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Q正传》和钱钟书的《围城》，哪一部更伟大？

钱钟书可以说一部《围城》功不可没，淡于名利的钱先生本人并不赞成因一本书，尤其是因一部小说就把一个作家当作'神'，形成'学'。然而，世人的如火热情显然使钱先生的这一点异议根本无可能实施。大家高举钱学大旗，蜂拥冲进'钱'作里。于是乎，又涌现出一大批'注释家'，津津乐道于某一细微的探询。哗啦啦地开出一大片喜洋洋的向日葵--向'钱'葵来。实证的态度固然也可取，只是，如每一显学一样，实证渐渐变成无谓的考据--考据来考据出，'啪'地一声又给手中宝扣上一顶高帽子--当然，钱先生的澹泊和宏识，岂是能被这几顶帽子所唬晕的？那么，高帽子背后便捧出考据家自家的脸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围城》被众'考'们捧得沸反盈天，不仅誉为现代小说的经典，而且在文学史排行榜上硬是加了一把交椅，险险乎乎地伴在鲁迅的身旁--钱鲁比肩。钱鲁可真能比肩么？

对鲁迅，我们无论称其为思想家，还是文学大师都绝不为过，再细一点，小说大师也是无庸置疑。而钱钟书先生，严格说来，只能称他为伟大的注释家或书评家。他以评点的方式来观人阅世，他的文学创作是一次成功的注释。同样作为智者，鲁迅钱钟书，都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生弱质也同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幽默，但鲁迅的思想更具原创性。鲁迅是公认的'外冷内热'型的作家，他的文笔冷峻峭拔，对于人性中丑与恶毫不留情。但他不是为了展览和猎奇，而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革国民的精神。在鲁迅的内深处，充满了至热的感情，他反对那种'未必真豪杰'式的冷嘲，也反对那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的不相关的所谓幽默。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忧愤与忧患，充满了冷峻之后的热情，这后者正是钱钟书作品中所缺乏的。也正因此，钱钟书小说中出玩的'情理相厄'的窘势在鲁迅处就不会存在，因为鲁迅身上有着钱钟书未尝体验过的浪漫情怀。

对理智的过分追求使钱钟书形成了一种俯视的审美观照，在人生边上执卷欣然独笑而冷眼旁观。他游离于时代的漩涡之外，逸出了文学主潮--这正可解释他的作品何以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显得异类，却在三十年后一个文人焦虑的时代里突然重新开放，但正因此，也可以说他的作品是有一个环境性，在平和敛抑的环境中以理节情才会显得从容不迫，而不像鲁迅的小说那样在任何一个时代和环境中都是火焰般的燃烧。

所以说，作为文学创作而言，钱钟书比鲁迅显然要等而下之一个层面，他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弱小之势的智性型作家的代表，他不足以与鲁迅比肩。

可以稍稍来看一下《围城》和《阿Q正传》：

作为讽刺作品，两部小说都以喜剧的形式展现悲剧的内容。不同的是《阿Q正传》达到了悲喜剧交融的境界而《围城》却偏偏产生了悲喜剧的分离。

鲁迅继承了果戈理、吴敬梓等中外讽刺传统。《阿Q正传》的喜剧性既来自喜剧性的人物阿Q，也表现在作家的喜剧性的叙述话语。我们知道，《阿Q正传》最初是应《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的约稿而写的，为了切合这个栏目的题旨，鲁迅有意识地动用了讽刺、幽默、诙谐、滑稽等笔法。选定的又是极富喜剧性格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然而，正是由于作品的悲剧性的人生内容，所以鲁迅越写越认真、越严肃，于是从第二章起便移到'新文艺'栏内了。

从深层来说，《围城》也是在笑声的背后包蕴着残酷的人生悲剧，作品愈到后来愈沉重，作者自身愈写愈悲，而几声强笑又是显得力不从心，勉强而滑稽。

从叙述视角与叙述话语论，两部小说都采用了全知的叙述视角。作家的主体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讽刺是以蔑视与嘲弄的态度表现生活，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的；讽刺是最尖锐的社会批评，笑中带刺，是鞭挞与指责的升华。讽刺的对象是丑，最无价值的需要否定的东西。这就要求讽刺文学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叙述人的作用。而作者的叙述视角，作者与叙述者往往合而为一，因而作家的作用体现得十分突出，他仿佛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作者寓身在任何一个角色中，从每一个角色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其滑稽和荒谬。在叙述、描写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评论，讽议结合，构成讽刺话语，也便于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心理的现实，达到心理讽刺的深度。《阿Q正传》是以一种故事的话语，白描式的叙述，构成了它独特的行文方式和叙事特点，它既诙谐又庄重地讲述琐细、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呈现出人物的蠢事和怪诞的想法，它更多地是继承了传统的叙述特点，语调深沉、冷峻，好用夸张、反语，没有特意的讥讽和冷嘲。而钱钟书的叙述话语机敏、尖锐，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十分乃至过分突出，话语妆上万能的权威性，作者自然、社会、历史、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所以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手段阐发哲思，进行的议论与评价，到处闪动着作者自己的身影。作者居高临下，他笔下的人物仿佛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可怜巴巴地聆听作者本人的高谈阔论。

在文本特色上，《阿Q正传》以性格讽刺而著称，即以塑造完整的喜剧性格显示其文本的讽刺成就。在阿Q这个讽刺形象上，充满了矛盾性和可笑性，但他往往以自我解嘲的方式超越自己的矛盾，于是性格本身便具有了讽刺性。与此相对照，《围城》则以语言讽刺为特色。在《围城》中没有阿Q式的荒谬、可笑的人物性格，而有的是机智俏皮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尽管它比喻连珠，议论警策，八面来风，笑语迭出。但也只体现为一种语句安排，是作者的个人抒发而已。

可以看到《阿Q正传》中人物形象与语言相得益彰，而《围城》中作者的语言大大涵过了人物形象，而人物性格较弱甚至前后不统一。《围城》纵众典成城，却依旧挡不过一个阿Q的轻轻一跃。

在真正的经典面前，伪经就是伪经。

不管再怎么重写经典，重写文学史，鲁迅永远是阳光下一座无可企及的雪峰，他傲然而孤寂地看着那连绵的丘陵。那丘陵处有一座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