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发明与使用，同金属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一起构成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标志。有了文字，人类方可记录自己的见闻、行迹及思考。这种记述由浅入深，由零星片断到汇成篇什。以中国而论，殷人方“有册有典”，而鉴于夏殷两代，“郁郁乎文哉”的周朝，恰值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公元前六世纪的前后几百年间），与此间印度创作《奥义书》和早期佛典相先后，也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群哲创作《理想国》《形而上学》，希伯来先知创作《塔纳赫》（基督教称《旧约全书》）大体同时，中国也有学人记史、载思，初作于西周王官，再创于散落民间的东周诸子，形成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枢机，博议于诸子（《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群籍，我们称之“中国元典”。（摘自《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弁言》）
——冯天瑜
（下文摘自冯天瑜、姚彬彬著《中国文化元典十讲》第四讲第二节）
先秦时期，百家诸子多祖述五经，并各有申发。就道家而言，有学者认为，其与《周易》思想存在密切的关系，“《易经》为古典哲学之源头，经文虽为占筮之书，但具有丰富的人生哲理。《易经》的形象思维及其辩证思维方式，对老子有诸多的启迪。而《易传》，则在诸子思潮的冲击下，将占筮之书逐渐转化而为富有哲学内容的著作，《易传》的哲学化，继承老、庄思想脉络。”[1]近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多以道家中蕴含的现世批判审视精神与现代性价值相契应，构成近现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古典资源，弥足珍视。道家的经籍也足以称为中国文化元典。
一、《老子》
先秦道家有四部著名的典籍，即《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唐天宝元年（742年），笃信道教的唐玄宗下旨设置“玄学博士”，并以这四部道家著作为经典，分别尊为《道德真经》、《南华真经》、《冲虚真经》、《通玄真经》。《列子》、《文子》后世学者多认为其为后世伪托作品（或以大部分内容为伪），《老子》、《庄子》则是先秦典籍无疑，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远超其他道家文献，同为轴心时代的卓异创制。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道家并不是道教，二者是有区别的。道家是先秦时期的学术派别之一，而道教是直到东汉才形成的一种民间宗教。作为先秦哲人的老子和庄子，实际上并未创立任何宗教，老子被吸收为道教人物，被尊为“太上老君”，是汉代以后的事情。事实上，老庄其人与道教并无直接关系。道教大约出现于公元2世纪前后的东汉时期，并不是由某一位教主独自创立的。道教最初兴起时，便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好几支道派组织，直到南北朝时期才渐渐被明确地称作“道教”。道教出现以后，它是一个有教义、宗教仪式、固定的信徒和信奉经典的宗教组织，虽然有理论思想，但并不是一个哲学流派。大体来讲，道家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和超越，而道教追求的最高目标则是飞升成仙、永生不死。至少在道教的早期，其依托于老子，颇近于“攀龙附凤”的行为。但到了唐代以后，尤其是到了宋元全真派等“新道教”，道教思想则确确实实受到了老庄道家哲学的影响。
关于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分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说：
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指社会。公元三、四世纪，道家学说再度盛行，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2]
道家的创始人为老子，春秋时人，姓李名耳，字聃，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前471年之间，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人。老子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晚近以来有部分学者认为老子晚于孔子，钱穆甚至认为他晚于庄子，成书年代至今仍无法完全确定。不过，当代学界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年代推算，认定其成书至少不迟于战国中期。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学问，他的年纪应稍长于孔子。
战国末期的法家著作《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二篇，注解与诠释老子论著，篇中之“老”即指老子书，可见战国时老子书已为诸子所研读、阐扬。西汉初年，齐地方士河上公用神仙家观点为《老子》作注，成《老子河上公章句》八十一章，《老子》书名自此流行。汉景帝崇黄老，升《老子》入经，因前三十七章首字“道”，称《道经》，后四十四章首字“德”，称《德经》，合称《道德经》。西汉辞赋家扬雄《汉志·蜀王本纪》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足以证明，自西汉起，《老子》又名《道德经》已为人习用。道教兴起后，封老子为教主，奉为“太上老君”，为最高神位“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老子）之一，奉《老子》为经典，称《道德经》或《道德真经》。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尊《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时则尊称此经为《道德真经》。
《老子》思想博大精深，由宇宙论而人生论，由人生论而政治论。其最高范畴为“道”，“道”并非由人格神所左右，“自然”才是终极效法对象，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自然无为”衍出“无为而治”，谴责专制制度的以上凌下，为庶民疾呼，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切事物均有正反两面，由对立而转化，所谓“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境界工夫上，《老子》提倡“致虚极，守静笃”，认为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的状态，要努力做到内心的虚灵空寂，得以与天道契合。近人林语堂概括《老子》的思想意义道：
老子本身与“长生不老”之药毫无关系，也不涉于后世道教的种种符箓巫术。他的学识是政治的放任主义与论理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静无为的政府，因为人民所需要的乃自由自在而不受他人干涉的生活。老子把人类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的圣贤被视为人民之最坏的腐化分子。宛似尼采把苏格拉底看作欧洲最大的坏蛋，故老子俏皮地讥讽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个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3]
《老子》可能是除了五经之外版本最为丰富的先秦典籍，清代以前的版本已有103种之多，迄今为止中文校订本共3000多种。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诏玄奘将其翻译为梵文，此为《老子》外译之始。16世纪以降，西学东渐、中学西传，《老子》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各国文字，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截至近年为止，可查到的各种外文版《老子》1000多种，昭显元典的文化传播功能。《老子》是世界了解中华哲思最重要的文本。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所发现的《老子》文本，内容大约仅相当于今本之五分之二，整理者按照出土竹简的状况，分为甲、乙、丙三组，另有一些残片，是目前所知所见的《老子》最早版本，在文句内容、章节顺序上与今本有很多不同，这与五经于汉代重新编次的情况类似。今人刘笑敢对勘包括郭店楚简在内的《老子》古今五种文本《老子古今》（2006年），颇有发明，是一项值得参考的研究成果。
二、《庄子》
继《老子》之后的道家经典《庄子》，为庄子及其后学的著作集。庄子，战国思想家，名周，宋国蒙（今安徽蒙城县，一说今河南商丘）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子本人著；外篇、杂篇可能是庄子门人和后世道家的作品。
庄子继承发扬老子思想，形成独特的思想和文风，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天道自然无为，无为而治乃政治极致。提倡仁义、强分是非，世俗社会的礼、法、权、势，都是施加在人身上的枷锁，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警辟之论。他认为人的生存方式，当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自得，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质享受与虚伪的名誉。
郭沫若总结《庄子·内篇》七篇中所表现的思想体系：“第一篇的《逍遥游篇》是庄子对于自己学说的序论，第二，《齐物论篇》是他的认识论，第三，《养生主篇》论修身，第四，《人间世篇》论处世，第五，《德充符篇》论精神修养的价值，第六，《大宗师篇》是本体论，第七，《应帝王篇》是他的政治理想。”在宇宙论上，庄子认为“一切芸芸种种的形象，都是出于一个超感官的真宰，即是'道’的演变。'道’是万汇的本体，它固然不是能视、听、食、息的所谓神，也不是纯粹抽象的理念，而只是在万象背后的看不见、听不到、摩不着，却可以直觉到的'实有’。因为看不见、听不到、摩不着，故在便宜上有时候称之为'无’”，其作为本体的存在，无终无始，无穷无际，周流八极，变化不居。立足于此，他在认识论上强调“万象出于一源，则一切的差别都可消泯。本体无终始，万物亦无终始。本体无穷尽，万物亦无穷尽。因而是非彼此化而为一。”在人生态度上，他主张“忘却世间上的一切相对的是非得失。要恬淡无为而无不为。恬淡无为者是毫无私心，毫无打算，而无不为者便是不断的活动。所以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这样“人人都各得遂其自由的生长，则人世上一切的竞争都可消灭，而成为理想的世界。”[4]
《庄子》之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5]它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刻久远。魏晋名士都很推崇庄子的逍遥自由之境，“竹林七贤”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仅追求思想之超然高蹈，也代表了他们不屈服于权贵的处事原则和政治立场。“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陶渊明，也是庄子的知音，其《归去来兮辞》“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耔”的洒脱情怀，正是庄子达观率性精神的自然流露。唐人李白所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商隐所谓“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诗句所表现出来的傲骨，深得庄子之神髓；乃至明代公安三袁的“性灵”说，标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也以庄子为源头。就以庄子为主的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林语堂总结说：
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鳖之语，也就够幽默了。……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6]
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演变，老庄都被道教神仙化，庄子也被奉为神灵。唐玄宗于天宝元年（742年）封庄子为“南华真人”，诏称《庄子》为《南华真经》；宋徽宗则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
总之，以《老子》、《庄子》为经典的道家及后世道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支，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与儒家互竞而又互补，难分轩轾。老庄代表的道文化与孔孟代表的儒文化，一主“出世”，一主“入世”，一主“自然”，一主“人为”，构成中华文化对立统一的两极。就形而上而言，《老子》、《庄子》与《周易》并称“三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称：“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老子》、《庄子》与“五经之首”的《周易》，是中华元典中思辨最为精深的论著，置于世界哲学视野，也堪称不世华章。
《老子》、《庄子》二书历代注疏很多，今人任继愈的《老子绎读》、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及《庄子今注今译》可作读本之用。
[1]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排版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8—29页。
[3]林语堂：《老子的智慧》，黄嘉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4页。
[4]郭沫若：《庄子与鲁迅》，见《中苏文化杂志》1941年第8卷，3—4期合刊。
[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75页。
[6]林语堂：《道家是个幽默派》，见《道家二十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