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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青楼和妓院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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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青楼这个词,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妓女,是一处藏污纳垢的地方。其实青楼一词,原意是指用青漆粉饰装潢比较华丽的屋宇。

    青楼最早的时候并不是妓院,而是显赫一时的帝王的皇宫。据《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记载:“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一诗中也有:“绿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的诗句。


    清代著名文人袁枚《随园诗话》中也曾说:“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谓之青楼”,并指出:“今以妓院为青楼,实是误矣。”


    可见,“青楼”原先乃是帝王之居的皇宫。因此三国的建安七子之一的曹植有诗云:“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它起初并非是妓女所聚之妓院,而是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


    在《太平御览》、《晋书》和魏晋南北朝等许多诗文中都是这样应用青楼这个词的。但由于华丽的屋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相关,不知不觉中,青楼的意思开始发生了偏向,逐渐地与娼妓发生了关联,唐代以后青楼便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

 

青楼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最早称妓院为青楼则出自南梁刘邈的《万山采桑人》一诗,其中有“娼女不胜愁,结束下青楼”。句中的“青楼”就因袭前人而误传。此后的文人墨客们便以讹传讹,皆称妓院为“青楼”了。后来的南朝时候江淹,也就是著名典故“江郎才尽”的的江淹,他写的《西洲曲》中也有:“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的诗句。北周的文人庾信的《春日观早朝》一诗中说:“绣衣年少朝欲归,美人犹在青楼梦”。而最著名的青楼诗当属唐代诗人杜牧的《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当然在唐代,青楼还有两种意义仍掺杂错出,甚至有一人之作而两意兼用的例子。如著名诗人韦庄《贵公子》一诗中有“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的诗句,说明青楼是与皇宫御苑相接的大道旁的高门大户,而与艳游、酒色、妓女无关;而他的《捣练篇》一诗却说“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捣衣曲。”这其中青楼无疑指的就是妓院了。


    而到了宋、元以后,青楼遍地开花,大行于世,反而成了烟花之地的专门称呼了,不过比起平康、北里、章台、行院、教坊等称呼更拥有一种风雅之气。当时的青楼泛指上等妓院,而其中的妓女,一般也大都是艺妓,诗词歌赋、了然于胸,琴棋歌舞、无不精通,最难能可贵的是卖艺不卖身;当然也有色艺双绝的歌女,两种服务都提供。


    但无论如何,吟诗诵词、弹琴唱曲,仍是主要的内容。她们中间不乏才华横溢的诗人、说唱文艺家和戏曲表演艺术家,如唐代的薛涛、宋代的李师师,明末清初的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等都是名噪一时的才女。


    青楼经过长期的艺术熏陶之后,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因此青楼文化是特定时期的社会产物,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它有其漫长的历史渊源。青楼文化与古典文学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的诗词歌赋都有它的影子,可以说如果没有青楼,中国古典文学恐怕要成色大减,但如果没有文学作依托,青楼则只是简单的肉体交易场所。


    由不完全统计,青楼的诗、词、曲,占据了古文化的一半,毋容否认青楼推动了唐诗、元曲的发展,并使之广为流传。通常古代青楼女子都具备多才多艺的特点,她们并不是只靠色相诱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才是她们真正吸引人的特长。


    正因为如此,“秦淮八艳”等青楼女子才会在历史的舞台上占一席之地。中国古代的青楼,它的魅力是多方面的,虽然它最基本的意旨还是为了满足性欲的需求,但这里的“性”是广义的,因为文化的界入,从而把性和色提高了一个层次,具备了艺术的魅力。如果说中国的诗文书画是男性知识分子代代相传下来的,那么中国的音乐舞蹈则是由一代代青楼女子相传延续的。



    虽然唐宋时期的一些娼妓在出卖歌舞色艺的同时也开始出卖肉体,但并不占主流。真正以卖淫为生的娼妓业形成于明清时期,明人有一本书叫《五杂俎》,从该书中的这几句话中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今时娼妓遍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正是因为明中叶以后的这种现象的蔓延,才使得“娼妓”二字失去了本来的含意。


    按大唐体制,娼妓可分为这样几种: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以及盛会、宴宾等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营妓,又称之为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官妓,指的是那些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家妓,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


    今天的人们读起唐诗,早已经无法体会到诗之外的那种音律之美韵了,其实唐诗的传播,也正是依靠了其音律的外壳而被人们广为传唱而得的,当然承载这一传播职业的也就当属演唱的娼妓了。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现象了,恐怕也是中外文学史上最为罕见的奇观。


     在唐代诗歌极为普及,并不只是文人士子们的专利,许多普通人也能吟唱,当然开始诗人写诗也不是为了供人们演唱,而是为了合乐所需,娼家所唱的歌曲多以现成的五七言绝句入乐,歌诗也就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再加上开元年间科场加试诗赋,一个举子诗名、文名的高下就关系到他能否得到权臣的青睐乃至最终能否及第,这样无形中便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


     即使不从科举的方面考虑,作为诗人又那有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广为传唱呢?其最好的途径大约也莫过于通过娼妓们的歌喉了,更何况酒馆妓院又都是达官贵人和文人们经常出入的场所,诗歌奏乐又全是娼妓们的专长,二者之间也就存在了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置身于一个这样的社会氛围,纵乐饮酒、狎妓、一掷千金也就成了当时文人们竟相夸耀的生活方式。


    文人来到妓院吟诗成了一种时尚,妓女唱文人的诗也是一种潮流,49000余首的全唐诗,其中有关娼妓的就达2000多首,此外还收录了20多名娼妓写的百余首诗。试想一下在没有印刷术和相应媒体的唐代,要是没有娼妓们对唐诗的传播,将有多少精美的诗词被漫漫岁月所淹没。


    各种文艺诗词歌赋,也是通过妓女们的吟唱而传诵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无数表现名士名妓之间感情交流的诗文。唐代大诗人中与青楼娼妓交往最为密切的,莫过于李白、白居易、元稹、杜牧、温庭筠了。从初唐到盛唐,青楼妓女在文学中多处于一种被进行审美观照的位置,李白的诗作就是其中的代表。从中唐始,在“观妓”、“携妓”之外,出现了一批“别妓”、“怀妓”、“送妓”、“赠妓”、“伤妓”、“悼妓”之作,为诗化的青楼中增添了感伤的色彩,其中白居易的诗作颇具代表性。就连诗圣杜甫也不例外,他的诗,有二十多首是描写青楼和妓女的。



    青楼实际上并不是现在通常所说藏污纳垢的地方,而是一个高雅的有品味的休闲娱乐场所。文人雅士来到这里会灵感如潮、诗兴大发,他们经常如过江之鲫,出入于青楼,妓女整体素质也高于寻常女子,各个时期的知名才女,莫不出身于娼妓。如果与今天相比,那时的娼妓,大多具备现代女歌唱家、女影视演员、女音乐家、女舞蹈家、攻关女秘书等女名星的综合素质。


    这样的才女在寻常人家是找不到的,只有青楼才能培养出这样的色艺俱佳的尤物来。历朝历代的许多皇帝,他为了寻找这样的称心女子,也只到青楼里来寻找。宋徽宗赵佶就是典型的代表,微服私会李师师的故事众所周知。


    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也不少,例如张鷟的《游仙窟》。到了宋朝,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与青楼的关系还要密切。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微妙曲折的心理情感。


    到了元朝,文人的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二是反映青楼的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例如关汉卿的一些作品。


    青楼文化发展到明清时期,开始慢慢走向堕落,街头坊间流行起香艳小说,内容大多借描写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或是文人墨客的纵酒狎妓过程,来宣扬淫秽色情的思想,这些书籍格调低下,审美观点异常丑陋,《剪灯新话》、《红楼春梦》等流行于民间的十大禁书系列就是这类香艳小说的代表作。说起香艳小说就会联想到那些另类的所谓美女作家和网络红人,她们利用身体写作出来的作品和明清的香艳小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她们的作品里充斥着“性”、“做爱”、“乳房”等字眼,赤裸裸的描写性情节和做爱过程,毫无羞耻地在互联网上向别人展露自己的身体,还恬不知耻地自称前卫和时尚。说得难听一点,她们这种行为和妓女没有多少差别,妓女利用出卖色相和肉体来换取金钱,而她们使用的是文字和身体。到了明朝,青楼里出现了许多丑恶的场面,商品经济的气息涌入了青楼,出现了例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等败类形象。


     到了清朝,出现了大量的狎妓笔记和小说,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随着青楼的衰落,梦一般的青楼艺术也逐渐衰亡了。


官营妓院的产生与产业化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即《战国策·东周策》中的“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据古籍记载,当时官府开设经营的卖淫业一是为了收税,“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魏书·龟兹传》);二是为了缓和社会上“光棍”和工商市民的性饥渴。


    因为皇宫贵族、士大夫以及富豪乡绅均蓄养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官妓发展到汉武帝时,又分立出一种营妓制度,即《万物原始》中说的“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土之无妻者”。(见《汉武外史》)也就是说,营妓是为军队官兵提供性服务的。但后世也有把在乐营中的妓女称为营妓的。确切地说,营妓是官妓的别称。


    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宰相管仲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妓院,拥有700名妓女。无独有偶,与管仲时代差不多的古希腊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伦,也开设了国家妓院,目的一是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


    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各地的国家妓院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国家妓院中的妓女叫做官妓,其中有一种专门为军队服务的叫做营妓,最早的发明者是越王勾践,而正式成为制度则在汉代。汉代以后,家妓兴盛起来,到南北朝达到顶峰。家妓的地位处于妾与婢之间。妾是满足主人肉体之需的,婢是端茶扫地,铺床叠被的,而家妓的作用是为主人提供艺术服务的。家妓普遍受到严格的艺术训练,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


    中国的音乐舞蹈不但是她们发扬光大的,也是她们传续下来的。但在男权社会中,不论官妓家妓,都没有人身自由,男主人们不仅肆意玩弄她们,而且对她们还任意买卖和杀戮。


    随着商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在官妓、市妓之外,出现了个体营业的私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楼妓女。私妓在先秦已经出现,到六朝时开始活跃,至唐代走向兴盛,一直持续到宋元明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奇观。


    实际上的青楼风光,有详细记载的可从唐朝算起。唐代都城长安最著名的“红灯区”,位于“平康里”,因为靠近北门,也省称“北里”,后世因而把平康、北里作为青楼的代称。比之长安、扬州的青楼风光更加旖旎多姿,杜牧等许多诗人都作过吟咏。那时青楼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多数是一个老鸨领着两个妓女和丫鬟,就可以了。到了宋朝,青楼规模扩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里的娱乐场——瓦子,共有8座。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里达33座。青楼的设备也开始竞相奢华。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记载了当时杭州的青楼风光。明朝时南京的妓院有著名的“十六楼”,秦淮河上桨声灯影、锦绣辉煌。山东的临清据《金瓶梅》上说:“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山西大同的青楼生意不景气时,注册的人数仍有2000人之多。青楼风光到明朝时已经颇有一些不美、不雅的景象了。出现了不少赤裸裸肉体交易的“私窠子”、“窑子”。


    到了清朝,青楼已成了私妓的天下,妓女们不再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嫖客们也根本不懂真正的风情。首都北京的“八大胡同”,代表着传统青楼的日见没落。而南方的上海和广州,则开始出现西方式的或中西混血的青楼现象。随着妓院的范围的扩展和规模的扩大,以及从业人员的增多,青楼文化已经消亡殆尽,注重金钱与肉欲交易的现象十分盛行,妓院从而成为产业化。



    清末是中国性产业大兴其道之时,此时不但本土化,更是国际化。出使西欧的赛金花,风光无限。上海名妓陆兰芬以及林黛玉、张书玉、金小宝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四大金刚”。“自五口通商,海禁大开,殖民势力入主内陆以来,淫风蔚然,洋妓亦艳帜高扬,成行成市。”史载:1921年左右,上海四川路、南京路、同孚路一带出现过“洋妓院”。这些由洋人开办的中等西式饭店、茶楼、旧式小洋房,多招揽白俄、西班牙籍“西妓”和“日妓”接客卖淫,嫖客洋人、国人皆有,可谓盛极一时。


    鸨母、龟奴经常使用威逼利诱等手段,拼命榨取嫖客的钱财,把妓女当作赚钱的工具。此外,青楼往往还受地方恶霸和黑社会的势力控制,美其名曰“保护”,实际是瓜分利润,较大的帮会都控制着相当数量的青楼等娱乐场所,有些青楼就是黑社会自己开设的。由于这些黑幕,青楼与许多犯罪活动有了不解之缘。杀人越货,吸毒走私,都可以把青楼当作隐身所、联络处。青楼真正意义上演变为妓院,妓女以出卖肉体为生,她们深受着多重压迫,成为任人宰割的玩偶和一具具行尸走肉。


    妓女大都是被胁迫、拐骗所致,也有一部分是迫于生计或被抛弃及家庭暴力等因素造成。旧社会,多数中、下等妓女遭受着性压迫与性剥削,被人们蹂躏、虐待、贩卖甚至任意杀害,过着非人的生活,充满了血和泪。


    康素珍就写过一本《我的妓女生涯》,以血和泪控诉旧社会的黑暗与遭受摧残、躏踏的悲惨生活。康素珍13岁被迫进妓院做了雏妓,而后在成都,宝鸡和兰州四五个妓院里,从一个普通妓女成为芳名远播的“红姑娘”,个中的痛苦和凄楚可以想象。不仅接待过社会的各色人等,而且侍奉过国民党的将军,即蒋介石的亲信弟子胡宗南和杀人魔鬼——“青海王”马步芳等人。


    康素珍和旧社会所有的妓女一样,不但要忍受嫖客的蹂躏和老鸨的摧残,而且还要忍受社会的岐视。旧社会妓院里的所有“规矩”,妓女们的血泪史,她们的抗争和悲惨的命运,在书中予以真实的揭露和血泪的控诉,使今天的读者在惊叹和悲愤的同时,认识到旧社会的种种丑恶。特别是1937年日军侵华后在中国大量抢夺中国女子做军妓亦即慰安妇,更使妓女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妓女们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寄托


    妓女是男权私有经济的孪生姐妹,是统治阶级或贵权们剥削、压迫、玩弄的工具。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地方官吏、文人骚客就是买淫的最大买主。追根溯源,先是有了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随着奴隶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妓女行业逐步兴起,有宫妓,官妓、市妓、私妓等五花八门。夏朝,有了歌妓,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用管仲为相设立了女闾,于是出现了最早的妓院。


    达官贵人自然是风月场中的常客而倍受青睐,那么“准官人”士子,也是老鸨“烧冷灶”的首选,所以往往将妓院开在考场的对门,这无疑是生意人的一项精明的决策。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


    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不少,他们口袋里揣着银子与诗稿。银子和诗稿,这两样当然是好东东,是青楼大院最好的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的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其热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将南极的冰雪都融化。而对青楼的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经纶、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着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便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青楼确实是个迷魂荡志的地方,更何况是青楼中的极品——秦淮青楼呢?对读书人来说,眼前佳人们花团锦簇、顾盼生情,一个个潘郎曹郎地叫着,让他们充分享受到顾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乐,不减王公”之叹。关于秦淮风月的盛况,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段话可窥见一斑:“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这样的盛况当然是极尽侈逸奢华了,不过,如果腰包里没有足够的银子,光玩弄诗文,恐怕是堆不起来的。所以妓女在封建社会一直存在,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名家”辈出。汉末的赵飞燕,南朝的苏小小,唐朝的薛涛,都是千古流芳的大卖家。宋元时代,以肉体换取金钱的市妓大盛,青楼文化更是进一步得以发展。“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凄美的《雨霖铃》就是写给他心爱的妓女的。



    妓女们虽时时周旋于官府,几乎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声色服务,但是,她们身处卑贱,心比天高。对于那些以权势、金钱迫使她们献身献技的狎客,妓女们只是出于无奈的服务。她们往往倾慕文人学士。一方面,她们能理解并演唱文人学士们的诗词散曲,喜欢文人学士评论她们的艺技,抑或是与他们一起吟诗作词、唱和赠答。在这种氛围中,妓女们享受到了人格平等,体现出她们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文人学士往往风流浪漫、温文尔雅且善于怜香惜玉。他们不像官府假道学者那样虚伪,也不像权贵豪势那样随意役使,更没有商贾市侩的粗俗贪婪。因此,妓女们往往爱慕风流才子。她们并不希罕金银财宝、荣华富贵,只要意气相投、两情相悦,甘愿在清贫中陪伴终身。历史上留下无数才子佳人曲折坎坷、情深意长的传说。 


    但是,也有不少痴情妓女遇上负心薄情的文人而失去一切、乃至丧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后投江自尽就是最好的例证。


    实际上大多数妓女人在娼门,内心却强烈地渴望从良,脱离妓籍,恢复人的尊严和权利。妓女的生活,虽也是福祸难测,荣辱无常,但是,她们基本上衣食丰足、生活奢华,且不受礼教的束缚。比起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来,她们的生活是自由的,她们的性生活也是充足的。但是,由于妓女们的文化素养一般高于同时代的女子,因此,她们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悲惨命运的实质,她们耻于作为男人玩弄的对象存在于社会,她们向往像普通妇女那样三从四德,虽粗茶淡饭,荆衣布裙也心甘情愿。



    有的妓女在声色侍奉中,潜心选择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凭着自己的聪敏才智和风流蕴藉,博得对方欢心与同情,以帮助她们从良。有的在卖笑生涯中苦苦积攒钱财,一旦遇上如意男子,便千方百计脱籍从良,结为夫妇。


    如明代南都金陵名妓秋香,出身官宦人家,她自幼聪敏伶俐,熟读诗书,且酷爱书画。但未及成年,父母染疾,双双亡故。秋香为生活所迫,投奔在南都金陵为官的伯父。不久,伯父因受一桩官司牵连,被罢官入狱,秋香也被没籍充人官妓。


    秋香姿色秀丽,能歌善舞,谈笑自如,诗画出众,在妓女中“冠于芳首”,色倾金陵。但是,秋香并不留恋奢华,她一心想脱籍从良。


    有一次,秋香结识了一位李公子,两人情投意合,但李公子家境不宽,拿不出为秋香赎身的银钱。但秋香已暗暗积下不少体己钱财,他们定下汁谋,故意叫李公子带六只沉甸甸的箱子来到秋香处,声称要外出经商。当夜,李公子与秋香在几个贴心姐妹的帮助下,悄悄丢弃箱中的碎石砖瓦,将秋香所积金钱珠宝以及众姐妹赠送的衣物填人箱中。第二天,让李公子把六只箱子如数带走。


    半个月后,李公子衣冠楚楚来到妓院,用重金将秋香赎出,两人结为夫妇,相亲相爱。有人不甘罢休,仍来会见秋香,秋香一概拒绝,并以扇画柳明志:“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娼妓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丑陋的社会现象,但中国青楼文化却源远流长,许多文人学者都认为妓女传承了中国的文艺,同“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因此娼妓在中国文化中常有着光鲜的形象,连陈寅恪这样的大家也不辞辛劳,穷数年之功为柳如是作传。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妓女群体,却从来就为人们所不齿。在1949年以前,虽然她们的身份是合法的,堂而皇之地获得了朝廷或是政府颁发的从业许可证,但她们却是举世公认的贱民,被轻蔑地称作“婊子”、“窑姐”、“鸡”。妓女血泪斑斑的生活,那种生不如死的屈辱,是令人悲愤和叹息的。



     当然,在历代妓女中也有不少重情重义之人,例如:名妓张好好13岁与杜牧一见钟情,但杜牧碍于官声,始终未与张好好成婚,最后杜牧五十而亡,张好好便赶赴长安为之安葬并在杜牧坟前殉情;北宋艳妓谢玉英15岁成名,与词人柳永感情甚笃,而且纯真无瑕,柳永虽说浪漫风流,却懂得怜香惜玉,面对一丝不挂、娇嫩可人的娇娘,竟楚河汉界、分外怜悯,同床共枕、百日无犯,后来成为师生。柳永进京后才与她成其美事,却遭仁宗处罚,从而悲愤染病,不治而亡。死后,谢玉英将其埋葬,然后撞碑殉情。一个女人,拥有绰约的风姿,又活得真实、正气、磊落、有情有义,的确也可称之为女中豪杰。


      总之,尽管古代的青楼掩藏着种种痛苦和罪恶,但为推动古代文化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对艺术的传承作用不可低估。虽说妓女们是在出卖肉体和灵魂,但罪恶的根源不在其本身,实际上她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是男权统治的陪葬物。事实如此,难道我们不该以辨证的眼光去看待、去分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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