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圈，即历史上受汉文化所影响，在文字使用、文化习俗、律令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皆有相近之处的区域，历史上主要由东亚地区的中、日、朝以及东南亚的部分国家构成。
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所在，都作为宗主国而存在，接受朝鲜王朝、日本等国的朝贡，再回以册封，并在必要时出兵增援，形成一种相近于天子与诸侯关系的进贡体系。
这种朝贡体系的形成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且这种一方为朝贡者，一方为册封者的外交关系，是如此的上下尊卑尽显，双方地位是这样的不对等，其在形成之初，必然会有许多争议，毕竟没人愿意无端地成为他国的藩属。
朝鲜王朝
而对于作为册封者的中国来说，在朝贡体系中最为关系的并非是朝贡物的多寡，而是朝贡礼仪。
礼对中国的封建王朝向来十分重要，称其为国之根本也并不为过。统治者以礼治国，用其制定一套通用的标准，以供属臣和藩国使用，借以实现统治并确保其稳定。
在中国与其他藩属国的朝贡体系中，明朝与朝鲜王朝的朝贡关系十分值得讨论，它被视为东亚文化圈朝贡体系的典型之一，共历时二百余年，对两国的政治生态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朝贡体制形成之初，不免有争议产生，明鲜两国据迎接敕封诏令、餐飨宴请、祭祀赐谥等环节上的礼仪都有相当多的争论。那么，这些争论是如何得到统一的，明朝两国又何以保持如此之久的朝贡体制？
朝鲜王朝
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外交关系自建文三年正式形成，一直持续到崇祯九年明朝几近灭亡后才结束，期间虽有波折，但总体也算稳定。
不过两国在外交关系的建立，却可追溯到洪武初年，也即明朝方才建国时。
明朝于1368年建国，次年朱元璋即派遣使臣前往王氏高丽王朝，高丽国王深知小国若想在大国间挣扎求存，便需俯首称臣，于是立即停用了先前使用的元朝年号，并派遣使臣前往明都南京。
到了1370年，明朝对高丽王朝实行册封，高丽由元朝的藩属国成为明的藩属国。但此时北元政权仍然存在，高丽王朝迫于压力并未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是两边互不得罪，加之双方在边境上的对峙，明与高丽的关系相对紧张。
朱元璋
高丽王氏王朝覆灭后，李氏朝鲜王朝建立，通过武装政变夺权的李成桂多次派遣使臣赴明，但其正统性一度被朱元璋所否定，其间曲折恐怕与李成桂得位的非法性以及对明丽两国的朝贡关系的破坏有莫大关系。
不过在对李成桂请求册封的回应上，朱元璋虽处处暗喻其得位不正，但其对李氏政权合法性的拒不承认，怕也与李成桂的北拓有直接关系，这直接威胁到明的统治。
李成桂所渴望的“高丽国王”的册封一直在其身故也未能等来，明与朝鲜朝贡的建立的契机，来自于明的政权更替。
李成桂
建文元年至建文四年，明朝内部发生了政权更替的武装政变，史称靖难之役。
燕王朱棣以武装夺权，虽打着“清君侧”的名义，但实际帝位并不具足够的正统性，故有通过藩属国的朝贡来强化自身正统性的政治需要。
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迫于各方压力册封朝鲜国主李芳远为朝鲜国王，遣使颁诏，两国正式建立朝贡关系。
建文帝对朝鲜的册封与朱棣有莫大关系，并且有北征蒙元残部的军事需要，需借朝鲜为跳板，其上位后，自然沿用这一朝贡体系。
建文帝
而在朝贡礼仪上，明继续沿用洪武旧制，洪武旧制以《藩国迎诏礼》、《藩国朝贡仪》、《藩国来朝仪》等礼书为主要依据，尽皆收录于《明会典》中，并在不断的改进中成为藩国朝贡迎诏等礼仪的定式。
其中的重点为受、接诏礼，即藩国接受宗主国诏令的礼仪，这一礼仪极为繁复正式。
比如明派使臣出使藩国颁发诏令时，藩国需先派官员前去迎接，之后再派人禀报藩王，而此时藩王需要携群臣亲自到使馆迎接明使。
并且不论是藩王还是其臣子，都要着正式的礼服以表隆重，之后再行“五拜礼”，如此才算完全接诏礼。
明朝官员
所谓“五拜礼”，《明会典》是如此记载的：“稽首顿首五拜，为臣下见君主之礼。”
其中不论是“稽首”还是“顿首”都是极为隆重正式的礼仪，两者都为跪礼，且需以头叩地，近似于我们常说的“五体投地”。
“五拜礼”本用于明内臣，但之后亦用于外臣，这属于明政治在朝鲜的延伸，以及对藩国正统性的肯定。
所以，起初对正统性及政权合法性受认可有迫切需要的朝鲜王朝，对这般隆重的接诏礼仪并无太多排斥。
明朝
朝鲜太宗李芳远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退位，之后朝鲜世宗即位，对于原有的藩国迎诏礼，世宗大体接受，仅在细节上与明使有所争论，但无伤大雅。
明朝两国在朝贡迎诏礼仪上争执虽肇始于世宗，但真正产生较大争议是在端宗时期。
景泰三年（1452年），明遣使朝鲜颂布诏令，端宗携群臣前往迎接，但端宗与群臣仅行了鞠躬礼，以此作为迎诏礼仪。明使见此心生不满，要求朝鲜君臣需行“五拜礼”以示尊崇。
但对方并不愿如此，并命文官引经据典，以《藩国仪注》作为回应，表示朝鲜使臣本需行“立礼”即可，而他们行鞠躬礼，已是对明使的尊重。
朝鲜世宗
这种情况在世宗时即有发生，但先前的明使对世宗的举例表示了肯定，双方并未产生较大的冲突。
而这次明使与端宗在礼仪之争上闹得并不愉快，明朝关系也有些许恶化。
到了朝鲜成宗时期，明使出使朝鲜颁发诏令时，成宗与群臣仍只行鞠躬礼，面对明使要求的“五拜礼”拒不服从，又引据经典，并以先前的世宗、端宗为例，指出朝鲜不必行此大礼。
此后的八十余年中，明使遣往朝鲜颁布诏令，朝鲜王臣尽皆行鞠躬礼，对明使要求的跪拜礼并不服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嘉靖十五年，朝鲜中宗时期才得以结束。
朝鲜世宗雕像
这种争执初看似乎与明礼存在的漏洞有关，上文曾提及洪武旧制虽为旧礼制，且在之后成为定制，但却是几经改进的产物。
在洪武十八年以前，明礼一般规定藩国接诏时只需行立礼即可，整体仪式也并不繁琐隆重。
而明礼对其下藩国的颁布，早在洪武三年便已完成，只不过当时接受颁布的是王氏高丽王朝。
而在明承认朝鲜李氏的正统性后，李氏王朝便以先前版本的明礼为根据，拒绝行跪礼，仅以先前规定的“立礼”接诏。
李氏王朝
明与朝鲜的礼仪之争看似是朝鲜在利用明礼的漏洞据理力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实则是朝鲜对明态度潜在转变的具体表现。
而这种态度转变的关键节点，便是明朝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土木之变”，这也是影响明朝兴衰的关键事件之一。
1449年，即明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北伐瓦刺，但以明军战败为收场。
瓦刺为藏蒙古族的一支，骁勇善战，为北方游牧民族中较强的一支，此前与明一直保持相对和睦的关系，并对明称臣。但在正统时期，瓦刺逐渐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各部，侵扰明朝边境，遂有明英宗数次北伐。
明英宗
最后一次北伐中，明中央军被瓦刺击溃，明英宗本人也被瓦刺部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英宗被俘后，代宗即位。
朝鲜王朝本因明的强大而颇为忌惮，但在得见“土木之变”中明军的糟糕表现后，对明的敬畏之心大打折扣，故世宗开始在礼仪上与明使有所争端。
到了端宗时期，端宗不仅因明的国力衰退而有恃无恐，也因世宗的前例而对明礼更加不予重视。之后明的国力一直未有明显提升，且因英宗复位后的糟糕政治举措江河日下，明与朝鲜双方在礼仪上的扯皮也就一直持续。
端宗
到了嘉靖时期，作为明实际掌权最久的君主，嘉靖掌权初期曾大举革除旧弊，明朝国力得以恢复，这也令朝鲜李氏王朝重新对明恢复忌惮之心，愿意行跪礼以迎明使。
不过此时朝鲜对于明朝实力的忌惮，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中宗愿意行隆重正式的跪礼，一方面确实出于对明国力的忌惮，防止明对自己心生疑窦。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时的朝鲜李氏王朝内忧外患不断，没有勇气再违逆明朝。
这与朝鲜王朝对明成祖朱棣的恐惧是全然不同的，当时的明朝正值中兴，朝鲜王朝若在礼节这种重要环节上生出差池，则有被明吞并之险，故无比遵从，愿行跪礼。
嘉靖
明朝与朝鲜在礼仪上的诸多争端，看似仅是两国在外交关系上的插曲，但在封建君主专权的时代，藩国对宗主国的违逆其实兹事体大。
如此看来，只有国力强盛，藩国才会心悦臣服，反之则不然。
[1]黄彪.明朝与朝鲜封贡关系形成实态[J].外国问题研究,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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