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字感觉费劲儿，可以去第一条听老布的大碴子味儿讲座！
二世章嘉造像
世上没有一个孤立的人，也没有一件孤立的事！
作为清朝一手扶起来的世系，章嘉能成为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之一，必须要放在历史环境中审视！
蒙藏两族的精神合流，历史上共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是以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八思巴和忽必烈为代表的双向互动，促成了萨迦派七八十年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是以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和俺答汗（蒙古土默特部）为代表的再度铆接，奠定了格鲁派的政教地位。
等到清朝定鼎中原，格鲁派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西藏本土，在新疆、青海、甘肃、川西、滇北、内蒙、外蒙，都拥有庞大的信众资源。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看一下，这片由牧场连接起来的区域，对中原形成了一个横亘西北的半包围结构。
而对于清朝来说，最具威胁的势力还不是沙俄和英国，至少康雍乾三朝，这两货还在打野，暂时威胁不到清朝的水晶。
当时让清朝皇帝脑袋嗡嗡滴存在，是蒙古部落，尤其是西部蒙古部落。
蒙古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是部落，所有人第一顺位效忠的对象，都是自己生活的部落。
几乎没有人能将这些桀骜不驯的烈马拢在一起，除了成吉思汗。
甚至在元朝尚未建立时，幅员辽阔的蒙古势力便分成了“左右两翼”，东边和西边的蒙古兄弟，互相瞅着都有点别扭。
东部蒙古又细分为“漠北蒙古”（外蒙）和“漠南蒙古”（内蒙）两大块，于此相对生活在新疆的蒙古部落，被称为“漠西蒙古”（西部蒙古）。
在明史里，将东部蒙古统称为“鞑靼”，西部蒙古称为“瓦剌”。
在清史里，西部蒙古的统称是“卫拉特四部”，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大家熟悉的“准噶尔”。
其实，你不用记这么复杂的变化，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
蒙古各部之间的状态，就像一锅红豆粥，不管你怎么煮，都能看出豆子的形状。
豆子还是豆子，虽然变软了，但不会变成豆浆。
所以，不管哪个地方的势力，基本单元都是豆子（部落），煮在小锅里红豆粥，就是漠北、漠南、漠西，倒到大锅里，就是蒙古。
关键是这锅红豆粥不太好消化，至少在清前期是让皇帝胃疼的存在。
不过清朝皇帝也发现了，格鲁派在哪锅粥里都好使，可作为健脾消食的良方。
由此，“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才会成为清朝的基本国策。
从这句就能看出来，清朝皇帝对这锅红豆粥的认识也很清晰，才会用到“众蒙古”一词。
但问题在于，“蒙古各部尊之如佛”的那个人，恰恰不是皇帝，而是格鲁派的实际控制者——达赖喇嘛。
这就形成了一个政治悖论，清朝既需要用“钝刀”绊住烈马，但又不能让达赖的影响力过大。
于是，秉持制衡之术的“爱新觉罗·泥瓦匠”登场，开始了持续不断地“掺沙子”。
第一把沙子，就是划分管辖区域，设立“分公司”。
达赖喇嘛主管前藏；
班禅额尔德尼主管后藏；
章嘉呼图克图主管内蒙、青海；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管外蒙。
从四大活佛系统地位奠定的年代上，便可一窥清朝皇帝的小心思。
康熙二十七年(1688)，西部蒙古部落首领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挥师东侵，漠北蒙古难以抗衡，一世哲布尊丹巴率部投奔清朝，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民族大分裂。
因关键时刻表现良好，康熙三十二年(1693)，册封其为“大喇嘛”，总领外蒙（漠北蒙古）藏传佛教。
就在册封哲布尊丹巴的同年，康熙召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进京，驻锡北京法源寺，授予“扎萨克大喇嘛”称号。
扎萨克大喇嘛是驻京喇嘛中最高的职衔，二世章嘉由此获得了主管内蒙、青海、承德、五台山等地的权利。
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呼图克图”。
康熙五十二年(1713)，再封为“班禅额尔德尼”，颁赐金册金印，确立了管理后藏的地位。
从以上时间排序可知，康熙制衡达赖喇嘛的手段，有个由远及近，逐次递进的过程。
一把沙子撒了整整25年，可见耐心是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
但这才是个开始，四大分公司之间，还得分个亲疏厚薄，发红包也不能一样厚呀！
按道理说，达赖喇嘛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红包必须最厚。
但清朝与达赖间的关系，始终都是又拉又打，还需要一个心腹小弟，在四大世系之间，不动声色地斡旋。
这个人便是章嘉活佛，也只能是章嘉活佛！
从清朝内部的地缘结构上看，西藏和外蒙处于力量薄弱区。
外蒙受西部蒙古（准噶尔）、沙俄的影响，西藏则受西部蒙古和英属印度的影响。
只有章嘉主管的青海内蒙，既便于实施强有力的管理，又能对藏、（外）蒙、疆施加影响，可看做是清朝在西北咽喉上的一个钉子。
正是基于地缘结构的重要性，章嘉世系备受清朝皇帝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皇室的御用代言人。
在历代章嘉活佛中，二世（阿旺罗桑却丹）、三世（若必多吉）最为出彩，具备窥探清代治藏策略的窗口价值。
我们将用两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二世、三世章嘉活佛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地位的重要性。
《蒙藏佛教史》里的章嘉世系
章嘉呼图克图的世系，存在两种计算方式：
《蒙藏佛教史》等书认为，章嘉活佛系统共有十九世。清朝册封前，已传续了十三世，册封之后，又传续六世。
不过前十二世章嘉的法系传承，存在很多虚构成分，诸多内容无法确证。学界一般将第十三世章嘉，认定为一世，法统从明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共传七世。
第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是明万历年间的人，生于青海省互助县张家村。他曾就读于拉萨哲蚌寺，获得格西学位，返回本寺后，担任郭隆寺（佑宁寺）第六任法台。[1]
虽然他凭借学术造诣名震青海地区，但还没到上达天听的程度，真正被中央政府重视，还要到二世章嘉时期。
崇祯十四年(1641)，扎巴鄂色圆寂，郭隆寺寻找灵童建立转世系统，最初以“张家”为号，康熙认为不雅，改为“章嘉”，音同而字异。
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出生在煌水之滨的一个山西商人之家，本名更栋嘉布。父亲张益华，母亲塔姆措，从父母名字上看，他可能是汉藏混血。
5岁时，阿旺罗桑却丹由五世班禅指认为转世灵童。顺治九年(1652年)，由五世达赖喇嘛途经青海时赐予法名。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赴拉萨哲蚌寺先后拜在敏珠尔活佛、第44任甘丹赤巴(罗追嘉措)门下学习，27岁便获得了格西学位，28岁便在拉萨开坛讲经，僧人争相拜其为师。[2]
在西藏期间，他与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等佛教上层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其后来联络西藏、内蒙宗教势力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外蒙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纠纷激化，噶尔部的噶尔丹，也在其中上下其手。
清政府要求达赖喇嘛派人协调，此时五世达赖喇嘛已于去岁圆寂，但大权在握的第巴（桑结嘉措）匿丧不报，仍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处理各项事务。
面对康熙皇帝的要求，桑结嘉措派第44任甘丹赤巴（罗追嘉措）出面调停，罗追嘉措本就是二世章嘉的老师，他在路过安多时，将章嘉活佛一起带往漠北。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八月，在库伦举行了漠北蒙古各部参加的会盟。
会盟中，噶尔丹的代表就一世哲布尊丹巴与达赖代表座次相等、及清朝理藩院大臣是否有权主持会议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所幸，在罗追嘉措、哲布尊丹巴、章嘉的共同努力下，外蒙喀尔喀各部顶住了噶尔丹代表的挑唆，达成了一个短暂的谅解协议，这便是著名的“库伦会盟”。[3]
这是章嘉活佛首次参与重大政治活动，既标志着二世章嘉走上了政治舞台，也意味着章嘉活佛系统进入了清朝皇帝的视野。
稳定住了外蒙的局面，让康熙非常欣慰，他将罗追嘉措、二世章嘉召至北京，详细询问了库伦会盟的情况。随后，又安排他们与在京的喇嘛辩经，二世章嘉的辩才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世章嘉返回青海，此行是否含有政治使命，受限于史料的短缺，目前尚不清楚。
但考虑到当时新疆、外蒙、青海的复杂局面，康熙未尝没有借助二世章嘉及佑宁寺的影响力，稳定青海蒙古部落的想法。[4]
当时，库伦会盟达成的短暂和睦已经破裂，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噶尔丹则以库伦会盟中，一世哲布尊丹巴的座次是对达赖喇嘛的侮辱为由，集西部蒙古3万铁骑，奔袭喀尔喀部游牧地区。
双方随即在鄂罗会淖尔湖畔展开会战，激战三昼夜后，喀尔喀军溃败，大片牧场被夺。
得意洋洋的噶尔丹致书康熙道：“倘哲布尊丹巴往投皇上，或拒而不纳，或擒而畀（给）我”。
困局之中的喀尔喀部，面临北上投俄，还是南下投清的抉择。
哲布尊丹巴一锤定音道：“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
随后，喀尔喀蒙古举部内迁，“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5]
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再犯漠北，清军在乌兰布通将其击败，并驻军青海，截断了噶尔丹通往西藏的退路。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四十岁的康熙打出了一套迷踪组合拳。
他首先以“率七族喀尔喀来归，最有功”为由，封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执掌外蒙宗教事务，以分达赖其势。
然后又诏谕章嘉入京，驻锡北京法渊寺，任命为扎萨克大喇嘛。
二世章嘉被任命为驻京喇嘛的首座，是其担任朝廷职务的开端，也是其成为漠南蒙古（内蒙）宗教领袖的前奏。[6]
康熙为何在众多高僧活佛中，选择了二世章嘉呢？
我在前面说过，青海的地缘位置非常重要，它北联河西、西接新疆、东临甘陕、南通西藏，是整个西部地区的十字路口。
当年吐蕃王朝走下高原与唐朝争霸，正是因为首先占据了青海的牧场，熟稔古代历史的康熙，不可能不知道。
他一定要在藏、蒙、疆之间铆进一个楔子，而这个必须听话的楔子，就是章嘉活佛世系。
最终选定章嘉的原因，大概有下面几点：
1、章嘉世系产生于青海，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2、章嘉的母寺（佑宁寺），在宗教界享有很高声誉。
佑宁寺创建于1604年，原名郭隆寺，固始汗等蒙古领袖的支持下，到清朝初期已发展成僧侣7千余人，属寺遍布青海、甘肃、新疆三地的庞大系统，号称“湟水北岸诸寺之母”。[7]
其寺院的僧侣人数，不但超过了塔尔寺，就连圣地西藏的甘丹寺和扎什伦布寺，也不能与之相衡。
3、佑宁寺自身的特点便于控制。
佑宁寺虽影响力强横，但却没有形成严格的政教合一体系。其寺主之位，没有一个固定的活佛系统来担任。
章嘉世系虽然在清朝备受恩宠，但也仅是寺中五大活佛系统之一（章嘉、土观、松巴、却藏、王佛），影响力仅限于宗教领域。不用担心扶持过甚，导致干涉行政权威，这点与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有明显区别。
4、康熙对二世章嘉的信任。
二人此前有过密切接触，康熙对二世章嘉比较放心。
从之后章嘉的表现上看，他是个行事谨慎，又没多少政治敏感度的人，所以也就没什么世俗野心。
章嘉作为清朝一手扶持起来的活佛系统，为使其拥有足够的权重，投入了大量的政治筹码。
在驻京喇嘛中担任首座，不过是个开始，很快章嘉便成了外派蒙藏等地的特使，隐隐为清朝皇帝的代言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二世章嘉获封为 “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八十八两八钱八分的金印。
雍正皇帝在册封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的谕旨中，特别强调哲布尊丹巴是与达赖、班禅“平等之大喇嘛”，同时又说章嘉“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上”。
乾隆十二年( 1747年)后，“大国师”封号不准继续承袭，但章嘉活佛的封号成了唯一准予沿袭的特例。
同时，章嘉活佛还被允许使用九龙黄伞和金顶黄轿，所乘车驾可破例
驶入东华门。
另外，章嘉受命掌管京师、承德、内蒙古、青海、五台山等地寺院的印务，节制内蒙古等地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诺门汗及寺院主持，有权直接向皇帝拟折奏事。[8]
正因为上述荣宠，六世班禅曾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人员说：“比起章嘉呼图克图，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他一直在皇帝身边，对皇帝有很大的影响。皇帝赐给我和达赖喇嘛的恩典，大部分是由于章嘉喇嘛在朝廷里帮了忙。”[9]
六世班禅是个非常谦逊的人，但这段话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章嘉活佛在西藏高层心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对触动逆鳞的章嘉，清朝皇帝也从不吝惜重手打击。
康熙三十四年(1695)，身在拉萨的第巴（桑结嘉措）曾假借五世达赖之名，请求保留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的汗号，并撤回驻扎青海军队。
但这种改变政治格局的抉择，由第巴伸手实在有点不知进退，即便他假借了达赖喇嘛的名号。
其实，就在当年8月，康熙已借科尔沁蒙古的渠道，联系上了噶尔丹。可盘踞于巴彦乌兰（今蒙古温都尔汗西）附近的噶尔丹，扬言“借了俄罗斯六万鸟枪兵”，要价太高，谈判破裂。
这让康熙下定了彻底剿灭的决心，对“五世达赖”的要求，也婉言拒绝。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路清军挥师北上，在康熙的亲自指挥下，于次年彻底歼灭了噶尔丹。
战后在整理获取的信札时，康熙才得知五世达赖已圆寂了十六年，期间所有奏对皆假第巴之手。
盛怒之下，康熙命理藩院主事亲至西藏宣旨斥，第巴只能上疏请罪，并请准许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举行坐床典礼，恳请“赐以温谕”。
这种事情要是放在中原，死个十次八次都够了。但冷静下来的康熙，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宽肴其罪，允其所请”。
康熙咽下这口恶气，倒不是因为第巴有多重要，也不是看仓央嘉措的面子，而是对新疆蒙古部落投鼠忌器。
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为漠西蒙古的首领。
他与第巴之间积怨甚深，极想用“隐匿丧事”为理由，借清廷之手干掉第巴。但贸然干掉第巴，就意味着西藏群龙无首，乱局中会让西部蒙古染指西藏的图谋得逞。
康熙看穿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图谋，用隐忍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命二世章嘉等代表朝廷，持送赐给六世达赖的金册、金印，以及给五世班禅的礼物入藏，主持六世达赖的坐床典礼。
二世章嘉在途经青海时，特意召集蒙古和硕特部八台吉首领，向他们宣谕清廷的政策，暗示应进京朝见归附，为之后康熙收复青海，创造了条件。[10]
但在主持了仓央嘉措的坐床仪式后，二世章嘉却犯了个严重的路线错误——拜见了第巴。
二人见面的过程已无史料记载，但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举动，顿时招致理藩院官员的弹劾，称其“违旨叩见”。
可能在章嘉的认知中，第巴有错不假，但既然康熙已降旨“宽肴”，事情就算过去了。
但他没想到，皇帝嘴上说的，未必就是心里想的。
身为一个在青海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与明显心有异动的西藏领袖密谈，简直就是在剪康熙的龙须。
理藩院迅速议定了裁决，“张嘉胡土克图、纳木扎尔格隆等，违旨叩见第巴，俱应拟绞。”
康熙念在章嘉过往的功劳，以及在青海地区的影响力，朱批定为“张嘉胡土克图，著从宽免绞，革其胡土克图之号。纳木札尔格隆，亦从宽免绞，充发盛京。”[11]
也就是说，恩免二世章嘉的绞刑，但褫夺了“呼图克图”的封号，并“在天安门前万人之中罚跪数时”。
甚至二世章嘉的路线错误，一度让康熙产生了换个棋子的想法。
就在同年，康熙“封默尔根绰尔济为灌顶普惠弘善大国师，给以浩敕印”。不过，随着二世章嘉知错能改，康熙于四十四年封其为“大国师”，换人计划有始无终。[12]
二世章嘉是怎么把局面扳回来的呢？
1691年（康熙三十年）四月，康熙亲自召集喀尔喀部各汗、济农、台吉，及漠南蒙古四十九旗札萨克，在多伦诺尔举行会盟。
多伦会盟中，康熙按照内蒙地区已经推行的盟旗制，将喀尔喀三部划为三十四旗，各设札萨克统领，划分了牧场范围。
基于在噶尔丹进攻中表现良好，一世哲布尊丹巴被钦定为外喀尔喀地区的最高政教首领。
但随着哲布尊丹巴的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不断向内蒙地区渗透，逐渐引起了康熙的警觉。
康熙决定在多伦地区施加影响，施加影响的方式是修建汇宗寺，派信得过的高僧住持。
六旬高龄的二世章嘉，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亲自参与到汇宗寺的规划和建设之中。寺院建立后，成为了内外两个蒙古地区的宗教中心，一世哲布尊丹巴曾长期住在寺院里。
但就在他返回漠北期间，康熙重新任命二世章嘉为总管多伦事务的扎萨克喇嘛，每年冬春居住北京，夏天则到多伦避暑传教.
章嘉在多伦大展拳脚，通过蒙古各旗需派喇嘛来寺的定制，将寺院影响力反过来辐射到了漠北蒙古。
等到雍正时期，又在汇宗寺附近建了善因寺作为属寺，住寺僧人高达5000多人。汇宗寺还在蒙古各旗内，又建了100多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实质上就是蒙古各旗与清廷联系的纽带，而二者之间的节点，便是章嘉活佛。[13]
由此，章嘉世系以驻京喇嘛首座、大国师、格鲁派四大活佛的身份，主管京师、承德、内蒙、青海、五台山等地，同时还以皇帝特使的身份，奔走于西藏、蒙古各地，成了清朝北防哲布尊丹巴，南挡达赖喇嘛的重要棋子。
二世章嘉在康熙时期的起起落落，给后世章嘉活佛一个鲜明的案例。之后的三世章嘉，即便受乾隆的尊宠超越众多王公大臣，但一生都处事谨慎，时刻将“王权至上”奉为圭臬。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二世章嘉奠定的基础，可能就没有三世章嘉的辉煌成就。
康熙五十四年(1715)五月，七十三岁的二世章嘉在多伦圆寂。康熙五十八年，若必多吉被认定为三世章嘉，并在佑宁寺坐床。
但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佑宁寺很多僧人都涉及这场叛乱，身在寺中的三世章嘉也遭到波及。
他的人生经历将会怎样展开，我们下一篇接着讲！
参考书目：
[1] [9][13]、《二世、三世章嘉的政治成就与文化贡献——兼论清前期的藏传佛教政策》_邓建新；
[2]、《历世章嘉活佛传略》_辛补堂；
[3] [5]、《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研究》_刘大伟；
[4] [6] [10]、《二世章嘉活佛及其政治活动述略》_秦永章；
[7]、《清代佑宁寺在满蒙藏多边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探微》_秦才郎加、曹生龙；
[8][12]、《清王朝对章嘉呼图克图的管理》_邓建新；
[11]、《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二；
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