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间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归结为四个大类，分别是情、理、事、态。
情指喜怒哀乐之类主观的感动，理是思想在事物中所推求出来的条理秩序，事包含一切人物的动作，态是指人物的形状。
文学的材料也不外乎这四种。因此文学的功用通常分为言情、说理、叙事、绘态（亦称状物或描写）四大类。文学作品因体裁不同对这四类功用各有所偏重。例如诗歌侧重言情，论文侧重说理，历史、戏剧、小说都侧重叙事，山水人物杂记侧重绘态。
当然，这只是比较粗浅的划分，实际上情理事态常常交错融贯，事必有态，情寓于理，不易拆开。纯粹属于某一类的作品颇不易找出，作品的文学价值愈高，愈是情理事态打成一片。
不过我们在习作提升的时期，我们不妨粗略的以这四大类的分别作为区分，因为这四类作法对于初学的人有难有易，初学者应由易而难，循序渐进 。
耗精力去说理，还是逐想象去发展
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教导我们，写作要以论说文为主，于是我们舍弃了其他的作法，现在再提起笔写文时，除了那些空洞的言论，老掉牙的论证事例，其他的就再难想出，写出，其实这样是不妥的。
说理文需要丰富的学识和谨严的思考。这恰恰是青年人通常所缺乏的。他们没有说理语文所必具的条件而勉强做说理文，势必袭陈腐的滥调，发空洞的议论。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高考作文，常常是一篇篇的“古今中外、大凡天下”的词调。
过早的写作说理文还有不利的方面。青年时期想象力较为丰富，所谓“想象”是指运用具体的意象去思想，与一般成年人运用抽象的概念去思想是不同。这两种思想类型的分别恰是文艺与科学的分别。
所以有志于文学创作者应该趁着想象力丰富时期，学会驾驭具体的情境，让世界本其光热色相活现于眼前，不只是一些无血无肉的冷冰冰的说理。那种舍想象不去发展，只耗费大量精力去说理，结果心里就只会有“理”而不会有“象”，这就养成一种与文艺相反的习惯了。
青年人富于情感，不见得适宜作言情诗文
还有很多青年人喜欢写抒情的诗文。文学本是表现情感的，青年人是最富于情感的，这两件事实凑拢起来，结论当然是青年人是爱好文学的。在事实上许多青年人走上文学的路，也确是因为他们需要发泄情感。不过就写作来说，一开始就写言情诗文是不太妥当的。
第一，情感迷离恍惚，不易捉摸，正如梦中不易说梦，醉中只觉陶陶。诗人华兹华斯说得好，“诗起于沉静中回味得来的情绪”，意思与中文成语“痛定思痛”相近。青年人容易感受情绪，却不容易于沉静中回味情绪，感受情绪而加以沉静回味是先“入乎其中”，再而“出乎其外”，这需要相当的修养。回味之后，要把情绪表现出来，也不能悲即言悲，喜即言喜，必须使情绪融化于具体的意象，或寓情于事，如“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不言惜别而惜别自见；或寓情于景（即本文所谓态），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不言悲凉而悲凉自见。
所以言情必须借叙事绘态，如果没有先学好叙事绘态，言情文章是绝对不易写好的。现在一般青年作家只知道抽象地说悲说喜，再加上接二连三的修辞、感叹，以为这就算尽了言情的事宜。悲即言悲，喜即言喜，谁不会？堆砌词调，谁不会？只是你言悲言喜而读者不悲不喜，你用惊叹而读者并不觉有惊叹的必要，那还算得什么文学作品？
其次，情感自身也需要陶冶熔炼，才值得文学来表现。人生经验愈丰富，事理观察愈深刻，情感也就愈沉着，愈易融化于具体的情境。最沉痛的言情诗文往往不是一个作家的早年作品，我们的屈原、庾信、杜甫和苏轼，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都可以为证。
青年人的情感来得容易，也来得浮泛，十个人失恋就有九个人要悲观自杀，就有九个人表现同样的姿态，过了一些时候，就有九个人都仍旧欢天喜地过日子。他们的言情作品往往表现一种浅薄的感伤主义，即西方人所谓sentimentalism。这恰是上品言情文的大忌讳。
所以说，初学者写作，说理文可缓作，言情文也可缓作，剩下来的只有叙事绘态两种。
事与态都是摆在眼前的，很具体很客观的，比较容易捉摸，就好比联系画画写生，景物就摆在面前，看着它一笔一笔地模拟，如果有一笔不像，还可以随看随改。紧紧抓住实事实物，就不至于堕入空洞肤泛的恶习。
叙事与绘态之中还是叙事比较关键。叙事其实就是绘动态，能绘动态就能绘静态。纯粹的静态文容易流于呆板，而且在事实上也很少见。事物不能很久地留在静态中，离静而动，即变为事，即成为叙事的对象。因此叙事文与绘态文不易于区分，叙事文即于叙事中绘态，绘态文也必夹叙事才能生动。
叙事文与绘态文做好了，其他文体就可迎刃而解，因为严格地说，情与理还是心理方面的动作，还是可以认成“事”，还是有它们的“态”的，所不同的地方是它们比较偏于主观的，不如一般外在事态那样容易着笔。在外在事态上下过一番功夫，然后再以所得的娴熟的手腕去应付内在的事态（即情理），那就没有多大的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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