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有过相亲经历，您可知相亲习俗是怎么来的？
文：枯木
如今是网络时代，未婚青年找对象有多种途径，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熟人圈子了解，诸如亲朋介绍，社交场合相遇，同学、同事、同乡等圈子认识。第二类属于陌生人交往，诸如当下比较流行的婚恋交友软件、电视相亲等等，这两类分别有不同的优缺点。
第一类因为是熟人圈子，或者通过亲朋介绍，受道德情面约束，一般都会如实介绍对方的身世背景以及人品现状，当然也可以通过自己或别人打听对方的真实情况，往往在同意交往前，对其背景有着大致了解，因而很少有蒙骗现象发生。不过缺点是由于熟人圈子相对较小，可选择面比较窄，因而有的人比较难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第二类是新型社交模式，属于陌生人群体，包括社交软件和公园相亲、电视相亲之类。其中婚恋交友软件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相互交往。优点是最为广泛地扩大了社交圈，不管是国内五湖四海还是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人数众多，可选择面非常广泛，理论上完全可以从中选出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应该说这是信息时代给现代人带来便利的最突出特点之一。
然而事实上却不然，由于监管缺乏，很多婚恋平台乱象丛生，良莠不齐。诸如资料造假、捆绑消费、虚假服务、诱导消费、贩卖隐私等坑蒙拐骗现象此起彼伏，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下套，人财两空。更有甚者，有的软件成了泛黄之地，被人戏称为“约炮软件”，有的电视相亲成了作秀表演的舞台，无不令人深恶痛绝。因而新型社交形式很难保证对方真实背景，这让很多真正想找对象的未婚男女望而却步。
不过，不管是熟人圈子，还是交友软件，找对象必定有个相识相知过程，而第一次相见一般来说被称为“相亲”，这是传统婚姻习俗的礼节之一。过去相亲比较隆重，往往是有媒人牵线，家长陪同，显得格外严肃。如今则大多是个人联系，相约见面，显得比较轻松。
相亲是二人继续交往的基础，双方通过首次见面了解，然后对对方的言谈举止以及相貌等进行综合评价，决定是否进一步交往，因而“相亲”过程对于未婚男女还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么会有人问，相亲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古代人们也会相亲吗？下面我们就追溯历史，简单介绍一下相亲的来历。
相亲是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形式的简化演变而来。这里要说明，我国古代婚姻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制定得非常完备，并且一直延续到如今还有很大影响。我国古代婚姻制度整体来说有三原则，即“一夫一妻多妾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且从西周开始就由官方指定的官员“媒氏”管理执行（《周礼·地官司徒·媒氏》）。
春秋战国时期礼制汇编之一《仪礼》，详细记载了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从此成为历代圭臬。其中《仪礼·士昏礼》规定从议婚至完婚过程必须的六种礼节，即“婚”的程序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也称“六礼”。
“六礼”中，“纳采”为六礼之首，大意为男家向女家求婚，由媒妁代为转达；女家同意后，再收纳男家送来议婚的礼物，纳采礼物用“雁”。“问名”指男方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一则避免同姓近亲婚姻，再则用来占卜婚姻是否适宜。“纳吉”指男方在祖庙占卜为吉祥，便通知女方准备缔结婚姻。
“纳征”也叫纳币，指男方家下聘礼送给女方家。“请期”指男方家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亲迎”指婚礼那天新郎亲至女家迎娶。六礼已毕，只意味着完成了成妻之礼，还须在次日完成“谒舅姑”，即成妇之礼；这样才是婚礼制度的完整形式。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社会讲究以孝治天下，因而在古代婚礼制度中，真正结婚的男女二人，并没有自身选择的权利，而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因而官方婚礼制度中两人相亲是不可能的。
这里需要插一句，那就是在西周婚姻制度中，有一种补充形式，如《周礼·地官司徒·媒氏》规定：“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那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仲春之时，男女可以不通过媒氏，自由选择结合（在上巳日、祓禊节等）。不过“奔者”待遇不同，《礼记·内则》规定：“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意思是想要自由可以，不过永远不能做妻子，只能做妾。
“六礼”作为西周时期制定的必备婚礼仪式，被历代奉为圭臬，经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代。这时，除了皇室贵族的婚礼依然按照“六礼”仪式，而平民百姓的婚礼仪式被缩减为“四礼”，《宋史·志·卷六十八·嘉礼六》记载：“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其无雁奠者，三舍生听用羊，庶人听以雉及鸡鹜代。”也就是说，民间婚礼为四礼：“纳采、纳吉、纳成（征）、亲迎”。
北宋靖康之变后，中原屡遭兵燹，宋室南迁，汉族士庶大量向南方迁移。由于人口众多，并且兵荒马乱，因而会出现不少“大龄青年”，于是为了缔结婚姻，此时人们便把过去的繁琐方式进行更加简洁，于是产生了比较新颖的“相亲”形式，这在宋末元初文人吴自牧撰著的回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梦梁录》中有记载。
《梦梁录·卷二十·嫁娶》记载：“婚娶之礼，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各以色彩衬盘、安定帖送过，方为定论。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
从《梦梁录》记载来看，南宋末年，婚姻仪式相对简单，把纳采和纳吉结合在一起。双方先通过媒氏，用草贴交换婚姻双方的姓名八字以及家庭背景，双方家长经过占卜后，同意议婚称为交换“定贴”。然后男方备礼去女方家或者约定的地方见面。参加的有男方和女方以及双方的家长，因为是双方亲人陪同，相互打量，因而称之为“相亲”。
（宋代金钗）
相亲的结果，如果准新郎感觉到满意，就把一支金钗插到女方的发髻上，称之为“插钗”，然后通过媒人就可以议聘礼报定；如果不同意，需要送两匹丝质绸缎作为补偿，称之为“压惊”。可以看出，即便是相亲，男方的主动性强，可以表达同不同意两种意见，而女方在当时是无法发表意见的。
同样类似的记载还有明代冯梦龙根据宋话本《西山一窟鬼》整理的《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中，讲述了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临安府吴秀才相亲的过程，也是在媒人的说和与陪同下，男女二人亲自见面相亲，吴秀才看到李乐娘犹如嫦娥下凡，于是“当日插了钗，离不得下财纳礼，奠雁传书。不则一日，吴教授娶过那妇女来。”同《梦梁录》记载一样，相亲插钗，下聘成婚，总体来说男子具有主动权。
由此可知，相亲的习俗，最晚在南宋时期就开始存在，并且南宋时期男女大防并没有到了后代那么严酷，而是双方还有一定选择的权利。然而到了南宋末年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以后，后代延续，女子的地位从此开始一落千丈。如《大明会典·卷七十一·婚礼五·庶人纳妇》：“洪武元年，令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行”，《大明律·卷六·户律三》：“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可以看出，明代在婚礼仪式上继承了朱熹制定的婚礼“四礼”，制度上更加明确了家长包办制。
不过，即便如此，南宋的相亲习俗还是有所延续，民间依然存在相亲的习俗。诸如明代万历时期刊印的《金瓶梅》第七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杨姑娘气骂张四舅”中，就有详细描写西门庆在媒人撺掇下，相亲并娶孟玉楼的故事。虽然是小说，不过肯定有事实基础，因而是南宋相亲的继承，然而在小说中并没有插钗环节，而是直接下聘礼订婚期，自然是略带夸张。
清代不但继承了明代婚姻制度，而且对女子限制更加严厉，《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婚假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可知女性在婚姻上基本上失去了自由，相亲习俗基本消失。然而在一些清代笔记故事中，似乎有买妾相亲的，不过这已经不是宋代那种未婚男女相亲，而是纯属于买卖性质的婚姻。
民国成立以后，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女姓对自由平等权利的追求得到较大释放，并且体现在明文法律中。诸如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民法《亲属编》，并于次年5月施行，其中关于婚姻规定有“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订定”，“一夫一妻制”、“两愿离婚和诉讼离婚”等，使得女姓权利得到法律确认。不过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往往很多人一夫一妻多妾，不少婚姻还是包办婚姻等，社会弊端无法根除。
然而在民国期间，随着女子地位的逐渐提高，女权主义盛行，在比较开化地区，可以自由选择对象。因而男女相亲开始流行，并且有女子开始登报征婚，比如1931年7月，上海《民国日报》就登载了一位女子的征婚启事，提出男子在相貌、人品、经济等方面八个要求。
而真正把女姓从婚姻桎梏中解脱出来，是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无论从法律规定和实际施行过程中，妇女地位和男子得到彻底平等，过去的包办婚姻被严格取缔，男女自由恋爱得到社会的公认，因而相亲习俗成为不少男女步入婚姻前交往的基础。
不过，上世纪相亲，大都是男女双方的在亲朋陪同下，第一次见面只是简单了解，然后才决定是否进入先一步交往。而如今大多是男女双方相约见面（相亲），双方家长一般很少参与。至于媒人，到现在很多婚姻中都成了形式，并不像以前那样起到主导作用了。
以上就是关于相亲习俗的历史溯源，就纵观历史而言，在古代女子在婚姻制度中并没有多少自由，完全受家长或者男方主导。因而即便是宋代开始有了相亲习俗，也不代表自己能发表意见。而从民国起女子才有了发言权，并且到了建国后女姓地位才真正和男性平等，并且在婚姻中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另一半，这是当今婚姻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也是社会进步的明显标志！
2021/11/15榆木斋
主要参考资料：
《周礼·地官司徒·媒氏》
《仪礼·士昏礼》
《唐会要》
《唐律疏议·户婚律》
《宋史·志·卷六十八·嘉礼六》
《梦梁录·卷二十·嫁娶》
《大明会典·卷七十一》
《大清会典事例》
《亲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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