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卫报》报道，诺贝尔文学奖作家V.S.奈保尔已于伦敦家中去世，享年85岁。他的家人在周六的一份声明中证实了这一消息。
奈保尔的妻子纳迪拉·奈保尔（Nadira Naipaul）表示，他“被他所爱过的人所包围，他们的一生充满了极好的创造力和努力。”
从大学毕业开始从事写作以来，奈保尔在一系列小说和游记中向世界投下了细密而深切的关注，从印度到美洲到欧洲，他的写作为他赢得了盛大荣誉：1971年获得布克奖，1989年被英国女王授以爵位，1993年获得英国大卫·柯恩文学奖，并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奖称赞他的写作为百年诺奖注入了生机
奈保尔最近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7月初英国伦敦南岸中心举行的“布克奖50年”系列作家讲座活动上，作为“金布克奖”五位作家入围者之一，活动上伦敦资深书评人罗伯特·麦可克鲁姆表示，重读过去的得奖作品时他发现，有些小说并没有经得起时间考验，“但奈保尔的《自由国度》，却像是昨天才写下的，譬如当中触碰的难民问题，一点不过时。”
随后，奈保尔由妻子推着轮椅一同上台，一番真挚的感言凝练了作家一生的心路，成为了全场第一个高潮。
他妻子代表发言说：“奈保尔少年时就立志成为作家，他自己说是‘写作找到了他’，但一开始也无计可施，他找不到出版商、代理人能理解他作品的原创性和文学性，然而他坚持不懈，没有任何怨言。终其一身他都在找寻‘词语’，他经历过艰难世事。肯尼亚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曾讲奈保尔是‘作家中的作家’，但他也想做读者的作家。他从不模仿别人，坚持‘用词必须极其小心’，最复杂的思想要用最简单的词来表述……”她回顾了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情景，“诺贝尔奖委员会代表到家里对他说，这是诺贝尔奖的100周年，你为它注入了新的生机，鼓舞了希望，而现在是布克奖50周年，我希望并同时祈祷，这些年被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会鼓舞更多人阅读、写作”。
图为奈保尔获得诺奖
2014年奈保尔曾参加上海书展，与中国作家交流写作之道
V.S.奈保尔喜欢旅行。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这个西印度洋的小岛外，他还走遍了加勒比海地区、印度、南美、非洲、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他的美国朋友保罗·索鲁写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以戏剧性的生动笔法记录了他们周游世界的足迹，这本以奈保尔作传，甫一问世就闹得沸沸扬扬的书副题就是：一场跨越五大洲的友谊。事实上，正是基于这些旅行的见闻和所做的相关研究，奈保尔写出了《大河湾》、《信徒的国度》、“印度三部曲”等一系列的虚构与非虚构作品。
在2014年上海书展上，奈保尔与妻子参加了自己作品中文版的首发仪式，奈保尔回应：“也许我不能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了，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需要认真的体验，需要认真的观察，需要很多的知识，但是现在我没有这些东西。”
重看当时本报记者傅小平所写报道，依然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奈保尔写作之路，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世界性作家。
奈保尔访沪 | 观“世间之路”，寻“抵达之谜”
本报记者 傅小平
事实上，纵使奈保尔如很多人期望的那样是预言家，或如他自己所言是“只要认真写作，写现在就意味着在写未来”的大作家，他也没法预言自己能不能写一部中国的作品。这不仅在于他年事已高，精力受限，还在于他没有在旅途中写作的习惯。早年只有在回到伦敦郊外威尔特郡乡间“茅舍”时，他才能在一片静得出奇的环境中创作出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来。他需要一种审美意义上的距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奈保尔如是说：“有了这种距离，你才能对你的经历进行不仅是地理、历史意义上的，更是感情、美学意义上的沉淀和升华。”
不仅如此，即使回到居住地，奈保尔通常也不是马上就开始写作。1962年，他首次踏访印度，平生第一次发现在自己所置身的这个祖父辈生活过的家园里，他与周围人在相貌上相差无几，在待人接物与内心世界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他没能与印度融为一体，只是感觉被印度以及他在印度看到的一切彻底“粉碎”了。起初他并没有感到，这次旅行将让他写出日后让印度人爱恨交集的作品。“有整整三个月我什么也没有做。我面对着有可能要把安德列·多伊奇预付的500英镑定金还给他的局面。终于有一天，我打开一本练习本，在两张纸上写下所有打动我的东西，加上一些小标题，我看着它们，我形成了一个轮廓，并且或多或少就按照这个轮廓写下去。”
或因如此，奈保尔对此次中国之行并没有抱写作上的期待。在他看来，一旦对一个地方有了期待，就会看不见要看的东西。“我只是过来，然后观察就可以了。”由于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奈保尔并没有如读者预想中的那样侃侃而谈，言语之间也不见被媒体大肆渲染的那般桀骜和锋利，但他坚毅而深沉的眼神却透着力量，让你不由联想到体现在他写作上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观察力。而奈保尔正是因为将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逼真的叙事艺术结合于作品之中，“驱使我们去认识那被掩盖的历史的存在”，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首发式上，学者止庵提到奈保尔发表于1979年的长篇小说《大河湾》里有个总统，这个书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手握权力，不可一世。然而在书的结尾，这位总统众叛亲离。而在现实中这个角色的原型真的倒台了，但无论在小说里，还是现实中，这个国家所有的问题却没有因为总统的倒台而得到任何的解决。娜迪拉由此想到，为写作《非洲的假面具》去乌干达旅行时，接待他们的许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对奈保尔说，他在《大河湾》里写的正是这之后他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简直就是一位预言家。当止庵问他：“你是一位预言家吗？”奈保尔断然否认道：“不，我是一个观察家，仅仅是观察。”
很显然，奈保尔所做的并非习见的观察。在《大河湾》里，他塑造了一个学者：总统的导师雷蒙德，主人公萨林姆读到他一些论文的时候大吃一惊，因为这些文章只是政府告示和报纸摘抄的拼凑。雷蒙德似乎从来没有去过他写到的任何地方，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更别奢望他能深入社论的背后理解事实的真相。实际上，正如娜迪拉所说，奈保尔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碰到类似的“雷蒙德”，他们写了大量的作品，但全部都是垃圾。而作为“雷蒙德”的对立面，奈保尔有着自己行之有效的研究和观察方式。也正是这种独特的观察方式，造就了他独一无二的写作。
以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的理解，奈保尔找到了新的途径去观看、描述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他听人们说话，不光是他们的观点，还有他们的语调，他们对词汇的精确选择，甚至他们的闪烁其辞。他的双眼同时记录下一切，服装、姿态、表情、那些能让他进行精准白描的物理细节。然后他那警觉、从不感伤、对浪漫主义矫情充满怀疑的大脑会对这些细节观察进行过滤。“奈保尔的声音都是个人化的，因他从个人经验中抽取材料。他最为执迷的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声音：不断探索他在世界中的位置，一种独特的视角，一个写作罗盘。他把经历，旅行，对物理世界的细致观察，对理念、历史、文化、政治的尖锐分析变成了一种艺术。”
当然，奈保尔的旅行、观察，从来不是夸张地表现某种奇特的异国情调，他的游记也并不是对异国民俗生活的浮光掠影的记录，而是对多个后殖民国家的社会形态、社会心理的深入剖析。他深沉地关注这些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同时，他总能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于是就出现了止庵提到的《大河湾》里独特的叙事景观：小说叙述者——在非洲谋生的印度裔杂货店店主萨林姆，既是一个经历者又是一个感受者。这种双重视角，把萨林姆这个小人物和一个非洲大陆的大的背景结合在了一起。萨林姆的身份、处境、经历和命运看起来无足轻重，透过他，或者说透过奈保尔赋予他的经历、感受，我们却看到了一部伟大的史诗。
看似他笔下主人公的原始摹本，奈保尔的写作确乎更依赖于他的感受和记忆，而非想象。1954年，在伦敦BBC的一间屋子里，他开始写《米格尔街》，五年后小说出版，为他赢得毛姆奖。这部堪称奈保尔六十年创作生涯起点的小说，由十七篇平行展开的短篇小说组成。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称，这些短小的故事把契诃夫与特立尼达民间calypso小调结合在一起，奠定了奈保尔作为幽默作家和街道生活讲述者的名声。
作为“街道生活讲述者”，奈保尔在写了关于特立尼达生活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后，很快就发现如果只依赖小说的话，很可能不久他就会发现自己无法写下去了。毕竟记忆是可以穷尽的，何况他的记忆不过是那有限的十多年的时间。他需要转向，而生活也正好给他提供了这种机缘：1961年，奈保尔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那里获得一笔赞助，得以在加勒比海地区那些前西班牙殖民地进行广泛的旅行，从此开始游记写作，这构成了他后半生主要的写作内容。
在奈保尔的文学世界里，小说写作与游记写作，其实并没有判然有别的界限。他的写作之所以如此具有独创性，正在于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他能特立独行于各种文学流派和主义之外,将所有文学形式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奈保尔的小说也更多是写实、考察和虚构的完美融合。他写于1994年的长篇小说《世间之路》副题即是：连续性的片断或插曲。这意味着这部小说介于“历史”、“小说”和“自传”之间，有着明显的碎片、片断性质，更有着更为松散和开放的结构。而从这些相互分离而又有内在联系的系列故事里，我们依稀能辨认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印记，也能听到19世纪西方叙事性散文的回响。
以评论家石海峻的理解，这种独特的文体，渗透了后殖民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它深深扎根于奈保尔作为一个后殖民作家的心理体验和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流亡生活所进行的细察。用奈保尔自己的话说，小说作为一种固有的形式已不足以反映被殖民统治打乱了的世界，他打破小说和散文之间的界限要表明的只是他对世界发展的看法。而这个看法，究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世界里，他再也不可能有自己心灵中安宁的家了，也无怪乎他说，伟大的作家都描写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但他拥有的只是一个被打乱了的世界，他注定无法分享那些经典作家的假设。
他出版于1961年的成名作《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就呈现了这样一种错位。生活在特立尼达的印度婆罗门摩罕·比斯瓦斯渴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在尝试了广告招牌画家、记者等各种工作之后，他最后取得了成功。然而对小说中的儿子阿南德来说，房子或家却早已失去了意义。这诚可谓奈保尔的自况，还在牛津读书时期，奈保尔就写信给家里说：他宁死不回特立尼达，并发誓要用英国人的语言来打败英国人。而他的困惑就在于，他不相信殖民者，也不相信被殖民者。他认为殖民主义是不公正的，原先的殖民国家也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同时他又认为特立尼达等前殖民地国家不仅落后，而且愚昧。因此，特立尼达的独立就像比斯瓦斯有了自己的房子一样，并没有因此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何处才有真正的自由？在出版于1971年，并获当年布克奖的中短篇小说集《自由国度》里，奈保尔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叙述者探讨了这个问题。小说里有几个错位的人物：一位印度厨师来到了美国, 一位西印度群岛青年来到举目无亲的伦敦, 两位白人来到充满敌意的非洲国家。他们脱离了自身文化之根，却没能和所处环境的文化政治背景相互融洽。他们是流离失所者，他们的“自由” 也只能是一种漂泊无根的自由。在小说里，奈保尔借英国漂泊者之口说道: “就目前而论，国籍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
但这个所谓的“世界公民”，在奈保尔看来也无非是“绝望、失败以及通常意义上的无知”所导致的产物，是一个人“被抛弃出去、不能面对他的现在也不能面对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反映，他充其量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漂泊无根的游子。而这种“无根性”恰恰是他最重要的特质和优势。恰如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中所说，那些杰出的移民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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