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中医药理学发展简史之二

第三节  宋金元时期：法象药理和归经理论的提出

    宋金元时期，随着用药实践的不断丰富，药物品种不断增多，药物治疗范围也不断扩大，本草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金元时期医家多以药材性状的形、色、气、味、体、质为核心，结合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气味升降之理，建立了“法象药理”的理论模式。药物的气化学说、归经学说、升降浮沉学说等等，也都是在这段时间得到具体化、体系化的。

    法象药理初步形成于宋代，是宋代临床药理学的重大进展，当时受到宋儒理学的影响，大兴探讨药理之风，药性理论成为本草学家的研究主题之一。北宋初年的《开宝本草》（973-974年）已经运用性味药理解释药效。例如释龙眼：“《神农本草经》云一名益智者，盖甘味归脾而能益智。”不过类似的药效解释简单零散，还不成体系。

    从思维特点来看，这一时期的药性理论发展引入了理学思想。理学，具体指宋儒哲学思想，概括为“格物穷理”的思维，虽然也有各个流派，常可见到朴素唯物观、客观唯心观、主观唯心观的杂揉现象，也有取类比象以及象数思维、实用主义倾向，但就其形成较完整的哲学体系来讲，对于药性理论的发展，仍然有相当大的促进，而且延伸影响及于金、元乃至明清中医药理论的发展。

1、沈括《梦溪笔谈》对中医药理的探索

    北宋沈括（1031-1095年）是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他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沈括的医学著作有《沈存中良方》,但对中药药理的研究内容出现在其晚年的著作《梦溪笔谈》（大约成书于1086-1093年）中“药议”部分：

    “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能至五脏？凡人之肌骨、五脏、肠胃虽各别，其入肠之物，英精之气味，皆能洞达，但滓秽即入二肠。凡人饮食及服药，既入肠，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细研硫黄、朱砂、乳石之类，凡能飞走融结者，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自余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耳。及其势尽，则滓秽传入大肠，润湿渗入小肠，此皆败物，不复能变化，惟当退泄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

    显然，沈括认为，药物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气味，一是形质。进入人体后发挥治疗作用的是药物的气味而不是形质。文中的气味，是指食物和药物入腹后所产生的精微物质。水谷之精微所以养人之正气，药物之精微所以去人之病气，其体内过程也和现代认识十分接近。

    《梦溪笔谈》用性味理论解释药物的功能，如解金樱子须采半黄之品：

    “金罂子止遗泄，取其温且涩也。世之用金罂者，待其红熟时取汁熬膏用之，大误也。红则味甘，熬膏则全断涩味，都失本性。今当取半黄时采，干捣末用之。”

    又如解山茱萸须肉核并用：

    “山茱萸能补骨髓者，取其核温涩，能秘精气，精气不泄，乃所以补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弃其核，大非古人之意。”

    这种以性味理论释药的方法，不仅与中药药理基本理论吻合，也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梦溪笔谈·药议》开创了详解药物的先例，如解释麋茸和鹿茸的区别：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阴阳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种，殆疏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误也。窃详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长，其次筋难长，最后骨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唯麋角自生至坚，无两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余斤，其坚如石。计一昼夜须生数两。凡骨之顿成生长，神速无甚于此。虽草木至易生者，亦无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强精髓也。头者诸阳之会，众阳之聚，上钟于角，岂可与凡血为比哉！麋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凡用茸，无须太嫩。世谓之‘茄子茸’，但珍其难得耳，其实少力。坚者又太老。唯长数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玛瑙、红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麂、麈。驼鹿极大而色苍，尻黄而无斑，亦鹿之类。角大而有文，莹莹如玉，其茸亦可用。”

    再如解玄精石，不仅通过其理化特性探讨其功能，还通过理化特性的比较来区别正品和伪品：

    “太阴玄精，生解州盐泽大卤中，沟渠土内得之。大者如杏叶，小者如鱼鳞，悉皆六角，端正如刻，正如龟甲。其裙襕小堕，其前则下剡，其后则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处全是龟甲，更无异也。色绿而莹彻；叩之则直理而折，莹明如鉴；折处亦六角，如柳叶。火烧过则悉解折，薄如柳叶，片片相离，白如霜雪，平治可爱。此乃禀积阴之气凝结，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山中所出绛石耳，非玄精也。楚州盐城古盐仓下土中，又有一物，六棱，如马牙硝，清莹如水晶，润泽可爱，彼方亦各太阴玄精，然喜暴润，如盐碱之类。唯解州所出者为正。”

    因《梦溪笔谈》是一本综合性的笔记体著作，而不是药物学专著，所以关于中药药理的内容毕竟较少，但其对某些药物药理的详细讨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寇宗奭《本草衍义》分四性、明四气、辨五味、释药性

    将《内经》中的药性理论原则用于解释药效，北宋末药学家寇宗奭《本草衍义》（1116年）年已有较多的应用，在中医临床药理方面的影响很大。其对中医药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分四性，明四气”、“辨五味”，并在某些药物的分析中体现了中医药理学的思想。

    所谓“分四性，明四气”，是指寇宗奭《本草衍义》序例对《神农本草经》的四气五味提出了异议，明确区分药气和药性的概念，主张“气”、“性”分论：

    “凡称气者，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是药之性。且如鹅条中云白鹅脂性冷，不可言其气冷也。况自有药性论，其四气则是香臭臊腥，故不可以寒热温凉配之。如蒜、阿魏、鲍鱼、汗袜，则其气臭；鸡、鱼、鸭、蛇，则其气腥；肾、狐狸、白马茎、裩近隐处、人中白，则其气臊；沉、檀、龙、麝，则其气香是也。如此则方可以气言之。其序例中气字恐后世误书，当改为性字，则于义方允。”

    这里明确指出四气是“香臭臊腥”，这就将药物内在性质的“气臭”（嗅觉感知）纳入了药理范围，而将寒热温凉“四气”更正为“四性”。气味理论在北宋的新的认识，与当时香药的流行不无关系。明代李时珍认为，“寇氏言寒、热、温、凉是性，香、臭、腥、臊是气，其说与《礼记》文合。但自《素问》以来，只以气味言，卒难改易，姑从旧尔。”

    所谓“辨五味”，是指寇氏在《内经》五味理论的基础上，对药味的主要作用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本草衍义·序例上·衍义总叙》中说：

    “夫天地既判，生万物者，惟五气尔。五气定位，则五味生。五味生，则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已。故曰生物者气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则成而偶，以偶生则成而奇。寒气坚，故其味可用以耎。热气耎，故其味可用以坚。风气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气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冲气之所生，冲气则无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缓。气坚则壮，故苦可以养气。脉耎则和，故咸可以养脉。骨收则强，故酸可以养骨。筋散则不挛，故辛可以养筋。肉缓则不壅，故甘可以养肉。坚之而后可以软，收之而后可以散。欲缓则用甘，不欲则弗用，用之不可太过，太过亦病矣。古之养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盖寡矣。”

    在五味理论方面，寇宗爽除解释：“生物者气也，成之者味也”之外，还提出“奇偶生成”、“五气生味”及五味功用由来的带有哲理的认识。

    在释药方面，《本草衍义》开始试图通过结合药物的特性及形态等来解释其功能。如释“矾石”：

    “水化书纸上，才干，水不能濡，故知其性却水。治涎药多须者，用此意尔。”

    再如释“半天河水”：

    “半天河水，一水也。然用水之义有数种，种各有理。如半天河水，在上，天泽水也。故治心病、鬼疰、狂、邪气、恶毒。腊雪水，大寒水也，故解一切毒，治天行时气、温疫、热痫、丹石发、酒后暴热、黄疸。井华水，清冷澄澈水也，故通九窍，洗目肤翳，及酒后热痢。后世又用东流水者，取其快顺疾速，通关下膈也。倒流水，取其回旋留止，上而不下者也。”

    再如释“乌头、乌喙、天雄、附子、侧子”的区别：

    “凡五等，皆一物也，只以大小、长短、似喙而名之。后世补虚寒，则须用附子，仍取其端平而圆、大及半两以上者。其力全不僭。风家即多用天雄，亦取其大者，以其尖角多热性，不肯就下，故取敷散也。此用乌头、附子之大略如此。余三等，则量其材而用之。其炮制之法，经方已著。”

    寇氏还结合个人临床用药经验，将《黄帝内经》的基础理论用来探讨具体药物奏效的原理，对张仲景《伤寒论》医方用药进行理论分析，从而使药性理论的应用别开生面，堪称中医临床药理探讨的先行者。如“桂”条：

    “桂大热。《素问》云，辛甘发散为阳，故张仲景桂枝汤治伤寒表虚，皆须此药，是专用辛甘之意也。”

    “《素问》云辛甘发散为阳，故汉张仲景桂枝汤治伤寒表虚，皆须此药，是专用辛甘之意也。……《神农本草经》言甘辛大热，此正合《素问》辛甘发散为阳之说。”

    这样，就把《素问》、《伤寒论》、《神农本草经》三者结合起来了。

    书中指出：“陶隐居云：‘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今详之，惟寒、热二种何独见遗？如寒可去热，大黄、朴消之属是也；如热可去寒，附子、桂之属是也。今特补此二种，以尽厥旨。”实开后世补充十剂理论之先端。他如“合药分剂料理法则”中桂一尺重半两为正的讨论、四气当作四性的意见、巴豆、杏仁、桃仁、胡麻等炮炙方法的议论、毒药剂量的见解，以及制药、汤酒、口父咀等都有独到的药性见解。

    这些药性讨论、辨正，不独针对《嘉佑补注本草》，实际涉及《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多种前代本草的序例。

    序例以外，具体到各药的讨论也不限于对《嘉佑》和《图经》的补正，还涉及许多药性理论的见解。书中较多地讨论归经、引经的概念，只是没有正式提出归经、引经名称。书中也谈到五行药性(梅实、沙糖、木瓜、虎骨)，谈到生成禀受理论(兔、樱桃)，还提到“假气”之说。书中广泛运用药性理论的推理方法，如功能、制法、形质、形、色、气、味等讨论药物的功能。这些内容对后世药性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是一部独树一帜的药性理论著作，可以看作北宋药性理论水平的标识。

    《本草衍义》书成后，呈送尚书省，由尚书省指令太医学审查，审查结论：“委是用心研究，意义可采，并是诣实申闻。”可以看出，这部著作在当时就得到很高的评价。

    寇氏的药理解说虽然还没成体系，但他以《素问》和张仲景医书为基础来探讨药效原理，为金元医家所继承，“东垣、丹溪之徒，多尊信之。本草之学，自此一变[U1] 。[U2] ”可见对后世影响很大。

3、赵佶《圣济经》的法象药理

    寇宗奭《本草衍义》问世后两年，即1118年，北宋末皇帝宋徽宗赵佶《圣济经》刊行。《圣济经》即《宋徽宗御制圣济经》，亦称《御制圣济经》、《政和圣济经》、《宋徽宗圣济经》。《圣济经》是一本中医学的综合著作，不是药性理论专著，但除卷六食颐篇、卷九药理篇、卷十审剂篇各章主要讨论药性理论外，其余各篇也散见有关内容。举凡药性阴阳、五行、象、数、气臭性味、七情、十剂、名义、禁忌等都有讨论。

    《圣济经》卷九专设“药理篇”，将以往本草家和非本草家的用药理论融于一炉，可说是中医最早的、最有权威性的药理专论，也是理学思维引进药性理论的代表著作。该篇将药理归纳为“性味”和“法象”两大部分，正式提出“法象”药理的名称，反映了当时的医药学家观察动、植物之本性，探究物理造化之玄机，总结出“万物皆有法象”的思想，并对药物的药理作用进行推衍。“性味”论上承《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四气五味学说，属于药物的内在性质。而“法象”则是药物的外部现象，其中既包括药物基原外部特征如外形、颜色、质地等，也涉及药物基原的习性、作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克制关系等。

    “药理篇”分四章，《考经式训章第一》溯本探源，指出中医药理的理论源于三坟六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和孔子的经典著作）：“观其演易说卦，推阴阳之蹟（注：同“迹”），究物性之宜，大或及于牛马，微或及于果蓏（注：意同“瓜”），潜或及于龟蟹，盖以谓禀气而生，不离阴阳。惟其不离阴阳，故无一不协于理，而时有可用者矣。”并上承《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四时、五臭、五味学说，提出四时五味五臭及药食之所宜。

    《制字命物章第二》主要探讨象数理论在中医药理方面的应用。“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字书之作，包括象数。物物妙理，可得而推。况本乎地者味自具，本乎天者气自彰。其谷、其畜、其菜、其药，动植之间，有万不同，而气味自然，率不过五，凡以象数寓焉。”继而进一步将象数理论与五味、五臭、五气联系起来。本章还讨论了药品命名与药物功用之间的联系，但立论较为牵强。此章最有意义的是指出了要认识各种药物的功用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即“博识”和“深究”：“盖物囿于天地间，虽东西南北之异方，山林川泽之异地，散植显隐之异宜，会而通之，皆有明理，可视而知，可听而思。以之养生而治疾，以这防患而乂灾，贵夫深究而博识焉尔。”

    《圣济经》指出了运用药物治病的道理：“况物具一性，性具一理。其常也资是以为食，其病也审此以为治。在人在物，初无彼此，随证致用，皆有成理，故气相同则相求”，也就是说事物的偏性都是由于气禀受不同之理而形成，事物的偏性可以相互取法，即可运用于饮食养生，也可用于治疗疾病。因此，运用药物治病无非是使用药物的偏性来治疗疾病的偏性。虽然归根到底是“气相同则相求”，但气是不可见之物，而象(事物的偏性)是物生可见之象，因此宋徽宗提出“法象”而非“法气”，这也就是法象思想的实质。可见之象有诸多表现，举凡物体之形、色、质、生境、食性、习性等都为象。

    《名定实辨章第三》提出了“法象”的概念，并继而举例说明药物功能的机理：

    “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毛羽之类，生于阳而属于阴；鳞介之类，生于阴而属于阳。空青法木，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色白而主肺。磁石法水，色黑而主肾。黄石脂法土，色黄而主脾。触类长之，莫不有自然之理。”

    同时，在总结规律的基础上，也举了大量例子指出了药物功用的复杂性：有“质同而性异”的，也有“名异而实同”的；源于同种植物不同部位的两种药物，既可能作用相近，也可能完全相反；有的药物受杂气受感，其性不变，有的则发生很大的变化，等等。

    《权通意使章第四》进一步说明如何体会药物的功用：

    “物各有性，性各有材，材各有用。圣人穷天地之妙，通万物之量，其于命药，不特察草石之寒温，顺阴阳之常性而已。以谓物之性有尽也，制而用之，将使之无尽。变而通之，将使之无穷。夫惟性无尽，用无穷，故施于品剂，以佐佑斯民，其功用亦不一而足也。”

    “于是有因其性而为用者，有因其用而为使者，有因其所胜而为制者，其类不同，然通之皆有权，用之皆有法也。蝉吸风，用以治风；虻饮血，用以治血。鼠善穿，以消腹满。獭善水，以除水胀。乘风莫如鸢，故以止风眩。川泳莫如鱼，故以治水肿。蜂房成于蜂，故以治蜂螫。鼠妇生于湿，故以利水道。所谓因其性而为之用者如此。车能利转，淬辖以通喉。钥能开达，淬钥以启噤。弩牙速产，以机发而不括也。杵糠下噎，以杵筑而下也。所谓其用而为之使者如此。萍不沉于水，可以胜酒；独活不摇于风，可以治风。鸬鹚制鱼，以之下鲠；鹰制狐，以之祛魅。所谓因其所胜而为之制者如此。”

    诸如此类的药理解释在《圣济经》中大量出现。

    应该指出的是，寇宗奭《本草衍义》（1116年）与赵佶《圣济经》（1118年）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著作，故两者不可能互相影响。但“法象”药理的理念在两本著作中同时出现，表明法象药理已经深入人心。法象药理运用类比法，试图从药物的气味和基本特征入手，结合临床应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药性理论体系，这种努力无疑是有益的。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古人的药性理论在总体上带有臆断性，存在大量的不确切之处。如寇氏说：

    “（砂糖）小儿多食则损齿，土制水也。及生蛲虫，裸虫属土，故因甘遂生。”

    “（虎骨）风从虎何也？风，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从？故呼啸而风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风挛急，曲伸不得，走注癫疾，惊痫，骨节风毒等，乃此义也。”

    如果说“性味”药理是来源于大量的经验的话，法象药理着眼于药物的外部特征，由象形比类产生各种思维联想，从而探究药物的功用，这样，药物的功用被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而“法象”药理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医药理殿堂，和科学性较强的“性味”药理各占一席之地，从而使中医药理具有很强的人文特征。“法象”药理的介入，无疑扩大了格物穷理的范围。研究认为，“法象”药理与北宋儒学重格物穷理之风渗入医药界不无关系。

    赵佶《圣济经》问世后，由政府规定为医学生的教科书之一，所以影响很大，推动了中医药理的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十分流行而且起主导作用的释药理论。   

4、金元医家的药理学实践

    虽然宋代的性味药理和法象药理的讨论如火如荼，但它们并没有成为当时处方用药的主流，“古人究物，取形色法象者众；良医用药，取形色配合者稀[U1[U3]]。”说明中医药理学的探索还停留于理论层面，其理论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不能真正有效的指导临床。但是，宋代对中医药理学的研究，绵延下来，方兴未艾，一方面扩展了金元医家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促使金元医家也积极参与药理的探讨，更重要的是，金元医家开始将中医药理付诸实践，从而使中医药理开始走向临床。

    金元时期虽然没有出现一部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药学著作，但各路医家一改唐宋以资料汇集整理、药物品种搜寻和基源考证为重点的作法，编纂药书不是求其赅备，而是多期于实用，使这一时期的药学著作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

    张元素、李东垣等医家注重对常用药物奏效原理的探讨，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理论，对药性理论的发展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包括：①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物性能的理论，使之系统化，并作为药物记述中的重要内容；②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药物奏效的原理，以药物形、色、气、味、体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这些努力的结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药理内容，使临床由经验用药向理论用药迈进了一步。

    金代医家成无己《注解伤寒论》(1144年)在注解方剂的同时阐发药性，该书“彰显药性之主”、“别气味之所宜[U4]  ”，其药效论说之详，比寇宗奭又更进一步。成氏在他的《伤寒明理论》中，除阐发了“一物之内，气味兼有；一药之中，理性具焉[U5]  ”的思想之外，还以《素问》中的理论作为重要依据，逐方解释处方用药之理。遗憾的是，成无己的这些学说毕竟是分散于《伤寒论》的注释中，并没有专门归纳成篇。

    成无己《伤寒明理论·药方论》运用《内经》、《神农本草经》中的药性理论原则，结合方药，讨论七方、十剂、四气、五味、阴阳、君臣佐使变化，用于释方阐药，亦成为使药性理论具体化的先行者之一。

    如麻黄汤，成氏注曰：“《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麻黄、甘草，开肌发表，桂枝、杏仁，散寒下气。”

    又如桂枝汤，成氏注曰：“桂枝辛热，用以为君，……是犹辛甘发散为阳之意。盖发散风邪必以辛为主，故桂枝所以为君也。芍药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为臣佐者，《内经》所谓，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药为臣。而甘草为佐也。生姜味辛温，大枣味甘温，二物为使者，《内经》所谓，风淫于内，以甘缓之，以辛散之。是以姜枣为使也。”

    由此可见成氏以《内经》理论具体阐述方剂组成之理及药物作用机理之一斑，而且方之有论，为方作解，亦从此开始。中药学、方剂学的发展至此为之一变。

    金代刘完素对中药药理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刘完素《素问药注》今已不存，但其《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本草论》(1186)充分的表达他的药理观，他吸收《素问》及王冰注文中的气味阴阳说，《圣济经》中《药理篇》的法象药理学说，以及金代以前的各种药性理论，增加药物例证，建立了以形色性味体为主干的药理学模式，使中医药理的理论原则与具体药物结合，形成了层次丰富的思辨理论体系，有力地促进了药性理论的发展。

    刘完素认为，如果方药要达到预想的功用，一定要基于药物本身的气与味。

    “寒、热、温、凉，四气生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成乎地。是以有形为味，无形为气。气为阳，味为阴。阳气出上窍，阴味出下窍。气化则精生，味化则形长。故地产养形，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天产养精，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各随五脏之病，而制药性之品味。”

    而药物的功用与性质，无不与自然之理相符：

    “夫物各有性，制而用之，变而通之，施于品剂，其功用岂有穷哉？如是有因其性为用者，有因其所胜而为制者，有气同则相求者，有气相克则相制者，有气有余而补不足者，有气相感则以意使者，有质同而性异者，有名异而实同者。故蛇之性上窜而引药，蝉之性外脱而退翳，虻饮血而用以治血，鼠善穿而用以治漏，所谓因其性而为用者如此。弩牙速产，以机发而不括也；杵糠下噎，以杵筑下也，所谓因其用而为使者如此。浮萍不沉水，可以胜酒；独活不摇风，可以治风，所谓因其所胜而为制也如此。麻，木谷而治风；豆，水谷而治水，所谓气相同则相求者如此。牛土畜，乳可以止渴疾；豕，水畜，心可以镇恍惚，所谓因其气相克则相制也如此。熊肉振羸，兔肝明视，所谓其气有余补不足也如此。鲤之治水，鹜之利水，所谓因其气相感则以意使者如此。蜜成于蜂，蜜温而蜂寒；油生于麻，麻温而油寒，兹同质而异性也。蘼芜生于芎藭，蓬蘽生于覆盆，兹名异而实同者也。所以如此之类，不可胜举。故天地赋形，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毛羽之类，生于阳而属于阴；鳞甲之类，生于阴而属于阳。空青法木，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色白而主肺；慈石法水，色黑而主肾；黄石脂法土，色黄而主脾。故触类而长之，莫不有自然之理也。欲为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不然，则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动致颠殒，而欲愈疾者，未之有也。”

    刘完素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气味厚薄阴阳论，引用到药理解释中来，并进一步推衍。如：“附子、干姜，味甘温大热，味纯阳之药，为气厚者也；丁香、木香，味辛温平薄，为阳之阴气不纯者也。故气所厚则发热，气所薄则发泄[U6] 。”也就是说，过去的药物性味，又增加了厚（浓烈）薄（淡薄）、阴（寒凉、酸苦咸为阴）阳（温热、辛甘淡为阳）的区分，多了一个层次。

    除此以外，刘完素还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药论》中绘制了药理辨析原则的示意图[U7] ，以药物的形、色、性、味、体五方面相结合来综合阐释药效，说明金元时期医家已经考虑到中药发挥作用是中药多方面形成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该图把药物的“性味”和“法象”糅合在一起，主干为“形、色、性、味、体”药理五要素,继而进行二分类和五分类处理。二分类即将五要素又一分为二：形分真假、色分深浅、性分急缓、味分厚薄、体分润枯。五分类即将五要素再细分为五，如形分金木水火土，色分青赤黄白黑，性分寒热温凉平，味分辛酸咸苦甘，体分虚实轻重中。这实际上是将药理五要素用阴阳、五行又再细划分。如此体系，自然比早期简单的四气五味要丰富得多，也比《圣济经·药理篇》要实用得多。因此，刘完素可以说是金元时期药理体系化的领路人，但同时也带来了机械、刻板、程式化的弊端。

药性考辨图(摘自《素问玄机原病式》)

    金元药理体系构建中较有成效的是“易水学派”领军人物张元素及其弟子李东垣关于归经理论的探索。

    张元素的代表作是《医学启源》、《珍珠囊》等。《珍珠囊》主要讨论了100种药物的气味（厚薄）、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功用、归经、配伍宜忌，指出天赋四气（寒热温凉），地与六味（酸苦甘辛咸淡）。“味为阴，味厚为纯阴，味薄为阴中之阳；气为阳，气厚为纯阳，气薄为阳之中阴。味厚则泄，味薄则通。气厚则发热，气薄则发泄。”从而系统化了阳气上升、阴味下降的基本理论。并将《素问》中所涉及的药性理论和具体药物结合起来，进而将药物的性、味、臭、色等与脏腑相联系；按十二经归类诸药性能，将归经学说首次系统化、具体化。他的药理学贡献有：①建立了药物归经学说和引经体系。决定药物归属何经，主要依据实际疗效，但也可以从其形色气味等推导而来；②药性分阴阳，升降浮沉。药物的升降浮沉与药物的气味厚薄、质地轻重等有密切的关系；③将人身法象和药物法象相联系：根据药物的外形来推导它与人身相应部分的治疗关系，形成了植物药不同部分述类象形理论：“凡药根之在土中者，中半已上，气脉之上行也，以生苗者为根；中半已下，气脉之下行也，以入土者为梢。病在中焦与上焦者用根，在下焦者用梢，根升梢降。人之身半已上，天之阳也，用头；中焦用身；身半已下，地之阴也，用梢。乃述类象形者也。”

    张元素还从阴阳四时之象来阐发中药药理，提出了“药类法象”，并按“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之象将药物分成五大类，认为某一类药物得了某一四时天地之气，则具有某一天地之气之功。如“风升生”一类，将具有疗风、疏风、生发、上升药理作用的药物，划分到此类，并以春之象来解释这类药物之理，以“象”的维度和喻意来感悟药物的性质及功能特性。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对张元素的《珍珠囊》推崇备至，称张元素“深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谓之珍珠囊，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U8] ！”

    其后，张元素弟子李杲著《用药法象》，这是已知的法象药理的专著。李杲在药理理论上最重要的是综合药理的提出。不但有“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有诸气，互相气味各有厚薄，性用不等……若用其味，必明其气之可否，用其气，必明其味之所宜”的认识，而且将刘完素见解加以补充发挥，提出“药类法象”的综合药理构想。“药类法象”认为，药的四气五味与天之阴阳、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四气相应，与地之五行、五季(春、夏、长夏、秋、冬)的生、长、化.、收、藏相应，又与阴阳、升降浮沉相属，结合气味厚薄、功能，将药物分作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大类。他如用药各定分两(剂量与君、臣、佐的关系)、用药酒洗曝干（炮制药性)、用药根梢身例(入药部位药性)、用圆散药例（剂型药性)，也都包含新的认识。如李东垣在“用药根梢身例”中提出：

    “大凡药根有上中下。人身半已上，天之阳也，用头；在中焦用身，在身半已下，地之阴也，用梢。述类象形也[U9] 。”

    像这样的药理说，即把自然界、人身、药物的“法象”结合在一起，用于推导药物的功能和主治范围。但是，也应看到，张元素及其弟子李杲等基本上是将具体药物的功效作为《素问》中的气味厚薄阴阳清浊与四时、脏腑苦欲的关系，五运六气中的五味补泻等学说的注脚，而较少像寇宗奭、成无己那样阐释药效的机理。

    需要强调的是，法象药理作为中药学传统理论中用来探究药物作用和疗效机理的一种理论模式，其“法象”一是指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二是效法、模仿的意思。它的核心思想是将药物的某些自然特征，如形、色、味、体、质、所生之地、所成之时，作为产生药效的本源，并认定这些外观特征与内在药性药效之间，存在可推知的对应关系。客观来说，法象药理对药物性能的研究，密切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对药效的认识是正确的，是有实践依据的，其说理很大程度上是对临床有效后的说理。另外，从药物外观特征探讨药效也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依据，以临床实践做试金石的。法象药理理论在中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度丰富和发展了药学理论，有些内容至今仍作为解释药物性能的理论依据以及临床用药规律的归纳。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一药理模式的建立带有很多的人为因素，看似周密、通俗易行的药理模式其实颇为机械，导致了药物功效认识的浅显平庸化，简化了药效，其结果必然影响到深入考求药物功效的机理，也阻碍了中药功效研究在临床实践和实验中的创新。正因为如此，在明、清之际才出现一股反金元医家论药模式的风潮。如清代徐大椿批评金、元归经说的弊病：“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U10]  ！”

第四节  明清时期：中药药理的发展

1、明代诸家对中医药理学的发展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7年编成了《本草纲目》，该书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代表了明代药学的最高水平，是一部综合性的本草巨著，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本草纲目》在药物基原考订、药理学说体系化、临床药效总结和甄别三大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序例部分对本草史和中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发挥。各论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以下再分为60类。各药之下，分正名、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诸项，逐一介绍。其中“发明”项下已经有很多临床用药研究的成果。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例》中，对金元、明初医家发展的“药类法象”、“归经引经”等药性理论进行了全面整理，扩充了药性理论，而且将《神农本草经》、《内经》以及后世医家发展的药性理论融成一体，使中药学的理论体系更加完整。

    李时珍在各药的性味、主治、发明等项目中，多采集前代医家之言，不仅如此，他还依据药物的性味、形色、归经等，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充分运用中医药基础理论来阐释药效机理，评论前人药论的是非，所以在发展药性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时珍对药物的论述，常常别具一格，深得至理。

    如《本草纲目》“菟丝子”条下【发明】部分，他引雷斅之语说：“菟丝子禀中和凝正阳之气，一茎从树感枝而成，从中春上阳结实，故偏补人卫气，助人筋脉。”

    又如在“茜草”条下，李时珍根据茜根的性味色判断其功用，并据此判断前人对茜根功用理解是否正确，从而以此指导临床应用：“茜根赤色而气温，味微酸而带咸。色赤入营，气温行滞，味酸入肝而咸走血，手足厥阴血分之药也，专于行血活血。俗方用治女子经水不通，以一两煎酒服之，一日即通，甚效。《名医别录》言其久服益精气轻身，《日华子》言其泄精，殊不相合，恐未可凭。”

    再如《本草纲目》“大盐”条下，李时珍就自注说：

    “《洪范》：水曰润下作咸。《素问》曰：水生咸。此盐之根源也。夫水周流于天地之间，润下之性无所不在，其味作咸，凝结为盐，亦无所不在。在人则血脉应之。盐之气味咸腥，人之血亦咸腥。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多食则脉凝泣而变色，从其类也。煎盐者用皂角收之，故盐之味微辛。辛走肺，咸走肾。喘嗽水肿消渴者，盐为大忌。或引痰吐，或泣血脉，或助水邪故也。然盐为百病之主，百病无不用之。故服补肾药用盐汤者，咸归肾，引药气入本脏也。补心药用炒盐者，心苦虚，以咸补之也。补脾药用炒盐者，虚则补其母，脾乃心之子也。治积聚结核用之者，咸能软坚也。诸痈疽眼目及血病用之者，咸走血也。诸风热病用之者，寒胜热也。大小便病用之者，咸能润下也。骨病齿病用之者，肾主骨，咸入骨也。吐药用之者，咸引水聚也。能收豆腐与此同义。诸蛊及虫伤用之者，取其解毒也。”

    另一位对药学理论有较大贡献的医家是明代末期缪希雍(1546—1627年)。当时医药学受金元医学的影响很大，其中又以李东垣、朱丹溪的学说最为盛行。虽然金元医家各自的理论建树大都以《素问》等经典医著立论，但他们的处方用药却已经大不同于古人。金元药理学说及简化后的药性功效大行于世，《神农本草经》的研究则少人问津。缪希雍认为，《神农本草经》是古代“三坟”之一，“观其尝药别味，对病主治，施之百世，无可逾越”，但“从未有发其所以然者[U11] 。”于是缪氏打着尊崇《神农本草经》的大旗，从事药性药效等方面的探索。他的《本草经疏》“开凿经义[U12] ”，发掘阐释《神农本草经》的义理，此后的本草学术才在临床药学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的气象。

    缪希雍以“经文”为对象，将每一条文逐字逐句阐释其“所以然”，解释药物性味、功效的原理。例如“黄精”的经文内容是：“味甘，平，无毒。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缪氏首先疏解其性味：“纯得土之冲气，而禀乎季春之令，故味甘气和，性无毒。”然后依次阐释其功效之理：“其色正黄，味厚气薄，土位乎中，脾治中焦，故补中。脾土为后天生气之源，故益气。中气强，脾胃实，则风湿之邪不能干，故除风湿。五脏之气皆禀胃气以生，胃气者，即后天之气也。斯气盛则五脏皆实，实则安，故安五脏。脏安则气血精三者益盛。气满则不饥，久服轻身延年，着其为效之极功也[U13] 。”。

    由此例可见，缪氏解释药物性味，主要是从其生成季节与环境入手。解释功效则依据药物的气味厚薄、形色、归经，结合人体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以及他个人的临床经验。缪氏并不排斥金元时盛行的气味厚薄、归经入脏等理论，但对金元盛行的五运六气论病倒是不屑一顾。虽然缪氏的某些疏解也有随文衍义、牵强附会，甚至强词夺理之处，但他毕竟系统地研究了古代药学经典著作中的性味功治，把各药散漫无羁的功效通过串讲联系起来。缪氏是一位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医家，他在阐释药性功治时，特别关注药物实际效用以及药物种类的考订，所以他议论药物时出新见，对临床用药颇多裨益。该书一出，立即引起了明末医家的关注，推动了临床药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明代末期，医林之间的交流已经比较普遍。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医家，互相交往切磋，所以学术风气也每多近似。这时期杭州的卢复、卢之颐父子和名医缪希雍、王绍隆等均有往来，学术思想也非常接近。卢复尊经崇古的情结更胜于缪希雍，他完成了《神农本草经》的辑佚，该辑本也是现存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和缪希雍一样，卢复也从事药性功治的探讨，但他讨论的药物不是太多。卢复之子卢之颐，受家学熏陶，潜心钻研医药，撰有《本草乘雅半偈》(1647年)。该书各药分“气味”、“主治”、“核”（考订药物基原相关内容）、“参”（讨论药性功治等）四项，其中“参”是全书的重心。卢之颐论药，不看重气味厚薄与归经，而是从药物的名称、生态、“法象”（外部特征）等入手，结合《内经》、张仲景医书以及个人经验来探讨药理。卢之颐通儒信佛，所以在论药理之时，又多夹儒理、佛理。《四库全书》肯定了该书“考据该洽，辨论亦颇明晰”，但同时又指出其“辞稍枝蔓”的不足[U14] 。该书可能因为文辞过于艰涩，一般医生难以读懂，所以对此后临床药学研究影响不大。

    和卢氏父子同乡的倪朱谟，完成了另外一部本草名著《本草汇言》。该书初成于1624年，后又经增补开刻于1645年，约刻成于康熙初。倪氏此书的特色，在于他亲自采访当时的医药人士至少148人，包括倪氏师长辈的有12人及缪希雍、张遂辰、王绍隆、卢复、卢之颐、潘楫、方谷、马更生等名家，汇录他们的药学言论，故其书名为《本草汇言》。该书的精华部分是药论。该书论药求理，无意“尊经”，不管药物来源、不拘《神农本草经》旧论，唯求实效。倪氏之书广集诸家论药精粹，非一家之言，其论药涉及面广，既解释用药之理，又围绕临床用药实际，讨论药物配伍、使用禁忌、同类药比较等内容。因此该书药论最能反映明末临床药学研究水平。

    另外一本明末清初临床药理学著作是刘若金（1585-1665年）的《本草述》。刘若金进士出身，官至刑部尚书，明末归田隐居后，专以医药为事。他以《本草纲目》虽体载宏整，博采多门，囊括古今，但对于药性的探讨，或择焉未精，或语焉未详，遂以考校药性为事，详其未备，发其余蕴，纠其违缪，冀以贯通诸说，用心三十年，稿凡十易，终于在八十岁时，写成《本草述》三十二卷，而成一家言。在刘若金书成人逝30余年后其子将《本草述》刊刻传世。全书约八十万字，收载药物491种。每药首列正名，次列气味、主治、附方、修治，继以刘氏本人以“愚按”撰写的按语。“愚按”为全书论药的精华，主要阐发药物理论，洋洋洒洒，议论宏肆，辨析入微。其中精选每种药的传统论述及各家学说，注重总结前人临床实践，除金元诸大家外，明末医家缪希雍、卢之颐、李中梓、张三锡诸子论说也多引录。文字简练，且多骈语，朗朗上口，颇益后学，在历代本草理论著作中具有相当影响。

    《本草述》刊行后，因其“文繁理富，一时未易卒读”，乾隆年间苏廷琬将其“摘录大要，诠次成文”，编成《药义明辨》18卷；道光年间杨时泰将其删繁约简，提要钩玄，撰成《本草述钩玄》。《本草述》基础上改编、辑录而成的，还有陈其瑞的《本草撮要》，张琦《本草述录》，以及蒋溶又《本草述录》基础上再加辑补而成《萃金裘本草述录》等等。

    在理论总结方面，明末《药品化义》是一本重要的中医药理学专著。该书由明代贾所学（字九如）所撰，清初医家李延昰补订。卷首为李延昰所补订的四篇药论。《药品化义》卷一“药母订例”为药物的总论部分，在中医药理学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贾氏从历代先贤的“确论”中，提炼出“药母”这一概念，作为“辨药指南”。所谓“药母”，就是“药理”之所以发生的“根据”，即所有的药品发生作用的机理，都发源于“药母”。该卷的主要内容是“辨药八法”，即对于每一种药品，必须按先后次序从八个方面（即体、色、气、味、形、性、能、力）进行分析，称为分“八款”。其中药体、药色、药气、药味四者，是“天地产物生成之法象，必先辨明以备参订”。而药形、药性、药能、药力四者，“医人格物推测之义理，而后区别以印生成。”以上八法，要“交相详辨”，才不会被古今诸书所误，以淆惑药理。《药品化义》“辨药八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体】燥润轻重滑腻干      【色】青绿黄白黑紫苍

    【气】膻臊香腥臭雄和      【味】酸苦甘辛咸淡涩

    【形】阴阳木火土金水      【性】寒热温凉清浊平

    【能】升降浮沉定走破      【力】宣通补泻渗敛散

    《药品化义》指出：凡是药物，必须“验其体、观其色、嗅其气、嚼其味”，这是定法。但如果有不能嗅其气、嚼其味的，就一定要煎汁尝之。凡是辨药必以辨以上四项为先。而后再“推其形、察其性、原其能、定其力，”则各种药物的“厚薄清浊、缓急躁静、平和酷锐之性及走经主治之义无余蕴矣。”现分述如下。

    （1）验其体：通过辨药物的“体”和“质”而了解药物的性质和功能。所谓“体质”，是指药物的不同部位、形态、质地等。不同的“体”与“质”都会影响到药物的功用。

    以部位而言，根与苗主升，梢与尾主降，头与身主补中守，茎主通，叶属阳发生主散性锐，花属阴成实主补，子主降兼补能生长，仁主补能生润利，蒂主宣，皮能降火主散表，肉主补，汁主润利。

    以形态而言，形大者性宽缓，形中者性猛，形小、细、尖者均性锐，通能行气。

    以质地而言，体薄或质轻者能升，体厚或质重能降，干或燥者能去湿，湿或润者能去燥主补，滑或腻者能利窍，油多者能润燥。

    （2）观其色：五色所主的规律是：青色主肝，红色主心，黄色主脾，白色主肺，黑色补肾。但是，从更深层次而言，人生于天地乾坤之间，脏腑禀受乾父坤母而生，五腑属阳象天而受父气色，五脏属阴象地禀母形色，所以入五脏之色还有其母之色。即：

    胆腑与肝脏均受风木之气而色青，而肝还禀木之母（水）的形色（即黑色）而生。由于黑由紫所化，所以木色多紫。

    小肠腑和心脏均受热火之气而色红，而心脏还禀火之母（木）的形色（即青色）而生，所以火色中青。

    胃腑和脾脏均受湿土之气而色黄，而脾脏还禀土之母（火）的形色（即赤色）而生，所以土色多赤。

    大肠腑和肺脏均受燥金之气而色白，而肺脏还禀金之母（土）的形色（即黄色）而生，所以金色多黄。

    膀胱腑和肾脏均受寒水之气而色黑，而肾脏还禀水之母（金）的形色（即白色）而生，所以水色多白。

    《药品化义》指出，先明了脏腑之色，就可以体会古人所制名方的深刻含意。如犀角地黄汤是用地黄之黄色以清胃，用丹皮、赤芍之赤以清脾，是黄赤相配。如沙参黄芪汤，用沙参之白色入大肠，黄芪之黄色入肺脏，是白黄相配。

    （3）嗅其气：五气所入的规律是膻气入肝，燥气入心，香气入脾，腥气入肺，腥气入肺，臭气入肾。五气还各有其功用（五气所能），其规律是：香能通气，能主散，能醒脾阴，能透心气，能和合五脏。（膻燥腥臭四气脱简）

    （4）嚼其味：

    五味所入脏腑的规律是：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淡入胃。

    五味所走部位的规律是：酸走筋，苦走血，甘走肉，辛走气，咸走骨。

    五味所养五体的规律是：酸养筋膜，苦养血脉，甘养肌肉，辛养皮毛，咸养骨髓。

    五味所主功用的规律是：辛主散，甘主缓，淡主渗，酸主收，苦主泄，咸主软，滑主利，涩主敛。

    《药品化义》指出：

    “凡药品之功，专在于味。一味之中，又有数能，如升降浮沉定守走破之类。”

    所以对于五味的功用，尤其应该详细了解。具体而言：

    辛：能散结，能驱风，能横行，能利窍，能润燥。

    甘：能缓急，能上行，能发生，能润肠，能补气，能补阳。

    淡：能渗泄，能利窍，能下行。

    酸：能收缓，能收湿，能敛散，能敛热，能束表，能活血。

    苦：能坚脆，能燥湿，能直行，能降下，能涌泄，能去垢，能解毒，能开导，能养血，能补阴。

    咸：能软坚，能凝结，能沉下。

    滑：能利窍，能养窍。

    涩：能收脱。

    另外，还有五脏所宜五味及五味所禁的内容。如：

    五味所宜：肝宜食甘，心宜食酸，脾宜食咸，肺宜食苦，肾宜食辛。

    五味所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

    宜少食酸之病：肝病、筋病，酸多则肉病。

    宜少食苦之病：心病、血病，苦多则皮病。

    宜少食甘之病：脾病、肉病，甘多则骨病。

    宜少食辛之病：肺病、气病，辛多则筋病。

    宜少食咸之病：肾病、骨病，咸多则脉病。

    《药品化义》继承前人论述，根据药物的气味分阴阳。主要内容是：

    气属阳，气厚为纯阳，气薄为阳中之阴。味属阴，味厚为纯阴，味薄为阴中之阳。

    辛甘淡属阳，但其中甘淡二味其性有凉有寒者，又属阴。酸苦咸属阴。

    阳则升浮，清阳为天，出上窍，发腠理，实四肢。阴则沉降，浊阴为地，出下窍，走五脏，归六腑。

    （5）推其形：《药品化义》将药品的形态分为“阴阳木火土金水”等情况，可惜未能深入。其中提到“体润而水，色赤有火，气香有金，味甘有土”，作者因“前人略而未备”，所以“不敢妄作”，但为后人的研究直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6）察其性：《药品化义》将药物的药性从清浊、所养、所至、所用等方面来分析和归类药物。如就清浊而言，性凉为清，气味俱轻薄淡者为清中清品。清中清品以清肺气补助天真，如沙参、石斛、甘菊、扁豆、山药之类。清中浊品以健脾阴荣华肤腠，如人参、黄芪、白术、芡实、甘草之类。性温为浊，气味俱重厚浓者为浊中浊品。浊中清品以补心血宁养神志，如丹参、枣仁、生地、麦冬、紫菀之类。浊中浊品以滋肝肾坚强筋骨，如熟地、当归、天冬、枸杞、苁蓉之类。

    不同的药性对脏腑的作用方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药品化义》归纳为：温养肝胆，热养心神，湿养脾阴（湿即濡润之品），清养肺气（清即性凉及轻淡之品），寒养肾精。

    （7）原其能：“原其能”是指通过对药物的体色气味等的分析，推导其对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的影响（“升降浮沉定走破”）。《药品化义》归纳药性所主：寒主沉，热主浮，温主补，凉主清，风主升，燥主通，湿主润，清主和，浊主降。药性所用：用热解表，用寒攻里，用辛甘发散，用淡渗泄，用酸苦涌泻，用咸沉下。

    （8）定其力：所谓定其力，即通过以上各项分析，确定药物所具有的具体功效（“宣通补泻渗敛散”）。宣可去壅，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泻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实）可去怯，滑（腻）可去著，涩可去脱，燥（干）可去湿，湿（润）可去枯。寒可去实，热可去寒，雄可表散，锐可下行，和可安中，缓可制急，平可主养，静可制动。

    《药品化义》的“辨药八法”，是对前人药理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同时也有作者的一些创见。在药物各论中，将162种药物分为气、血、肝、心、脾、肺、肾、痰、火、燥、风、湿、寒13类阐述，每种药物均概括其“体、色、气、味、形、性、能、力”八款，所论围绕常用的功效主治，药论之后多以小字注出用药品种特征、简要炮炙方法等，使读者能简明扼要的掌握药物的性质和功能等，具有很强的临床实用性。

    广为流传的一些故事证明明代中药“法象药理”学说的盛行。明代许浩《复斋日记》记载了元代名医滑寿“桐叶催生”故事：

    滑寿精于医学，他给人治病，不拘泥古代方书，常常以意处方，投药即效。一年秋天，苏州的一些官员邀请他同游虎丘山。恰逢一个富家孕妇难产，想拉他回家诊治，同游的官员们不同意让他走。滑寿拾级而上，看到地上有新落的梧桐叶，就拾起来，递给病家说：“拿回去，赶快用水煎服吧。”游山的人们还没有坐下宴饮，病家回来说小儿已生下来了。同游的人对滑寿的用方惊疑不解，滑寿解释说：“医就是‘意’的意思，医生治疗，以意揣度病情，哪有一定之方啊!妇女怀孕已十月而不产，是气不肃降的缘故。梧桐叶得金秋肃降之气而落，现在我借梧桐叶的肃降之气来辅助产妇气机肃降，哪有不顺利生产的呢?”

    有人认为，滑寿借用桐叶得金秋肃降之气而催产，其用之妙，让人叹服。后人再用桐叶催产而不效，是因为脱离了特定的时间和环境，即“非其时也”。《复斋日记》内容多为野史，后人将它归类为“笔记小说”，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待考。梧桐叶在这个孕妇助产方面终究起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即使是当时和后世的医药学研究者也很少对其中的“药理”进行过质疑，可见“医者意也”的思维模式确实在中医学历史上影响了很多医家。

2、清代诸家对中医药理学的发展

    明亡入清之后，大批士人遁迹医林，这些儒医打起尊经复古的旗帜，将他们的儒学功底用于阐释医药理论。所以在清初一待社会安定，临床药学就蓬勃发展起来。清初名医张璐(1617—1699年)说：“壬寅(1662年)，儒林上达每多降志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噪一时，于是医风大盛，比户皆医[U15] 。”张璐本人就是一位弃儒业医的名医。他受缪希雍《本草经疏》的影响，撰《本经逢原》(1695年)，以阐释《神农本草经》大义为主，兼带讨论张仲景、孙思邈等诸家用药法，“庶使学人左右逢原，不逾炎黄绳墨[U16] ”。张璐虽尊崇《神农本草经》，但并不蔑视后世本草，所以《本经逢原》收药近800味，并不局限于《神农本草经》药。他也不像缪希雍那样对《神农本草经》药效逐个议论一番，而是突出各药主要疗效，讲述临床运用要点。与清代其他尊经复古派的医药家相比，张璐论药比较温和折衷，并不偏激。

    明末清初医药学最活跃的地区就是江浙一带。钱塘（今杭州）更是名医辈出。清初医家张志聪（号隐庵，1619-1674年）不满于《神农本草》之后的历代本草著作“不明《神农本草经》，但言某药治某病，某病须某药，不探其原，只言其治”，因而认为是知药用而不知药性，并认为知药性十分重要：“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于是撰《本草崇原》，针对《神农本草经》药物，逐项阐明药性，解释药物的功效主治。该书解释药效的方法，是从药物的命名、生成习性、形色、性味、五行属性等入手，结合《内经》中的有关论说、张仲景等医家的用药经验，阐释《神农本草经》中的药物功效主治，也对药物的基原进行了比较多的考订。由于该书较多地引用《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书之论，故后人评价此书的特点是“以经解经”。张志聪著此书未竟而卒，其弟子高世栻（1637-1696年）继之完成，成书后对后世本草影响较大，乾隆时陈修园著《神农本草经读》“半师其说”。

    徐大椿（字灵胎，1693-1772年）是清代著名的医学思想家。在药学方面，他的代表作是《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年)。该书论药仅百种，每药言语不多，也不旁征博引，但大多数言论都切于实用，能突出药物最主要的效用。徐氏论药与缪希雍、卢之颐、陈修园等尊经派医家相比，更为实在，不是每药必录、每效必解、每解必圆。前人论药，动辄罗列药物的气味、形色、质地、归经、五行属性、产地生境等。徐大椿却认为：“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其理，可自得之U17] 。”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解释药物的作用，只需要抓住药物的“偏胜”（特性或专长）之点，那就是药物“补偏救弊，调和脏腑”、产生疗效的根本所在。他还很直白地申明，有些药效无法解释清楚其机理。例如菟丝子“去面”，如果说是因为它辛散、滑泽，那么辛散、滑泽药很多，为什么独独菟丝子有这个功效呢？所以他认为药性各有专长，分别含有特殊的成分（“各得天地一偏之气”），自有它治病的内在原因（“其性自有相制之理”）。如果其内在特性能通过形质气味表现出来，就可以推测其机理。但如果其性深藏不露，就“不可以常理求也”[同上，“菟丝子”，页58]。例如古人的单方、秘方，往往可取奇效，比讲究辨证配伍的经方还要快捷。这一说法，等于说中药传统药理并非万能，还有很多解释不了的机理。尽管徐大椿因对《神农本草经》尊崇太过，也间或为“久服轻身延年”之类的方士之言求理圆说，但该书得到了《四库全书提要》的高度评价，认为它“凡所笺释，多有精意”。“《药性专长论》曰：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其说最为圆通[U18] ”。从某种意义来说，徐大椿对具体药物的解释虽然也很重要，但更要紧的是他阐发了考求中医临床药效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为清代本草学术涂上了重重的一笔亮彩。

    清代医学家唐容川（即唐宗海）（1846-1897年）是中西医汇通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所著《本草问答》属药理专著。唐容川对中药药理的研究，综合药物的生境、形色气味来进行讨论。他认为，物各有性，而其所以成此性者，“原其所由生而成此性也，秉阳之气而生者，其性阳。秉阴之气而生者，其性阴。或秉阴中之阳，或秉阳中之阴。总视其生成以为区别，盖必原一物之终始与乎形色气味之差，分而后能定其性矣。有如人参，或谓其补气属阳，或谓其生津属阴。只因但论气味，而不究人参所由生之理，故不能定其性也。余曾问过关东人并友人姚次梧，游辽东归，言之甚详，与《纲目》所载无异。《本草纲目》载人参歌曰：‘三丫五叶，背阳向阴，若来求我，椵树相寻。’我所闻者，亦云人参生于辽东树林阴湿之地，又有人种者，亦须在阴林内植之。夫生于阴湿，秉水阴润泽之气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发之为三丫五叶，阳数也。此苗从阴湿中发出，是由阴生阳。故于甘苦阴味之中，饶有一番生阳之气，此气可尝而得之也。人身之元气，由肾水之中以上达于肺，生于阴而出于阳。与人参由阴生阳，同一理也，所以人参大能化气，气化而上，出于口鼻，即是津液。人参生津之理如此，非徒以其味而已。然即以气味论，甘苦中含有生发之气，亦只成为由阴出阳之气味耳。”

    犹为可贵的是，唐容川作为早期中西汇通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医药理的研究，同样吸取了当时西方物理化学方面的新成果，融合中西学说，别开生面。例如，他说：“夫辨药之形色气味，正以考其性也，果得其性，而形色气味之理已赅。故凡辨药，先须辨性。有如磁石，久则化成铁，是铁之母也。其引针者，同气相求，子来就母也，以药性论之，石属金而铁属水，磁石秉金水之性，而归于肾，故其主治能从肾中吸肺金之气，以归于根。琥珀乃松脂入地所化，松为阳木，其脂乃阳汁也，性能粘合，久则化为凝吸之性。盖其汁外凝，其阳内敛。擦之使热，则阳气外发而其体粘。停擦使冷，则阳气内返而其性收吸。故遇芥则能粘吸也。人身之魂阳也，而藏于肝血阴分之中，与琥珀之阳气敛藏于阴魄之中，更无以异，是以琥珀有安魂定魄之功。西洋化学谓磁石、琥珀内有电气，其能吸引者，皆是电气发力，能收引之也。有阴电，有阳电。凡物中含阳电者，遇有阴电之物即吸；含阴电者，遇有阳电之物即吸。若阴电遇阴电之物即相推，阳电遇阳电之物亦相推，其论甚悉！琥珀能拾芥而不能吸铁，磁石能吸铁而不能拾芥，以所含之电气不同也。然西人单以气论，犹不如中国兼以质论，则其理尤为显然。磁石之质类铁，故以类相从而吸铁。琥珀之质能粘，故以质为用而拾芥。辨药性者，所贵体用兼论也。阳起石生于泰山山谷，为云母石之根。其山冬不积雪，夏则生云，积阳上升。故或乘火气而上飞，或随日气而升腾也。凡人病阳气下陷，阳物不举者，用以升举阳气，亦以阳助阳之义而已矣！蛇形长，是秉水气。行则曲折，是秉太气。在辰属已，在象居北，在星象苍龙。总观于天，知蛇只是水木二气之所生也。蜈蚣生于南方干燥土中而味大辛，是秉燥金之气所生。蛇畏蜈蚣者，金能制木也。蜈蚣畏蟾蜍者，以蟾蜍秉水月之精生于湿地，是秉湿土之气所生，湿能胜燥，故蜈蚣畏蟾蜍也。蟾蜍畏蛇，则又是风能胜湿，木能克土之义。趁此以求，则凡相畏、相使、相反之理，皆可类推。”

    尽管唐容川的一些观点还颇有差讹之处，但他的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也为中医如何利用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认识传统中医药树立了榜样。

    明清时期，大量医家成为法象药理学的追随者，从而使法象理论广为运用。清末周岩著《本草思辨录》（1905年）一书，谓“古圣垂示气化，实由洞明形质”，其论述了常用的130种药物，都一一从法象的基本理论思之辨之，从药物质地之轻重、纹理之疏密，形状之殊异，色泽之特点，继而气之清浊、味之厚薄，以及五运六气之禀赋、阴阳五行之制化等等方面，将药物奏效之理推之论之。如《本草思辨录》释“水萍”的功用：

    “水萍浮于水面，而味辛气寒，能发皮肤中湿热之邪汗，故《神农本草经》主暴热身痒。《伤寒论》云：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其身痒为有风寒之邪，宜以麻桂取微汗。此则湿热不汗出而痒，故水萍主之。水萍亦汗药也，而与麻桂有霄壤之殊。丹溪谓发汗胜于麻黄，不加分别。后遂有视水萍为峻剂而不敢用者矣。《神农本草经》以下水气，止消渴，两许水萍。盖以其状外帖水面，内含血络，水不能濡，则水气自下。《神农本草经》未尝言风，而后世以风药推之。要知其所治为风热之风，非风寒之风。如《古今录验》以水萍与牛蒡子、薄荷治风热瘾疹，则药病相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