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亦是当今中国生活美学理论倡导者。 何谓美学？ 百度将其定义为“哲学二级学科”， 在刘悦笛这里却具体生动了许多， 琴棋书画诗酒茶花香， 美学事关一蔬一饭，一行一卧， 这竟与书院中国的理念不谋而合。 书院君之前采访了不少传统生活美学的实践者， 和香者，采茶者，插花人，收藏家，古琴演奏家…… 刘悦笛则从生活中超离出来， 用美学的角度来看日常，是什么样？ 且听他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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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有许多层面，涵盖的领域和体系亦是非常广泛，为什么会将目光聚焦于传统生活美学这一领域？是性格使然，还是有别的原因？
我的启蒙教育在大陆完成，奶奶吴玉章先生是在旗的满洲旗人，在当地乃少有的文化人，民国期间参与到儒学组织且介入很深，走遍了好多个省份去宣扬尊孔读经，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从小画画，总是拿奖，上了中学之后父母不让我考美院，保送上了物理系，大一从物理系转到文学系。美学也曾是我选择的最喜欢的研究专业。后来入了哲学之门，得到李泽厚这样的老师们的深刻影响，他让我回到传统去追寻中国智慧，可以告别美学了。特别是2008年，应邀在韩国成均馆大学校教授了半年的博士生课程，科目为东亚哲学科，思想立足点逐渐得以转变——回到中国！
到了韩国之后，我更加深切的感受到了东亚儒家的氛围。在后来和韩国的教授、学生的交往当中，体会到了他们富有传统精神的师生之道。包括几年前去美国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的触动很深，越是到了文化差异很大的异国他乡，越想追寻自己文化的根。我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了情感哲学、关怀伦理、民主理论，哲学领域许多重要的人都在那里，包括分析哲学老大师如卡尔纳普。通过学习他们的课程，也使我更有意地返回到中国本身的情感哲学问题，从而再来看儒家的思想，回到”生活实践”中再来看儒家思想。
我们这一百多年来，直到现在都在试图用西方的眼光回看中国。所以，当代“新儒家”的许多代表，包括其群体之外的徐复观，年轻时候是“西化派”，后来才回归“文化本位”。我们知道，胡适和陈序经是“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但并不是那么简单，什么是“全盘西方”？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西方的，从文化到精神都可以变成西方的，而是说，你尽量去西化，但是中国的那个骨子里的东西就会把你拖回来，然后那个“后腿”，这个就会把中国文化拖回到“中道”。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全盘西化”的原本意思。他表面是西化的，然而内里其实还是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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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传统美学泥沙俱下，很多人将传统文化妖魔化，更多人对传统文化各种误读和曲解，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这很正常，如同种地，最开始发芽的禾苗们一定高低不齐，说不定还有杂草在其中。传统文化的回归也是一样，就像最开始那么多人热衷南怀瑾先生的书，他的确在普及的阶段起到了该起的积极作用。然而，重建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群魔乱舞的现象我们要面对，但最终会“正本清源”。我们回到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是去复兴东方美学——真正的神韵、真正的意境、真正的精神！
以“茶道”为例，就存在很大误区。中国原本是没有“茶道”这个概念的。中国人讲吃茶，泡茶，斗茶，煎茶，品茶，但就是不会讲“茶道”。这是日本兴起的概念。然而，正如如今的香道之复兴，曾受到日本启发，但又找回中国智慧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东亚文化之间的循环。
即使我们的中国花道，和日本也是大异其趣。你想想，日本的山才有多高，中国有多少种茶，多少种米，喝茶有多少种水？日本是孤岛文明，韩国是半岛文明，中国则有大陆文明，这就构成了三种美学形态：“孤岛美学”、“半岛美学”与“大陆美学”。中国不仅有中原农耕文明，北方还有草原文明，南方少数民族文明，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态势。中国传统美学十分多样与丰富，是一种多元且共生的状态，你可以说“日本美”是什么，“韩国美”是什么，但无法简单粗暴地定义“中国美”。
为什么？在日本韩国都有学者问我这个问题，为何没有“中国美”？我的回答是，其一，中国美太丰富了，作为亚洲大陆美学，不同于东瀛孤岛美学与朝鲜半岛美学；其二，从历史上看中国审美变化甚大，从秦风汉韵，魏晋风流，唐宋气度，明清趣味，北宋到南宋就转型颇大；其三，从地域上看历来有中原与边疆的审美差异，从而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审美大格局。
土里土气的中国再也回不去了！每个时代的复古，其实都是革新！现在中国文化的复兴，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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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酒茶花香，中国传统美学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这与道家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是否传统生活美学所指向的哲学系统是道家？
中国的古典美学是一个“三原色”的结构。这个“三原色”的结构——儒道禅——乃是我的一个生动的比喻，儒家是红色，道家是绿色，佛禅则是蓝色。
从汉代开始，佛教进入中国，后被中国本土化，禅宗就是最中国化的佛学，由此形成三元结构。儒家是中国传统的主流，美学要提倡多元共生。“儒家生活美学”，“道家生活美学”，“禅宗生活美学”，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结构。尽管我个人强调儒家，但我更支持三元结构。李泽厚等还认为有个屈骚美学，比较重“巫”，后来形成庄骚的传统。在中国传统里面，审美往往杂糅交融，相互回响。你说苏轼是一个道家？禅家？还是儒家？应该说，苏轼同时受儒、道、禅的影响，他是儒，是道，也是禅！审美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内在异常丰富，不能用一种哲学思想去定位如此多元的生活美学。
我们中国的儒、道，乃至于中国本土化之后的禅宗，他们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浸渍着“美的意味”。美的境界，乃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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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当今西方的美学是“分析美学”，要逃离传统，逃离生活，高屋建瓴出的一套系统；中国的美学则不同，是回归传统，回归生活。或者说，东方过去是的生活的美学，西方现在则是艺术的美学。在西方美学界，“分析美学”占主流，维特根斯坦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开始逐渐逃离“分析美学”，逃离的方向，一个是自然，一个是生活。于是，艺术，自然，生活就成为美学的三个领域。西方要逃脱“分析美学”传统，而去寻找生活的基础。然而，中国古典生活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美学，中国人则是要回归自身的生活传统。
真正的艺术观从文艺复兴开始，很多非西方国家，本没有艺术，比如非洲的面具，原本是部族巫术活动的产物。后来是毕加索、高更发现了非西方的美学，如非洲之美。中国本也没有艺术的概念，中国人往往从生活中发现美，就像看一个长卷，人不动而画动。现在博物馆则改变了传统的观看方式。王羲之什么时候写过书法作品呢？他往往是写个便签，写封信札，写篇序言，后来到了明代才出现“书家”的观念，才有了职业书法家。王羲之从来没有刻意留下过书法作品，很多都是即兴创作，他没有刻意追求美，却写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李渔也没有刻意去研究美学，那就是他的生活，这个美就是渗透在吃穿住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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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极简美学”“宋人的内敛风雅”“宋徽宗式审美”等等已成为传统美学的的代名词，在传统生活美学圈尤为推崇宋代美学，您是否认同这股思潮？
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宋代只是代表了一种素朴主义的“文人趣味”。北宋和南宋又不同，北宋那时“大山大水”，南宋则是“残山剩水”，禅宗的影响很强烈，恰好和现在讲究“极简主义”的美学思路相吻合。尽管宋代文化很灿烂，但“宋之美”只代表中国美学的一个阶段，一个维度，一个片段。日本禅宗做的非常极致，中国的美学追求均衡，比如瓷器追求圆润，日韩的瓷器则追求素朴。
美学的复兴，不应只注重一个朝代，只聚焦一个维度，这样渐渐会步入误区。而应该去考量中国美学的丰富性，譬如红木家具的复兴，只复兴红木，但其实明清古人的日常家具的主流，大多都是榆木核桃木等普通木材。红木家具只是其中一部分。
历史上任何一次复古，都是一次新的创造。如今，我们能欣赏林徽因的美，却欣赏不了婉容的美，审美观就是在变易的。我们复的是“魂”，而不是“物”，“西体中用”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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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解读《论语》，儒学正以前所未见之势被人们重新讨论。致使很多人想到儒学便是等级、秩序、礼法、入仕，讲到《论语》便是心灵鸡汤，您如何看这种现象？
因为社会不同层次，不同分工的人群需求不一样，解读不一样亦可理解。
我认为，儒学就应该回到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中，儒学不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那种哲学建构。在进入宋明时代，儒学受到佛学的影响，开始重新构所谓的“新儒学”，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中国传统的“原典儒学”，抑或本真的儒学。我觉得，中国儒学最为本真的智慧就是把这种成套的规约外化成现实的生活方式。
复兴儒学，研究儒学应该回到原典，回到周公的“制礼作乐”，回到孔子所最初提出的“礼归于仁”，将孟子荀子统一于孔子，宋明理学与孔子不可混为一谈。
儒学的起点是“兴于诗”，是从《诗经》的诗教开始的。儒家的终点是“成于乐”，到了一个道德的高境的时候，就会形成“美善合一”、“美善相乐”的境界。为什么说孔子“闻韶乐，可三月不知肉味”？因为孔子本身就具备非常高的审美修养，是与孔子极高的道德修养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很软的感性智慧，与西方的很硬的哲学智慧——比如理念、天国、物自体等等相比——恰恰走了完全迥异的另一条路。
采访时间：2017年3月8日
采访地点：长安大戏院
采访对象：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博士后，曾任国际美学协会（IAA）五位总执委之一与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Comparative Philosophy编委。著作有《生活美学》《分析美学史》《当代艺术理论》《生活中的美学》《艺术终结之后》《视觉美学史》《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无边风月》《世界又平又美》《美学国际》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Brill, 2011）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2014),《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获“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奖。翻译维特根斯坦《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演讲与对话集》沃尔海姆《艺术及其对象》等5部，在《东西方思想杂志》等发表英文论文十余篇，主编“北京大学美学艺术丛书”“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生活美学小丛书”，在中国美术馆等策划多次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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