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京青年报开始画版

      事后我才知道，八四年底北京青年报社那次招聘，在“不限学历、不限职业、不限性别“的框架下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人才，一个星期内吸引了一千七百多人来报名，最后只录取了六人。而我还不是这六个名额当中的一个，按照当时的解释，虽然档案关系已经从电机厂拿出来放到了报社里，但是我只是一个临时工，档案关系也只是临时存放一下。

      我没有去之前，总编室一共四个人，总编室主任张宏宇、美术编辑王国之、美术编辑李槐惠、校对胡志坚。我去了以后，张宏宇跟我说，我的工作就是帮助王国之“画版”。什么是画版，就是将编辑记者发过来的文字和照片，用美术的眼光去安排在版面上，使文字和照片看上去舒适。报纸一共四个版面，王国之画两个版，我画两个版。

      那会儿北京青年报四开四版，每星期五出版，总编辑是汤国尹，社长是崔恩卿。每个星期就去报社两个半天，星期二去画版，星期四去印厂付印。其他的时间自己支配了，编辑记者是去跑稿子写稿子，我们则是根据文章内容画“题图”和“插图”。那会儿李槐惠认为美术编辑就是画画的，画版的应该算组版的，所以开始他并不愿参与画版的。

      那会儿北京青年报社没有自己的食堂，所以大家吃饭都是去眼镜三厂的食堂，自己买饭票。食堂就在我们木板房楼下，打饭的窗口就紧挨着楼梯。不过饭菜齁贵不说，还一点味道都没有，再说报社的记者都没有准时吃饭的时候，所以后来索性就改吃了方便面，时间一长大家吃方便面成了习惯，只是到最后吃的都恶心了，一看见方便面就想吐。

      我到北京青年报以后，才知道我进报社的一些幕后故事，那会儿总编室是全报社最要劲儿的地方，张宏宇又是刚刚自荐当上了总编室主任，正是因为新官上任，所以才出现了招聘会上大家开玩笑的场面。张宏宇当上主任以后，急于改善总编室的工作环境，想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认为：只有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才能把报纸办的更好。

      北京青年报社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不一样，没有官僚作风，没有职业歧视，大家都知道自己是报社的主人。那会儿报社一共才有四十多人，每一个人各司其职，都努力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没有人来督促你，完全依靠自身的能动性。甚至没有上下级之分，只有工作内容的差别。平日里总编社长就像我们的老大哥，好像就是兄弟姐妹凑在一起来办的这份报纸。

      我画的版是由版组直接给我提供稿件，不用总编室主任审稿的。两个版没有多少字，还要配图，所以能上去的字就更少了。每次我都是把字数大约数一下，在版式纸上按照字数用笔画好了位置，如果文字安排不下就叫编辑过来“删活儿”。因为在大众摄影已经画了几个月的版，所以走行、留图都很清楚，只是一张报纸的版面美观不美观，就全看画版的“组版”了。

      那会儿北京青年报是在体育报印刷，每个星期四去的时候，除头版外，下午早早的带着二三四版式、文字和图片去了印刷厂，印刷厂不是只有我们一家的活儿，只有下午半天时间给北京青年报。除了把文字交给工人“拣字”，要赶快去制版室制版，所有的题图、插图和照片都要制成一块一块的“锌板”，就像我过去玩的铜板画一样，也是经过腐蚀后留下来印刷的部分。

      第二件事就是打“大样儿”，拣字工人在铅字架上，按文章内容和每栏的字数，将铅字拣出来放在手板上排好，再将拣好的铅字放进用铅条拼好的版中，我们再把题图和插图按照事先画好的版式摆放好，然后把拼好的几十斤铅版端到打印台上，在铅版上先滚上油墨，再放上一张白纸，然后送进打印机中重重一压，铅版上的字和图就印在了白纸上了。

      拿到“大样儿”后就马上进行校对，那会儿最麻烦的事儿，是文章“涨活”，就是您写的文章超过了规定的版面，只好等编辑在打好的样儿上删字，有时编辑不来，就由我们美编代劳了，如果是差上一两个字或几十个字都好办，就怕一多多出几百个字来，这个时候我也不看了，干脆从中间掐出一个自然段落的铅字往筐里一扔就算完了，过后编辑根本就看不出来。

      其实记者是最不愿意文章被删减的，我记得有一次文艺部商战果的一篇文章，因为版面的限制，被总编辑汤国尹删改了一下，商战果跑到印刷厂大吵大闹，总编哄了半天都没有解决，最后只好把题图改小，插图去掉，才免免强强地把一篇文章装下。这就是美编和文字编辑的矛盾，美编希望题图和插图越大越好，编辑就希望文字装的越多越好。

      由于头版的时效性，所以新闻稿件送来的很晚，有的时候到了晚上十一二点了，报纸还开着“天窗”呢。每次付印搞到夜里一两点钟是常事，不过因为我的版面是副刊，所以早早的就“签字付印”了，一般的汤总编都是让我先回家，不要跟他们一起耗着，我知道我在那里也是多余的，本来校对室就只有几米大小，人越多越拥挤，所以活干完了就赶紧给人家腾地儿。

      为了早点完活下班，我们到那儿什么活都干。胡志坚负责校对，四个版面都是他一个人，哪里看的过来，我们就自己看自己的版。开始的时候校对完了，拿着“大样儿”找拣字工人改错，后来看他们忙不过来，就干脆自己上手练习改，这就要记住所有的铅字在字架上的哪个位置，还要学会在铅字版上看“反字”，否则一个字就要找半天。

      有一次换“活儿”，就是把原来的文章撤下来，换上一篇新的文章，那天我好不容易求人家拣字工人，把四百字的铅字给拣完了就有人叫他，他顺手就把拣好了的四百字的板托给我，让我去换活儿，我托着铅字去到大版前，用手把换下来的铅字掐出来，再掐着新拣的铅字往空里放，一下子没有掐住全撒了，得，什么都别说了，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重新拣吧。

      我们每次去印厂都是下午，所以晚上这顿饭就只能去外面解决，有的时候汤总编和张宏宇就带盒方便面凑合了，我和王国之就跑到红桥南边的饺子馆去吃饺子。夏天的时候要份饺子两扎啤酒，等饺子那会儿工夫喝一扎，饺子来了再喝一扎，慢慢地大家就知道我能喝啤酒了，崔恩卿社长开玩笑说：“以后不叫你刘建湘了，叫刘一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