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易数又称梅花易、梅花数。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书全称为《邵康节先生观梅拆字数全书》。
传为宋代易学大师邵雍所作,其方法取《周易》之原理,以卦象喻吉凶。是一部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结合易学中的“象学”进行占卜的书,相传邵雍运用此法时每卦必中,屡试不爽。 《梅花易数》冠以北宋著名道学家邵康节(尧夫)的名字,被说成是邵雍的著作,果真如此吗?我们先来了解下邵雍其人。
邵雍简介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号康节,生于北宋真宗四年,即公元1011年,卒于神宗十年,即公元1077年,享年67岁。他生于河北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后随父移居共城,晚年隐居在洛阳。后从学于北海李之才,“习物理性命之学”。相交于富弼、司马光、吕公着等当朝名臣。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邵雍传》
邵雍字尧夫。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
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已而叹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久之,幡然来归,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着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
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及执亲丧,哀毁尽礼。富弼、司马光、吕公着诸贤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从游,为市园宅。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
司马光兄事雍,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言,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行新法,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皆贻书访雍,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嘉佑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以雍应诏,授将作监主簿,复举逸士,补颍州团练推官,皆固辞乃受命,竟称疾不之官。熙宁十年,卒,年六十七,赠秘书省著作郎。元佑中赐谥康节。
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至谓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将终,共议丧葬事外庭,雍皆能闻众人所言,召子伯温谓曰:“诸君欲葬我近城地,当从先茔尔。”既葬,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所著书曰《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曰《伊川击壤集》。
子伯温,别有传。
纵观整个《宋史一·邵雍传》除了对于邵雍当时所谓的“雍有玩世之意”,“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等对世事皆能加以预言的传闻,并没有邵雍著有《梅花易数》的文字。而《宋史》的作者也认为是“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并明确断言:“雍未必然也。”
不仅如此,即使是与邵雍交往密切的学者,如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程颐、张载、王安石等人的有关史料和著述中也都没有讲过邵雍著作《梅花易数》之事。即使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所谓麻衣道者之书作过详细考证,而又十分推崇邵雍先天易学的南宋易学大家朱熹,也没有一字提及《梅花易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邵康节著《梅花易数》,从史实上看,是子虚乌有的事。
不仅如此,即使是从全书的行文来看,也是可以发现出很多可疑之处。诸如:《梅花易数》卷一又载有“八卦象列”,其中说:“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卷五又有“六十四卦次序”:“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完全是抄录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所列“八卦取凶歌”和“上下经卦名次序歌”。而朱熹乃是南宋时人,这说明,《梅花易数》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南宋朱熹以后的著述。
其次,我们再来考察《梅花易数》一书的内容。《梅花易数》卷一在“占法”之后列有“玩法”,大概是要告诉世人《梅花易数》的占玩理念。但它不讲具体方法,却直接用一首诗来代替。
“玩法”云: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仙人亦有两般话,道不虚传只在人。
此诗与邵雍《击壤集》中的《观易吟》极其相似。《观易吟》云:
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传只在人。
明眼人一看便知,《梅花易数》“玩法”系抄录《观易吟》而来,却又作了改动。但这一改动非同小可,使起含义与原诗义蕴风马牛而不相及。这表明,《梅花易数》的作者根本没有读懂邵雍的诗文,或者出于别有用心。原诗是说,人心具备天地乾坤之理,天人本无两样,天道变化的法则也是人心思维的法则。《梅花易数》将“天人焉有两般义”改为“仙人亦有两般话”,将“体用”改为“造化”,就根本抹杀了邵蝇易学所体现的体用不离的基本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此种与邵氏理学思维不同的东西,怎么能出自邵雍之手呢?凡此种种,举之若繁。
最后,全文行文的语气也很值得怀疑。其卷一所列“观梅占”讲“康节先生偶观梅”,“牡丹占”讲“先生与客往司马公家共观牡丹”,“邻人扣门借物占”讲“先生方拥炉”,“先生令其子占之”等等。这种称邵雍为“先生”为“其”的语气,丝毫没有自己著述的意味。更何况,“康节”乃邵雍死了十年以后(元佑年间)哲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德而追赐的谥号,岂能自称“康节先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梅花易数》一书的错乱,绝非邵康节先生所原著,它只能是明代以后研究邵学及占卜的人杂抄邵氏轶闻及前人占术的汇编。有理由相信此书绝非一人一时所作。
“善言天者,必是验于人”[《黄帝内经·素问》]。“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类经图翼》引邵雍]。
我们祖先认为:人们既可以从自然界的某些物质运动规律中领悟到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当然也可以从人体生命现象中推断出自然的发展过程。尽管古人论说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各说都无一例外的力图追索天人相通之处,从而也形成了古人关于“天人相应”的学说。
也因而,《梅》基于这种思维,依托《易经》的卦象构建出了一套可以模拟事物发展的趋势模型。
她以“主、互、变”卦的动态变化来描述事物的起始至终结。以“体用”这个仅中国才有的哲学概念来说明事物发展的主客。用五行的制化来表示事物间的促进与杀伐。并一并的说明了事物与事物间的看不见的微妙联系。
她虽然并非邵雍所作,亦没有邵学的穷理尽性之深。但无疑,她仍是一种哲理深邃的理论。尽管,她依附于占卜之小术,但这不能因此就抹杀了她隐含的哲理。
理与占,道与器。
总体来说,梅花易数与其他占卜预测学一样都是有一个规律性的动作。即,起卦--带入分析--类象--结论,另外在上一个阶梯层次,也会有个哲理上的启发,对于人生确有一定指导意义;但这些与研究者的高度有一定差异,见仁见智。
在《梅花易数》中起卦的方式可谓是多种多样、信手拈来。但总体上归结为两类:
我国古代先哲,对事物的观察非常直观、直达本质,他们将所有具备同一属性的事物划分一类。而这种属性可以是性状;可以是功用;可以是运动状态,等等。也因此有时同一事物便同时具备了多种属性。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属性,使他们在没有同物种的联系下有了联系性。易学取象也便是据此,从一个物象上联系到了另一物象。
正是因为这样,梅花易数的卦式以八卦类万物之象,取体用主客、五行制化之哲理内涵来推演了事物的消长变化,从而模拟了事物发展始终。
在易占中,有着三不占原则。即:无故不占、无异不占、无问不占。
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处在常态下进行的,因此,只有在事物处于变异之时,才会暴露出切入其发展变化的“机”。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思虑未动,鬼神不知”。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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