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作品，自传更需要真实度和可信度。如果回忆录缺少了这些特质，人们怎么会信以为真，甚至为什么还要读它呢？但自传体作品诞生至今，就围绕着种种争议：小到糅杂着偏见和偏差的个人记忆是否可靠，大到写作者是否会为了支持自己的某个观点而夸大其词，甚至歪曲事实？——至少，这种“使作品更加好看”的诱惑一直是存在的。
比如不少写作者，就曾经在自己的自传前面特地再“保证”一遍：
“先生，这些对简单事实的描述对您来说太浓墨重彩了吗?不，先生，这的确是真的，我看到这些场景时所感受到的力量就是那样的。”
——1804年，斯蒂芬·伯勒斯
“我对过往的记忆可以保证，关于我自己的一切都没有被遗忘。我现在可以几乎分毫不差地复述一遍布道的内容，或任何一段不超过一小时的叙述。”
——1822年，罗伯特·贝利
“我希望能给读者留下较好的印象……我不认为读者会希望我夸大事实，写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奇观或我从未做过的事给他们看。”
——1830年，约瑟夫，马丁
其实，自传和回忆录本就是一种个人化的文学叙事，在激赏于文学价值的同时，其与历史事件、场面的吻合，所引发的共情，也许是更具有阅读和留存价值的部分。今天的阅读，一起去看看种种记忆误差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作家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回忆机制”。
真实、回忆与自传
本·雅格达 | 文
与之前（吉本、卢梭）和之后（约翰·阿丁顿·西蒙兹、亨利·亚当斯）的自传作家一样，马克·吐温选择在死后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解释，这是保证真实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我之所以选择在死后公开这些话，而不是在世时就对大家说，是有正当理由的——这样我就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某人尚在人世时就把自己的私人生活给大家看，那么不管他多么努力地直言不讳，最后都很难如愿。他终将意识到，这是一个人活着时无法做到的事。”
回忆录中的虚假还远不止刻意的谎言和虚伪的删减。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几乎没有一件曾打动我心弦的事是我能清晰地回忆起来的。经历了那么多接二连三的事之后，很难避免把时间或地点张冠李戴的情况。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赖以佐证的日记或文件，也没有能帮助我回忆的其他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些像刚刚发生那样，在记忆中十分清晰，但也有遗漏或空白，我只能用与我的记忆一样模糊的叙述来填补。所以，有的地方我有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切的材料之前，我可能还会出错。但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的叙述是准确且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做到这一点，大家尽可放心。”后来，卢梭还反复提到，虽然某些叙述可能存在谬误，但这无关紧要：“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所做的，我也不会记错，我在这里写下的主要就是这些......我许诺交出我心灵的历史，而为了忠实地写出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任何记录，我只需要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遵循内心就够了。”
卢梭《忏悔录》
卢梭一如既往地很有先见之明。如他所承认的，也如一个世纪里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人类的记忆远远不能被当成值得彻底信任的机制。传统认知把记忆当成检索系统，就像能回放的录像带，或是能调取记录的电脑。在这种模式下，记忆的能力受限于大脑的容量：当某条信息被更新的或更紧迫的信息挤出去之后，它就会被遗忘。只有在患有精神疾病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扭曲或虚假的记忆。
弗洛伊德提出了许多具有革命性的深刻见解，其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观点就是记忆是反复无常的。他探讨了我们是如何被波动的情绪捉弄的，以及我们的精神防御系统是如何（在他所谓的压抑中）除去痛苦经历的。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持续的研究，后来的心理学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他们发现记忆本来就不可信赖：记忆不仅会因缺漏而变质，还不可避免地会被曲解和捏造。记忆本身就是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它将“真实”的记忆、对世界的认知、从各处收集来的线索以及对过往记忆的回忆拼凑在一起，看似有凭有据地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妙笔一挥，把内心的设想粉饰成了真实的场景。正如心理学家F.C.巴特莱特1932年在开创性的著作《记忆》中所说：“记忆显然更接近重建，而非单纯的复制。”
而且，重建的过程受制于各种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失的部分越来越多。
心理学家C.R.巴克莱在总结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后认为，大多数自传中的记忆是“为了维护自身和过往的完整性而进行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但不准确的……人们通过这些看似可信的重建来传达生活的意义”。另一位围绕记忆进行了实验并有大量著述的心理学家乌利齐·奈瑟尔是这样说的：“我们可能记得一整件事，也许印象清晰得足以推断出一些更具体的特征，但我们不记得那些特征本身。这就是记忆容易被不经意地曲解的原因，也是虚假的东西也常常看似‘正确’的原因。我们永远无法充分地评判‘历史真相’，因为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太过丰富，任何人的记忆都无法完全保存。但以一种相对准确的方式记住一些总体特征，就相对容易。这样的回忆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尽管其中一些细节并不准确。”
记忆就像瑞士奶酪般漏洞百出，人们却对其准确性自信满满，这样的矛盾似乎是人类共有的特征。显然，大多数自传作者（卢梭的谦逊是个例外）反映了这一点，他们甚至不会承认自己的记录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哪怕其中包括对半个世纪前对话的逐字复述。实际上，记忆与叙述之间本来就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冲突，叙述讲究细节，而记忆在细节上着实不尽如人意。让我们再以一项心理学研究为例。奈瑟尔在实验中问一群大学生：“你们去年夏天做了什么？”他们在描述具体事件时比概括总体情况时能力差了不止一点半点。不仅如此，在被要求叙述具体细节时，他们“似乎感到了困扰”。奈瑟尔写道：“记忆不会特意关注独立事件，而记住持续状况或典型模式则很自然。为什么不呢？反正长远看来，后者重要得多。”
《父与子》
然而，自1907年埃德蒙·戈斯的《父与子》出版以来，大量非政治家、非世界名流的回忆录喷涌而出。这些作品主要是由“独立事件”而非“持续状况或典型模式”组成的。（政治家和名流的回忆录另当别论。）而且，这些独立事件并不只是作为插曲存在，它们出现在一页又一页无穷尽的对话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话比大段阐释更易读，更有力。然而，确切的词语比具体事件更难记住。我不能准确地复述我妻子今天早上吃早餐时对我说的话，半个世纪前我的一年级老师说过什么就更不用谈了。罗伯特·德·罗克布吕纳是少见的认识到这种局限性的回忆录作者，他在《我童年的遗嘱》（1958）中写道，他只能在脑海中准确地重现童年时听过的几个单词，比如他母亲曾坚决地说：“是明天！”（然而，他不记得这个“是明天”说的是什么事了。）可以说陡然间，科学依据、法庭证词和《纽约客》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的准确性，在自传中不复存在了。
自我暗示也是个问题，它的影响不亚于警察或检察官提出关键问题时所施加的压力。写自传这件事，与回忆这种无主观倾向性的行为完全不同。在对各个事件、情节和人物进行描述的表面下，是对自己一生的诠释。隐含更深的是，作者希望证明把自己的人生写出来这件事具有合理性，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讲了个有价值的好故事。此外还有评论家乔治·古斯多夫所说的自传作者的“原罪”：当人们已经知道了某段过往经历所产生的结果，就难免会对那段记忆产生曲解。哪怕精确的记忆的确存在，在这般压力下它又如何能不被动摇呢？
因此，事实是，一旦你开始写自己人生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还想把它写成别人可能感兴趣的样子，你就会开始降低真相的标准。19世纪，卢梭的后继者中思想更成熟的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悖论，其中包括司汤达，他说：“我没有说我在书写历史，我只是记下我的记忆，以便别人猜测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路易斯·古斯塔夫·瓦珀罗在1876年的《通用词典》中，界定了记忆与真相之间的差异，还针对三种类别（自传、回忆录、忏悔录）提出了新奇的分类法：“自传留有大量的想象空间，回忆录精确地陈述事实，忏悔录完整地说出真相。”英国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在19世纪后期热衷于倡导生平写作的莱斯利·斯蒂芬走得更远，他预测说往后的评论家会庆幸记忆和确切事实之间存在差异：“与其他类型作品不同的是，自传可能会因其中的失实陈述而变得更有价值。”
到了20世纪初，自传已经濒临崩溃。它承受了来自社会阶层的差异、公共与私人的对立、坦率的限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问题的关键还是易犯错误的记忆，以及“真相”的混乱本质。思忖至此，一个认真的作家怎样才能书写自己的人生呢？20世纪初，马塞尔·普鲁斯特做了一个极佳的选择，那就是让自传在想象的加温下慢慢升腾，最终被塑造成小说。另一种选择是承认目前的困境，然后往前看。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中以特有的第三人称视角来讲述自己，率直、无畏且超前，像是美国版的卢梭。
亨利·亚当斯
这就是他记忆中的旅程。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不同，但实际的经历没有教育意义，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亚当斯在1905年写下了这句话。几乎同时，马克·吐温也在写自传，他同样承认并接受了回忆的局限性：“我时常想起，我弟弟亨利刚刚一周大时，闯进了门外一堆柴火里，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坚信这种幻觉，认为这件事确实发生过，这就更了不起了——因为这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当时还那么小，连路都不会走......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我自己六周大的时候，曾伺候祖父喝威士忌，但现在我已经很少提起这些了；我老了，记性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好了。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但现在我的机能正在一天天衰退，可能过不了多久，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而我以为自己记得的也许反倒都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节选自
《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有删节）
本·雅格达 著
王喆 殷媛媛 译
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04
新媒体编辑 张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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