，并不寄希望于困守坚城，而是要以城防为链，锁住突厥这匹野马。
张仁愿用两月建成的三座受降城中，西受降城（内蒙巴彦淖尔市）坐落于狼山山口南，黄河渡口北，与灵州遥相呼应，为控扼南北交通的要冲。
中受降城（内蒙古包头市）正对黄河古渡口，为朔方郡的北大门。此处原有的拂云堆神祠是默啜可汗南下入寇前，必先祭祀求福之所。
东受降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隔河与胜州、榆林相对。
三座受降城从西到东，相去各4百余里，保护黄河北岸的后套平原、包头平原和呼和浩特平原，成功的锁住了黄河河曲地区。
因此，三受降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后突厥汗国已无“南牙”（南庭）根据地可言，无力回旋于漠南的默啜可汗，不得不返回更荒凉的漠北。
后突厥汗国作为一个纯游牧政权，有三条无可逃避的天然劣势：
其一、缺乏生产能力，国家经济极度依赖掠夺收益；
其二、经济的极度单一性，导致国家抗灾能力极差；
其三、游牧的生活方式，导致天然具有不团结基因。
此前，后突厥骑兵对唐朝北疆州郡的劫掠，使大批汉人奴隶、金帛、米粟、马匹流入，增强了后突厥的经济实力，使进入了辉煌的历史时刻。
但张仁愿攻击型防御体系的建立，使突厥铁骑南下劫掠之路受阻，国家财富无以增加，很快就诱发了突厥国内的矛盾。
为缓和国内的压力，默啜可汗不得不向西、向北方寻求发展。
但后突厥强行的掠夺政策，又使西域的突骑施、西突厥，东北方的铁勒诸部、奚、契丹，再次倒向唐朝寻求庇护，反而加剧了后突厥分崩离析的进度。
三受降城修筑后，自景龙三年(709年)至开元四年(716年)七年间，投唐的部落多达19支，遍及唐东北至西北各处边疆。
可见默啜可汗的穷兵黩武，不但收益很低，反而促成了以唐为首的反突厥联盟。
因此，开元三年(公元715年)默啜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北庭唐军、西突厥十姓可汗、葛逻禄联手相助，大败后突厥。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默啜围攻北庭都护府（新疆吉木萨尔），再次被联军痛击，斩同俄特勤，默啜妹夫投降。
开元四年(716年)，唐庭发布《命薛讷等与九姓铁勒共伐默啜制》，联合九姓铁勒南北夹击后突厥。
虽然，默啜在与九姓铁勒拔野古部交战中获胜，但班师途中，默啜恃胜轻归，被袭而死，传首长安。
默啜死后，后突厥汗国日窘，始终在和唐与交战中左右摇摆，国力愈发削弱。
终在天宝四年（745年）被唐、回鹘、葛逻禄联手绞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该防御体系，成功断绝了后突厥汗国的经济来源，导致突厥被迫转向西征、北伐、东击。
因此，三座受降城的作用，远超军事堡垒的范畴，实为后突厥由盛转衰的关键性因素。
故史料才有“三受降城者，皇唐之胜势也”之句，宋人在编撰《新唐书》时，给了张仁愿这样的评价：
“仁愿为将，号令严，将吏信伏，按边抚师，赏罚必直功罪。后人思之，为立祠受降城，出师辄享焉。宰相文武兼者，当时称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很多人可能更看重“逐匈奴于漠北”、“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的轰轰烈里，但一次两次的突袭，未见得能动摇游牧势力的根基。
而张仁愿的水磨工夫，却在之后四十年里，牢牢扼住突厥的命脉，使其萎缩而亡。
这才是以国为棋的顶级高手，不负李显“纾东顾之忧，释北垂之虑”的评价！
参考书目：
《唐代三受降城述论》_仝建平；
《张仁愿与三受降城》_保宏彪；
《筑“三受降城”时间考》_方晓；
《论唐代三受降城和盐州城的修筑》_袁志鹏；
《唐筑三受降城及其对后突厥政局产生的影响》_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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