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只有一个理由

本文写于2004年，用于答复一个叫猫安安的想结婚的女孩，同时也纪念我结婚12周年。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搜狐BBS一个叫《杂谈酷评》的论坛首页飘了几年，并被以各种各样的名字转发到不同的地方，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来告诉我在某处看到它。

现在我们的爱情还在，而搜狐BBS早已关闭，那个叫猫安安的女孩失联已久，或者孩子都不小了。

很多人告诉我，读了这篇文章又想结婚了。我总想对这些读者说，结婚与否当然自便，但千万不要把这篇文章看作我们上一代的“青春无悔”式的愚蠢表达。我完全无意赞美婚姻，只想祭奠岁月；我们艰巨的努力也许使这岁月称得上悲剧，但却并无诗意。

我们的经历，与其说证明了婚姻的必要性，不如说证明了某种婚姻的偶然性。

我们产生在一起的想法只有一次，而产生分开的想法则有无数次，只是前者得以实施。

正如文中所说：结婚的理由只有一个，而离婚的理由有无数个。只是那无数个理由都消灭不了这一个理由：我们要在一起。

神奇的是，本文虽然被到处转发，但我自己发的却总会消失。有时和平台一起消失，如果平台还在，就和我的公号一起消失。所以我总有机会来重发，发一次改一次，说明我的认识也在改变，也说明我的选择依然未变。

最近又有一个19岁的女孩儿跟我聊到和所爱的人结婚的可能性，我写本文的时候她刚满一岁。所以我再改发一次，算是对她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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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结婚？不结婚不也挺好？”在谈到婚姻问题时，有很多人这么问，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这么问。

是啊，为什么要结婚呢？我们这一代人似乎都要结婚，但似乎都没想过这个问题，结婚就像起床要叠被子一样自然而然。偶尔有人起床时不叠被，但睡觉之前总要叠，好比晚婚；还有人努力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好比军婚。

直到有一天，我儿子问了我这个问题：既然被子还要打开，为什么要费事把它叠上？这时我才想到，万事都需要理由，不管是叠被子，还是结婚。

因此我也很认真地思考了为什么要结婚的问题。

答案是：不结婚可以有无数个理由，而结婚只有一个理由——两个人要在一起。

当我和她在那个夏天相识时，我刚满22，她快要结束她的21，我们各自看上去都不是对方最合适的选择。用她父亲的话来说：“该拉开的没拉开”，例如年龄；“不该拉开的拉开了”，例如学历。

我们都来自条件似乎不错的家庭，即“不愁嫁娶”；而双方的家长也都为我们有似乎更好的“安排”。

但我们只知道，每一次相会，我们都舍不得分开。

在我们城市中心那个著名的空旷地带，我们从下午呆到傍晚，从傍晚呆到深夜。空地两边各有一条单行道，单行道的终点就是她的家。我们一条单行道走过去，那是我送她；又从另一条单行道走回来，那是她送我。直到天亮，她不得不去上班，而我如果可以逃课，就会陪她去，在她单位外的小茶铺坐等，等着她中午溜班出来匆匆会一面。我觉得这一面比文学史上的任何作家都重要，我的导师后来一直认为，我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变得整天迷迷糊糊，并丧失了学术上的进取心。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单行道两边的景色不知不觉中变了又变。那是年轻的我们有生第一次感觉到岁月的流逝。我送给她一首诗，现在还记得最后两句：

“我用温柔的微笑，写下岁月，

划满这岁月的，是名字中的你。”

又一个夏天来了，我们还是想在一起。

我在学校附近的郊区租了一间小屋，给房东家孩子作家教抵大半房租。小屋的四周是农田，厕所就是田边的猪圈，想买什么东西都要走二里地。

田边的小屋旁

小屋不能避寒暑，但总能挡风雨，我们总算不必在雨夜自以为隐秘地依偎在交警岗亭里，被正主轰出来才发现满大街就数那里被看得最清楚。

但小屋仍然不是我们的家，天再晚，她也不得不回她的家——那时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词典里还没有“同居”这个词，家里如果有还没出嫁的女儿，父母们总要在晚上听到女儿进门的声音才肯合眼。

送她回家要路过我们熟悉的空旷地，路边卖夜宵（这种街边夜宵有个很形象的本地称呼叫“鬼饮食”）的会熟悉地跟我打招呼：“下夜班了？”

送她到家后我又要夜奔二十里回我们的小屋，有时我会停下自行车，一狠心花五毛钱坐到“鬼饮食”摊上吃碗面，望着城市里满眼各有其主的窗户冥思苦想：什么时候才能每个夜晚都和她在一起？

有时候我送不了她，她就要独自回家，在黑夜里的田埂上骑自行车，乡间的狗们狂叫着猛追。

有一次她摔倒了，第二天再见面，带着一身伤。就是在那一天，我告诉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家，一个晚上也不要再分开。

于是我们要结婚了。在那个年代，结婚是不分开的唯一途径。而且结婚是需要单位批准的，我还在上学，我的单位就是学校，而那时候学校一般是不会同意学生结婚的。

我写了一份硬笔正楷的“结婚申请”，那上面需要有学位点、系办、学生处、研究生办、保卫处、校团委、校办……的十多个签字和公章。对手握公章的菩萨们来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个学生结不结婚，关他们屁事。于是找不到人、下次再来、研究研究、好像不行……

于是年轻的我学会了敬烟，学会了点头哈腰，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再大的火都忍着，只因为一个奇怪的规则：我必须得到许可，许可和她在一起。

结婚第二年

终于得到了许可，然后是房子。在那个时代，人人都要结婚，但却不必有房。或者说，在父母家中有个房间，就算有房了。但我们想要一个自己的家，我这样答应过她。

我们的第一个家是一间借来的旧房子，十多平米，自搭的小厨房在二十米开外，公用的厕所在一百米开外。硕士答辩后的第二天，我们举行了婚礼，没有婚纱，没有酒席。

后来每当我看见别人的豪华婚礼，就会想起，1992年6月6号的清晨，她一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的新家，把自己嫁给了我。她一手掌着自行车把，另一手还拎着一只从她家里要来的暖壶，那是准备给客人们喝茶用的。于是我们的家有了第一个暖壶。

我们还有了四大电器：电视机、电风扇、电动剃须刀、电子灭蚊器。

新婚那段时间，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晚上突然对她说：“天晚了，你该回去了。”即使在这种游戏重复了很多次以后，她还是总会一惊。然后我就抱住她，很有成就感地告诉她：“咱哪也不用去，咱们结婚了，受法律保护，再不用分开！”

从那以后，我们真地没有分开过，但很难讲是因为法律的保护。结婚在夏天，还没到春天房子就要拆迁，法律并没有保护我们的婚房。我们无处可去，只好赖着，以新晋草根的身份和强大的官方周旋，直到楼里的其它部分都被拆成了光架子。

有一天早晨，她出去解手，然后惊恐万状地回来告诉我，那座老式公厕的挡墙被拆迁工人拆了，蹲位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周围几里内没有其他公厕，我急中生智找了块布钉在公厕门口当门帘，她就在旁边等着，忍无可忍仍须再忍。

后来那帘子被扯掉了，我又钉，又被扯……

斗争堪称坚苦卓绝，作为这个城市里最早的“钉子户”之一，我们斗争的焦点，仅仅是一块遮住厕所的布帘。

十五年

赖着、挺着，终于我们又借到了一间房。

这一间比上一间还破还旧，在一个大约有上百年历史的大杂院里，那片地区从清代起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贫民区，朋友们谁来谁说回到了“旧社会”。

那时，她成了我们这个城市最早的下岗者之一，而我刚开始工作。我对她说：“没关系，我养你。”从此，她就每天在那间白天都需要开灯的小屋里等着我。

每天早晨，她都到公厕去和老头老太太们一起排队倒便桶，老式马桶是那片居住区的标配，但我们没有，一个临时买的红色塑料水桶在一字长阵中份外醒目。然后她就在家里守着那台因为没有闭路天线而只能看4个频道的电视机——我们的收入不容许她有另外形式的娱乐。她整个白天都翻来覆去地听“点歌”节目里那些反复出现的老歌，然后就蹲在小煤油炉前为我做饭。

那个院子门口有一个门槛，自行车推过都会“咣当”一响。隔着老远，她能准确地分辨出每天几十声“咣当”中哪一声是我发出的，然后在我们的小屋门前迎接我。

夜里，老鼠在我们身上跑来跑去，开灯、敲床都吓不走它们。夏天，因为潮湿，我们俩都得了疹子，满身小红点，密集得别人怀疑我们得了“怪病”。

有时候，我半夜里爬起来抽闷烟，冥思苦想：“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呢？”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在这种日子过了一年多以后，我用玩命式的非常手段在单位获得了一套住房，也是旧房子，但是“单元房”。我们终于有了通天然气的厨房和可以冲水的卫生间，而且是我们一家独有的！

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锈迹斑斑的水龙头、肮脏的煤气炉，担心着会有人来把我们从这天堂赶走。我告诉她，只要有我在，谁都不用怕，于是她天天到下班时就守在那6楼的窗前，直到看见我骑着破自行车在楼下出现她才放心：我还在呢！

我们那一代人个个胸怀大志，关心的是国家、民族、人类，这些志向渐渐从天上落到地下，变得简单明确：和她在一起。仅仅是在两年前，我还以为自己前程远大，如雄狮般无所不能；而此时我早已抛开了哈姆雷特的名言“我的每一根血管都如怒狮的筋骨般坚强”，而是以赵传的“小小鸟”自励：哪怕是一只公麻雀，总要护住自己的窝。

你可以把这叫作沦落，也可以叫作成长，也可以叫作代价，这一切都不是必须的。但它们指向的目的：“我们要在一起”，却是必须的，这一点无比清晰。

为了这个简单的理想，作为一个工作一年出头的新毛头，我就敢怒目圆睁把来收回住房的领导轰出门。一个在单位里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和全体领导班子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而且最终胜利了，这被同时在各条战线上斗争着的同龄人们称为一次经典战例。那时我24岁，比我现在的很多学生还要年轻。

二十年

那房子其实也很破，顶楼，风口，漏雨。夏天闷热得要死，但只要有风就呜呜地让人心惊。一次大暴雨中，一排质量粗糙的阳台窗终于坚持不住，硬生生被狂风吹了下去。失去遮挡的屋子立刻被淹在灌进来的雨水里。无计可施的我们躲在角落，目视着雨水漫到脚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她说：“我们会有自己的好房子的”。

老房子水管细，下层用水上层水就小；左边用水右边水就小；我们的房子在最右边的顶楼，全楼不用水了，我们家的水压才够点燃热水器。

冬天洗澡，刚抹上肥皂，楼下一开水龙头，我家没热水了。擦干肥皂穿上衣服，热水又来了。她有时被折腾得掉泪，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会有一天，我们想怎么洗澡就怎么洗澡。

其实我已经让她等得太久，她一次又一次地信我，等来的是我们孩子的降生。

冬天里给孩子洗澡，那种热水中断的悲剧又发生了，于是孩子得了肺炎，出生刚40天就住了院。我们的钱只够让孩子住进十多床的大病房，我和她就每夜蜷在孩子的床角守护。

中国的儿科病房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你想象不到会有那么多希奇古怪的病孩子：不会呼吸的、没有消化能力的、大脑缺痒的……孩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头上扎着输液针管：因为手上的血管太细无法进针。

每当输液时，护士拿来刮胡刀，刷刷两下，孩子头上就丑陋地秃一片，然后一针下去，不见回血，拔出来再来一针……孩子们哇哇大哭,父母都揪着心，但只能向护士陪笑脸:没事,再扎……

不时一个权威模样的前呼后拥地踱进来，搭着眼皮看看某孩子，然后果断地对父母说：“没希望了，放弃吧！”于是哭声一片。

每当这时，她就颤抖，紧紧抱住我们的孩子，我就一手握住她的手，一手搂住她的肩，感觉到她如此消瘦。

孩子出院时，我们仍然保持这个动作。坐在三轮车上，我看着疲惫地闭上双眼的她和她怀里的孩子，心想：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我这一生怎么可能和她们分开？

二十五年

后来，我们有了漂亮宽敞的房子、有了设备齐全的厨卫、有了全套家电、有了汽车、车位、第二套房……在这平凡、庸俗和目标明确的努力过程中，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在应酬吃喝中发胖、在勾心斗角中秃顶，无规律的生活使脸上长出内分泌失调导致的黑斑……。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并不贴切，对我而言，岁月是一面破落的战旗，充满了丑陋的战斗痕迹，飘扬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

同一时间里，她则渐渐变得风韵十足。在岁月面前，她像坚强的花枝，一边收获沧桑，一边积淀美丽。

其实，我们这代人谁都有这样的血泪史，而对我们的前辈来说，没有饥荒、没有武斗、没有动乱、不会被打成右派、不用上山下乡、吃粮没限制、吃奶不用排队……这简直已经是天堂般的生活了。

于这个国度而言，生活不是寡廉鲜耻，就是含辛茹苦。两个人一起含辛茹苦，并不能减少辛苦，但能改变两个人，使他们成为合体的神兽，面朝生活，吞咽年华。

我父母有一本旧相册，是他们结婚时朋友送的，上边写着一个苏联诗人的诗——他们那时侯只知道苏联诗人：

“一切都会有的，

夏天的泥泞

冬天的雪……

因为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啊! ”

在一起，这是简单的事情；一辈子，这又多不简单，几乎是个深刻的陷阱。

当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我对她说：“现在谁也不能再伤害我们了，除了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仍然随时会被伤害，但只要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都无所畏惧。三十年过去，我依然勇敢无比，她依然坚韧不拔。但如果我们被拆开，变成“我”和“她”，那就很难想像，我们还是不是“世上最坚强，世上最善良”，我们的坚强与善良，当且仅当，对方存在时而存在。世界对我们唯一有效的伤害，是相互伤害。

结婚，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起，这很简单；两个人，这很不简单。

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午后阳光下的小巷里，她对我说她想去看海，我答应带她去；三年后，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家，三年后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会补上婚纱照，五年后我做到了。我答应她不用再去公厕排队，我做到了。我答应她不用为生计发愁，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大房子，我做到了。我答应她送她一只漂亮的手表，居然花了十年，但我还是做到了。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去做到答应对方的每一件事；要做到这些事，就需要两个人在一起，一直在一起。

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两个人共同完成一个选择：等待，等待选择的实现，或者选择的结束。

二十九年

我答应她，我会一辈子和她在一起，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她却似乎仍然不敢完全相信我能做到。也许，是不敢完全相信她自己能做到。

就有这么难。

司汤达的墓碑上刻着：“活过了，爱过了，写过了。”

我只希望，我的墓碑上能有这行字：“亲爱的，你看，我真地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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