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是以文学家为中介的。气候通过影响文学家来影响文学作品，包括影响文学作品的主题、景观、人物、风格等等。关于气候对文学作品主题、景观、风格等等的影响，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只讨论气候对文学人物的影响。
一、气候（物候）与文学人物之关系
文学人物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诗、词等抒情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多数时候是文学家自己，少数时候是他们所代言的各色人物），一是戏剧、小说等叙事作品中的各色人物。
在诗、词等抒情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往往是通过“物”来表达的。前人总结诗词等抒情作品的抒情方式时，习惯于将其归纳为“赋”、“比”、“兴”三种。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尤其是对“比”和“兴”的解释，都离不开一个“物”字。[宋]李仲蒙讲：“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1] [宋]朱熹讲：“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情也。”[2]（P4、P1）文学家写诗填词，目的在于抒情，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直抒其情，而是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即物言情。物，是他们抒发情感的一个诱发因子，一个媒介，或者一个参照。这个物，在许多时候，就是指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某些天气水文现象，也就是气候影响之下的“物候”。可以说，在诗词等抒情文学中，人的情感的萌发或者表达，在许多时候，是与气候（物候）有关系的。
同诗词等抒情文学相比，戏剧与气候（物候）的关系要特殊一些。戏剧是舞台艺术，它的语言必须具有动作性。在戏剧文本中，那种静态的、细腻的写景文字是没有的。戏剧文本中的写景文字包括两种，一种是用于舞台置景的提示文字，一种是用于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唱词。唱词中的写景文字一般比较简略，但是在抒情色彩或诗化色彩比较浓的戏剧文本，如《西厢记》、《汉宫秋》、《牡丹亭》一类作品里，与气候（物候）有密切关系的唱词还是不少的，它们对表现人物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转变，是有重要作用的。小说与气候（物候）的关系也比较特殊。中国的小说，就其写景文字来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话本小说以及由话本小说演变而来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神魔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这种小说的写景文字，多具有说书艺人的语言特点，一是具有动作性，二是比较简单，三是比较类型化。在这种小说的写景文字中，直接写到气候环境（如“孙悟空三调芭蕉扇”等）的地方并不多，而且也比较简略。有的地方虽然写到风、云、雨、雪、霜、露、虹、晕、雷、电等等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是气象，或者天气，不是气候，更不是物候。
说到气候对小说人物的影响，可能会有读者立刻想到《三国演义》里的“七星坛诸葛祭风”、“上方谷司马受困”，以及《水浒传》里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故事情节。因为诸葛亮、周瑜之所以能够火烧曹营，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并由此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改变曹操、刘备、孙权等人一生的命运走向，确实是因为那冬天里的一场“东南风”；司马懿父子三人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诸葛亮一生放的第四把大火之所以会瞬间熄灭，并由此宣告他的六出祁山的军事行动最终失败，彻底改变他本人和司马懿一生的政治命运，确实是因为上方谷的那一场“骤雨”；而林冲之所以会离开草料场的那两间草厅，投宿山神庙，躲过陆虞候等人放的那一把火，从而迫使他手刃三个仇人，义无反顾地上了梁山，从此改变了他的性格和命运，确实是因为沧州城的那一场“大雪”。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东南风”也好，“骤雨”也好，“大雪”也好，都是“气象”，或者“天气”，而不是“气候”。尽管在古人的语汇当中，“气象”、“天气”和“气候”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但是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来讲，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气象”、“天气”和“气候”是有区别的。所谓“气象”，是指发生在天空里的风、云、雨、雪、霜、露、虹、晕、雷、电等一切大气的物理现象，当这些现象影响到人类活动时，便称作“天气”；而“气候”，则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个地区在一年或一个时段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气象”或者“天气”带有偶然性，今年的此时此地刮“东南风”，下“骤雨”或者“大雪”，明年的此时此地未必就刮“东南风”，下“骤雨”或者“大雪”，不然的话，曹操就会躲过那场“东南风”，诸葛亮就不会在“骤雨”之前火烧子午谷，陆虞候也不会在林冲已然离开之后，还要去烧那两间草厅。
“气象”或者“天气”的突然变化，固然可以改变事件的走向或者人物的命运，但是毕竟这些现象都带有突发性或偶然性，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而“气候”则不一样，它是有周期性的，有地域性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根据经验和常识来判断的。我们研究气候与文学人物的关系，就是要探求其中的规律性，而不是搜集或者罗列那些偶然性的事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像“七星坛诸葛祭风”、“上方谷司马受困”，以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样的偶发事件，并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对象。
还有一种小说，就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言情小说。这种小说是文人个体创作的小说，它们的抒情色彩或者诗化色彩是很浓郁的。在这种小说里，作者对气候（物候）的描写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细致、比较有特点和个性的。这种小说中的气候（物候）描写，对于表现人物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转变，是有重要作用的。
我们讲气候与戏剧、小说人物的关系，主要是指这种诗化色彩较浓的戏剧、小说中的气候与人物之关系。为了篇幅的关系，也为了考察得深入、细致一点，我们以《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为例。这两个文学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走向，不是某个偶然的“气象”或“天气”现象造成的，而是与那些具有“多年特点”的“气候”（物候）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我们研究她们的性格、命运与“气候”（物候）环境的关系，可以收举一反三之效。
二、气候（物候）与杜丽娘的性格、命运之关系
杜丽娘是[明]汤显祖所著戏剧《牡丹亭》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位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至情之人，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典型人物。她的性格和命运在戏中经历过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关键节点，就在第十出《惊梦》。
在《惊梦》之前，她是一个被管束得很严厉、生活得很无聊、性格比较平面、简单的人物。她是南安知府杜宝的独生女儿，“娇养他掌上明珠，出落的人中美玉。”年过十六，“未议婚配”。她虽然于《四书》早已“成诵”，但是对其中的教义并无兴趣。她平日的生活，就是“茶余饭饱”之后，做点“女工”，然后就是“白日眠睡”。她父亲有感于“古今贤淑，多晓诗书”，希望女儿也能够“知书知礼”，“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于是便延请一个年近六旬的秀才陈最良来家中教授。教授什么呢？她父亲的意见是：“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则看些经旨罢。《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3]（P16—17）于是她便跟着陈师父学《毛诗》。这陈师父刚好就是一个把《关雎》解成“咏后妃之德”的腐儒。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与儿家。”[3]（P26）他除了刻意曲解《诗经》，遮蔽爱情文学的真相，不让女弟子产生任何关于爱情的联想，就是监督、拘束女弟子的日常行为，“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不让她接触大自然，不让她从花鸟世界得到任何人生的启示，所谓“收其放心”是也。这样的教学和管理，当然是违背规律、扼杀人性的。
杜丽娘原是一个有悟性、有自我意识的人。他对师父的迂执虽然不便反对，但是她的思想和情感并不被师父的这一套所束缚。“读到《毛诗》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悄然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又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于是在“读书困闷”之时，在丫头春香的“逗引”、建议和安排之下，她决定去“后花园走走”。
正是这一走，让她看到了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
【皂罗袍】〔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
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
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好姐姐】〔旦〕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春香啊，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贴〕成对儿莺燕啊。〔合〕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歌溜的圆。[3]（P43）
这么美丽的景致，居然“都付与断井颓垣”，无人欣赏，无人怜惜；而父亲和母亲，居然从来不在她面前提起，就像没有这个后花园一样。她为之惊诧不已。
需要指出的是：这杜鹃、荼蘼和牡丹的盛开，楼燕和黄莺的鸣叫，就是当时南安府所在地（今江西大余一带）的物候，也就是亚热带地区季春时节的物候。正是这季春时节的物候，表明了大好的春光即将过去。这对杜丽娘这个天生具有悟性和自我意识的人来讲，无疑是一种生命的警示：美丽的春天即将过去，她自己的青春又老去了一岁！于是她在惊诧之余，不禁油然而生伤春之感：
【隔尾】〔旦〕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到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叹介〕“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啊，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春香那里？〔作左右瞧介〕〔又低首沉吟介〕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长叹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山坡羊】〔旦〕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传？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身子困乏了，且自隐几而眠。[3]（P44）
正是这季春时节的物候，唤醒了她的生命意识：“春啊，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人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原是一体的，人应该和春天两相“留连”。如今春天就要离她而去了。“春去”之后，她又该怎么办呢？由这即将逝去的春天，她想到了自己“当下的”处境：“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并进而想到了生命的价值问题：“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她既没有办法留住春天的脚步，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她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说：“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像她这样一个极有悟性、极富个体生命意识的人，在那样一个主张“收其放心”的封建社会，一个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时代，一个被父母和老师严加管束的生活环境里，她是非常孤独、非常无助的。除了惊诧、懊恼、嗟叹、伤心，她只有“兴尽回家闲过遣”，只有“隐几而眠”。
正是这“隐几而眠”，让她梦见了自己意念中的情人——“丰姿俊妍”的书生柳梦梅，并和他在“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自谓“两情和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有了这一番梦中经历，她就再也难以放怀，“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寻思展转，竟夜无眠。”
《惊梦》之后的杜丽娘整个地变了一个人。季春时节的物候唤起了她的生命意识，唤起了她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她不再是一个甘于被管束的大家闺秀。她有了明确人生目标，开始热烈而执着地寻求自己的幸福。为了“旧梦重来”，她竟然“背却春香，悄向花园寻看”。当“寻来寻去，都不见了”之时，她便“长眠短起”，“似笑如啼”，最后竟缠绵卧榻，一病不起。
关于她的死因，她母亲、父亲、丫头，可以说是各有说法。母亲认为：“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戏游空冷无人之处。”女儿之所以犯病，是因为在园子里撞见了“花妖木客”，所谓“腰身触污了柳精灵，虚嚣侧犯了花神圣”。其责任则在丫头春香，是她不该“逗引”小姐去后花园。父亲认为：“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呢？”女儿之所以犯病，是因为“日炙风吹，伤寒流转”；“则不过往来潮热，大小伤寒，急慢风惊。”其责任则在母亲，不该“纵他闲游”。丫头春香则认为，小姐“这病便是‘君子好求’上来的”；是“烟花惹事，莺燕成招，云月知情”。
母亲的说法未免愚昧无知。父亲和丫头的说法倒是接近于事实的真相。所谓“日炙风吹，伤寒流转”等等，就是指气温的变化，导致身体的不适，进而患病。所谓“烟花惹事，莺燕成招，云月知情”，则是指气候（物候）的变化，导致人的心理、情绪的改变。
“烟花”、“莺燕”、“云月”等等，用气候学的术语来讲，就是物候。是季春的物候触发了她的生命意识，唤起了她对于生命的状态、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她无法摆脱被拘束、被监督的处境，无法改变那种苦闷无聊的生活，无法找到自己所心仪的男人，无法得到自己所向往的幸福。她的心事无处诉说，且无人可解，于是便忧虑成疾，抱病而亡。
她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就作者和读者来讲，谁都不否认她是“因情而死”。可是又是什么东西触发了她的情感呢？事实上，并不是现实中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柳梦梅。柳梦梅不过是她心造的幻影。真正触发她的情感的，仅仅是时节的物候。所谓“烟花惹事，莺燕成招，云月知情”是也。
三、气候（物候）与林黛玉的性格、命运之关系
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与戏剧《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样，也是有着敏感而细腻的生命意识的女性。《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里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4]（P272—273）
林黛玉为之“感慨缠绵”、“心动神摇”，乃至“如醉如痴，站立不住”的这一段戏文，正是当年杜丽娘游园之时，因季春时节的物候而为之惊诧、懊恼、嗟叹、伤心的一段唱词。杜丽娘因物候而伤感，林黛玉则因杜丽娘的伤感而伤感，虽前者为直接，后者为间接，但源头是一样的，都是由于季春时节的物候而引发了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思考。
同样是官宦人家的独生女儿，但林黛玉的性格比杜丽娘更为敏感，也更为抑郁。这是因为两个人的遭遇和生活环境有所不同。杜丽娘虽然受到父母和老师的拘束，“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没有行动的自由，且年过二八而“未议婚配”，内心的需求和苦闷无处诉说，但是和林黛玉相比，她毕竟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家里，毕竟还拥有父母的疼爱（虽然这种疼爱有时候是违背人性的）。林黛玉就不一样了。她自小“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不得已而寄人篱下。生活在那样一个尔虞我诈的大家庭里，她得“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能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自身又体弱多病，“从会吃饭时便吃药”，每天离不开药罐子。虽然心中有一份爱情，但因为“无人做主”，自己又不便明说，所以总是“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和杜丽娘相比，她除了缺乏自由感和归宿感，还缺乏安全感。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每当遇到气候（物候）的变化，她就从身体到内心，尤其感到不适，感到惆怅和伤心。从前的学者们研究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时，往往只注意到她所生活的那个家庭环境（人文环境），而忽视了相关的气候环境。实际上，她的性格和命运的形成，与气候环境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小说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里，有这样一段精彩文字：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头，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4]（P314—315）
……（宝玉）等他二人去远，把那花儿兜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和黛玉葬桃花的去处。
将已到了花冢，犹未转过山坡，只听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行数落着，哭的好不伤心。宝玉心下想道：“这不知是那屋里的丫头，受了委曲，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倾。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奴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 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的自己伤心，却不道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4]（P323—324）
作品写的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的物候，也就是清初北京一带季春时节的物候。这个时候，北京一带“燕始见”，“旱柳始花”，“榆叶梅始花”，而桃花和李花则已凋谢。作品写到“梁间燕子”，写到“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等物候现象，应该说是很真实的。正是这“花谢花飞”的季春物候，触发了主人公的关于生命的感悟和思考。所谓“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等等，即是讲自然物候的变化，对人的生命的一种警示。
“闺中女儿”林黛玉的这一番伤感，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知音贾宝玉，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紧接着在小说第二十八回《蒋玉函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的开头，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
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正是一腔无明，未曾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4]（P326）
贾宝玉的这一番解读，可以说是非常细致而深刻的道出了黛玉伤春的真正含义。正是这一番悲吟和解读，加深了他们二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和理解，使他们在生命的当下状态、存在价值和终极意义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正因为有了这个思想基础，使得他们之间的感情和理解又加深了一层：林黛玉完全消除了早前对他的误会，“不觉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
因季春的物候而伤春；因伤春而加深对生命现象的感悟和理解；因加深对生命现象的感悟和理解，消除了日常生活中对宝玉的某些误会，从而更加坚定了对宝玉的爱情。这是物候（气候）对林黛玉的性格所构成的一个带有积极意义的影响。
比较而言，物候（气候）对林黛玉性格的消极影响似乎更多一些。小说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后，必犯旧疾；今秋又遇着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伤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觉得比往常又重，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将养。有时闷了，又盼个姐妹来说些闲话排遣；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众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娇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周，礼数粗忽，也都不责他。[4]（P558）
……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时候了，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知宝钗不能来了，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其词曰: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续。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泪烛。泪烛摇摇 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不奈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4]（P560—561）
……紫鹃收起燕窝，然后移灯下帘，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钗，一时又羡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宝玉虽素昔和睦，终有嫌疑；又听见窗外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不觉又滴下泪来。[4]（P563—564）
秋花惨淡，秋草枯黄，这是清初时北京一带季秋时节的物候，即暖温带地区的物候。正是这样的气候环境，引发了林黛玉的“旧疾”——呼吸道疾病，也引发了她的生命意识——深重的悲秋之感。作为“闺中女儿”，黛玉悲秋同文士悲秋有着不同的含义，这里既没有“贫士失职”的不平，也没有“羁旅无友”的惆怅，只有对于亲情和爱情的渴望、遗憾和嗟叹。宝钗“有母有兄”，自己则“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扶持”；宝玉虽“素昔和睦”，终究还是有些“嫌疑”，即有些隔膜。无论是在亲情方面，还是在爱情方面，她都缺乏安全感和归宿感。因此面对风雨中的秋花秋草等物候现象，自身生命的秋意不禁黯然而生。这一段文字表明，秋天的物候和由此而生发的悲秋情绪，再次凸显了她的敏感而抑郁的性格，进而加速了其悲剧结局的到来。
总之，气候对于林黛玉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她的身体。所谓“每岁至春分、秋分后，必犯旧疾”。一个是她的心理或者情绪。每到“花谢花飞飞满天”，或者“秋花惨淡秋草黄”的时节，她就会因物候的变迁而萌发伤春或者悲秋的情绪，唤起她的生命意识，使她联想到当下的生命现实和未来的生命走向，联想到生命的质量、价值和意义，从而悲从中来，这样不仅会加重她的疾病，也会使她的情绪更不稳定，性情更加烦躁不安，性格更加复杂，个人悲剧的结局更加迫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气候成了影响她的性格和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胡寅.致李叔易[A].胡寅.斐然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曹雪芹、高鹗著, 袁世硕校注.红楼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本文系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08BZW044）的部分成果。
作者系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