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宗教改革，这一标志着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事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学者们对其在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仍争论不休，但其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助推器无疑是被学者们认可并长期进行讨论的话题。然而这类研究大多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具体深入某一个国家乃至某一种产业时，这些理论上的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历史事实所产生的原因。可是这种做法并不能在瑞士这个既素有“钟表王国”之称，又同时为宗教改革运动中心的典例中奏效，历史鲜明地将宗教改革与瑞士近代工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瑞士特色的宗教改革造就了瑞士特有的近代模式，尤其是对享誉世界的钟表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瑞士钟表工业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抓住历史机遇，结合瑞士本国的特点并通过长期的摸索而形成的。
瑞士宗教改革作为钟表业这项特色产业发展的背景值得被审视，在这点上，国外学者的研究更早、更充分一些。瑞士学者托尔索·马利奥认为，宗教改革前夕瑞士发生了生产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危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国内产生了大量的雇佣军乃至乞讨者和流浪者。学者让-克洛德·法佛兹认为，当时许多为了躲避战争和宗教迫害的流亡者，尤其是法国流亡者，他们给瑞士带去了极其宝贵的新工艺知识。首先是丝纺棉纺织业，其次是在西部日内瓦和汝拉山区得到迅速发展的钟表工业。托马斯·A.布雷迪认为，瑞士的改革（宗教改革）对周边地区的人们很有吸引力，“转向瑞士”意味着要么加入瑞士邦联，要么模仿瑞士邦联。与此相比较，国内学界对瑞士宗教改革的研究却相对薄弱，但这也不妨碍可以从少数敏锐的学者研究中发现他们对这段历史以及对由此所带动的钟表业发展的重视。从对钟表业发展的直接促进方面，陈维斌认为，早在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中，一批钟表和手饰业工匠来到瑞士，带来了这方面的工艺。从间接方面，王正元等认为，因加尔文推行的宗教改革和禁戴珠宝的法令迫使金匠和珠宝商转行从事制表业。张志凯结合两者观点认为，瑞士钟表业的发展是在里昂交易会的开辟与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双重打击下兴起的。上述研究表明，中外学者都尝试将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或者与瑞士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讨论。然而，这些大多仅仅是对史实的陈述。在瑞士钟表业方面，学界长期以来对其崛起的研究重心并不在它与孕育其社会关系的发展史，特别是与造成欧洲深远变革的宗教改革时期社会的关系上，反而是局限在钟表行业界内部，其研究的重点也主要在现当代，包括对瑞士钟表业的现状、发展的成功之道等方面。而对宗教改革的研究，也仅限于纯粹的理论研究。 那么，若沿着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创立恰好处于同一时期这一思路，换言之，宗教改革时期正是瑞士钟表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要奠基阶段，在国内现有研究对这一史实以及这种关系鲜有涉及的情况下，本文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来探究瑞士是如何奠定其“钟表王国”地位的工作就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一、 宗教改革前的瑞士
瑞士曾经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恺撒在他的《高卢战记》中曾有如下记载：外高卢凯尔特人的最边远的城市，也是距海尔维第人最近的城市，是日内瓦。那里有一座桥，可达海尔维第人地区。
在宗教改革前的15世纪至16世纪初，瑞士各州被相互之间不断爆发的内部冲突所笼罩，如1439年和1442年苏黎世和施维茨之间的战争，1474年中部各州联合起来反对勃艮第公爵的战争等。为此，当时甚至还专门成立了用以调解各州之间纠纷的“参政会”。此外，瑞士诸森林州还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有着频繁的战争，从莫尔加滕战役开始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1499年由于士瓦本战争，巴塞尔和沙夫豪森加入了邦联，同年邦联最终脱离了奥地利王朝的统治。瑞士中部的人们随即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每扩展到一个地方，就破坏乡村统治，将城市纳入自己的行列之中。他们煽动属民拒绝纳税和缴租，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属民们进行反抗。这个阶段的瑞士邦联越出了阿尔卑斯山诸谷地区的范围，但瑞士地区的权力配置却非常特殊，联盟结构上比较松散，正如瑞士学者所说：邦联⋯⋯没有宪法，没有例行的代表大会，没有行政机关，没有首都，没有国库，没有高等法院，没有档案馆，甚至没有自己的大印。这表明，成员们最初不是为建立一个国家而结合，而是觉得结成邦联更有利于争取盟友以保卫自身的利益，其第一要旨反倒是共同捍卫各州的独立。当时政治局势的突出特点是地方贵族统治城镇，民主政体管理州内的乡村地区。邦联各州拒绝参与欧洲大陆上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次冲突，这也可以看作瑞士迈向中立的第一步。
可以看出，在宗教改革前夕，瑞士的政治发展在国内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首先是各州与邻国之间出现的宗教冲突；其次是由此引发的利益分歧——特别是瑞士雇佣兵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问题，成为矛盾的焦点。不过这些次要的纷争在战争惨败，得到血的教训之后，最终被消解了。1515年9月13—14日，瑞士和法国因宗教矛盾在伦巴第平原爆发了马里尼亚诺战役，两天的激战瑞士军队损失了八千多人，这对小国瑞士来说不仅是一次沉重的挫折，而且也毫不留情地击碎了它扩张的美梦，从而催生了其“内向”的中立主义倾向，并由此宣布：今后永远不介入欧洲国家之间的任何政治、军事冲突。通过血的教训，瑞士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它的政治家及时应变，采取了比较高明的外交政策——恪守中立，中庸自保。1516年瑞士同意与法国缔结“永久和平”条约，不再支持法国的敌人。可以说，马里尼亚诺战役是瑞士全面执行中立政策的转折点。1618年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瑞士首次尝到中立给它带来的益处：不仅大批的瑞士人为了他们自己家庭和为国家赚钱充当雇佣兵，使雇佣兵制成为瑞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使瑞士主权的独立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瑞士庄严地宣布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并承诺执行“永久中立政策”。到1674年，瑞士“国会”宣布作为中立国行事，不再以任何方式参加战争，这也是瑞士第一次向欧洲提出自己的对外中立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改革的开始大致与瑞士走上中立政策的道路一致，从那以后瑞士便远离了欧洲的纷争，这无疑为瑞士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中立是瑞士的传统，是保卫瑞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手段，也是瑞士人最为崇拜、最为自豪的政策，它与瑞士统一的趋势一起绘成了宗教改革前瑞士的政治背景。
在16世纪初期，瑞士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地区。由于未受到强权的中央统治，也没有受到地区性的王公主宰，许多兴旺发达的城市往往独立存在，如日内瓦、苏黎世等。作为南北欧之间长久以来的商业桥梁，宗教改革前的瑞士经济也可以说有一定的发展。尽管如此，瑞士总体上来说还是贫困的：阿尔卑斯山山区土壤贫瘠，加之空气稀薄，阳光稀少，资源上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需求；牛羊和奶制品也不能提供足够交换其他必需品的价值。诚然，征收货物通过圣哥达山口的过境税是一项可观的收入，但这些收入对一个区域和国家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而瑞士德语区的苏黎世和巴塞尔等地面临的情况更为严重。经过多次战争的蹂躏，一些丝、毛工业中心的工业设施已被严重地毁坏。“我们的青年人怎样才能找到一个饭碗呢？”这年深月久的问题一直在15—16世纪的德语区回荡，最好的答案就是参加雇佣军，而选择雇佣军作为职业也是当时瑞士经济贫困的写照。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瑞士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农民被迫外出谋生。正是为了重新找到在其本土上他们所缺少的资源，瑞士人才大批地背井离乡，到外国服役便是移民最常见的形式。到16世纪初，由于在国外当兵利润可观，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德语区各州政府正式将其纳入政府的工作，表面上说制定军事协定是为了避免雇佣兵制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发生危险，实则制定雇佣兵向地方长官交付酬金的制度，雇佣兵的军饷就成为地方政府与组织军官的重要收入来源，普通士兵仅仅拿到很微薄的安家费，因而一批人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在几个世纪里，有一二百万瑞士人服务于外国军队，其中法国、奥地利、荷兰、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萨瓦、洛林、匈牙利等一些邻国的政府曾多次雇佣瑞士士兵进行战争。瑞士雇佣军所特有的那种因艰苦的生活环境所产生的品性，使他们的战斗力达到了其他对手难以企及的高度。所以，瑞士雇佣兵在冷兵器时代被认为是具有头等战斗力的欧洲军队，他们战斗力强，个人素质高，良好的纪律品质使得瑞士雇佣兵在为各国君主效力中备受称赞，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雇佣兵。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却给瑞士带来了财富。年轻人出国成为雇佣军也就成了瑞士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的手段，尽管这受到慈温利和其他许多人的严厉抨击⋯⋯瑞士成为欧洲“三十年战争”中唯一的一个受益国。
在当时来说，瑞士雇佣兵制度不仅保卫了国家的安全，也为日后经济的发展如钟表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同时还把国外的生活方式带回家乡，传播了西欧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尤其是人文主义思想，为瑞士社会的演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相比之下，瑞士法语区的经济状况似乎要比德语区好一些。如果说，以纺织业和雇佣军作为经济来源的德语区看似并没有与钟表业有着直接的联系的话，作为瑞士钟表业开端的法语区则可以被认为是有其前身的。尽管瑞士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但坚韧的瑞士人民并没有放弃努力，漫长的冬季和农业的落后迫使他们转向了手工业。而这其中最耀眼的明珠便是法语区里的日内瓦已发展了百年的传统产业——首饰业（orfèvrerie）。早在钟表传入瑞士之前的13世纪，日内瓦就已出现了一些专门制作金银首饰和宗教用品的工匠，他们以作坊的形式活跃在日内瓦各地，形成了专门的行业，除了服务于欧洲的贵族王室，还承担了一部分宗教事务。各种制作精良的首饰、宗教用品也畅销于欧洲各地。以至于大仲马曾形象地说：日内瓦的3，000名工匠，供应了整个欧洲的首饰。每年，75，000盎司的金子，40万盎司的银子，在这些工匠灵巧的手中变了形状。由此可见，当时日内瓦首饰业所具有的影响力。14世纪时日内瓦就已经是欧洲仅有的几个贸易中心之一，来自法国、荷兰、意大利米兰的商人云集，给日内瓦的首饰业带来空前的繁荣。然而，日内瓦蓬勃的传统首饰业并没有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反而迅速地夭折了。究其原因，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方面，早在14世纪左右，日内瓦已经成为欧洲仅有的几个贸易中心，然而到了15世纪中期，法国的“蜘蛛王”路易十一看到日内瓦首饰交易市场中法国首饰商人云集，觉得本国的利益受到损失，于是以国王公告的形式宣布在本国创建、重建了66个集市，并赐予来法国的外国商人很多特权，鼓励举办里昂首饰交易会，借以打击日内瓦首饰交易市场。同时，于1462年颁布禁令，禁止任何法国商人进入日内瓦，这项禁令对瑞士的首饰业造成了一定打击。另一方面，真正的“致命打击”则来自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改变，享受取代了贫穷的生活，社会阶层分化明显，新旧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不断积累。尤其是宗教改革中加尔文颁布的两个法令，使得以首饰业为生的匠人和商人面临失业，首饰业面临沉重打击。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当1540年意大利和法国难民首先来到日内瓦建立企业时，这里恰好有一大批以首饰业为生的匠人和商人失业，他们成为从事钟表生产和经营绝佳的劳动力。 钟表在16世纪初诞生于意大利，后逐渐传到法国，最终在日内瓦生根发芽，产生了一个新型的行业——钟表制造业。因此可以这么说，瑞士传统首饰加工业为瑞士钟表业的崛起奠定了技术人才基础。
至此，瑞士在宗教改革前的图景已被大致地描绘了出来，可以发现，尽管已拥有了相当的条件，可这些条件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本土的首饰业，都最多只能算作其“前身”，远不足以形成钟表业。处在当时欧洲宗教改革风云的中心，宗教改革硝烟弥漫的瑞士，将如何乘着这股浪潮将改革前基本不存在的钟表业发展壮大，也就成了必要的问题。那么这对于瑞士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破不立的重要时期。可以说，在宗教改革时期，钟表业成为瑞士的特色行业，这一行业后来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发源地——日内瓦的教会和社会风气，严肃、认真、朴素、节俭逐渐成为日内瓦乃至整个瑞士的风尚。这些变化中隐含的复杂关系和最终表现，也正是激发我们要探讨其与宗教改革之间关系的原因。
二、 宗教改革：瑞士钟表业崛起之助推器
谈到瑞士钟表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宗教改革，这不仅是因为瑞士的钟表制造地区几乎全部在信仰新教的州里，而这些州又都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之一，更是因为宗教改革前的瑞士并不能完整地实现这项产业。 如此就可以有根据地推测说：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瑞士的钟表工业。那么宗教改革具体又是如何推动瑞士钟表业发展的呢？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改革对瑞士钟表业发展产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宗教改革后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颁布宗教改革法令，排除了劲敌——首饰业，为钟表工业的崛起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瑞士地方市议会和市政机构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是在教会和宗教事务的管辖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政府却无权干预，所以瑞士各个州分别隶属于周边不同国家天主教教区的管辖，有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辖区。因此在行政上统一的瑞士，其宗教事务实际上受到不同国家宗教组织的管理，这也就决定了瑞士宗教改革的任务与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有很大的区别，即瑞士宗教改革是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瑞士的宗教改革主要集中在城市，一方面，乡村的教士往往是土生土长农民的儿子，恶习比城市神职人员要少得多，人们对教会的恶感也不是特别强烈。另一方面，乡村经济单一，生活贫穷，还没有资产阶级力量的领导，新的思想很难深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这也可以解释瑞士的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影响首先发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的原因。“赎罪券”在瑞士受到普遍的抵制，使得这种非法买卖很快被政府禁止。但人们对此并没有感到吃惊，因为国家干预教会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在瑞士，教会和民生的问题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使得瑞士后来的宗教改革直接成为了社会改革的原因。
瑞士的宗教改革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德语区和法语区，这里必须介绍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代表人物，苏黎世的慈温利和日内瓦的加尔文。他们一者为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者则使瑞士的宗教改革得以彻底的实现，为瑞士钟表工业的崛起扫清了障碍。
慈温利，1498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大学期间结识了一批瑞士学者，其中就有学识渊博的瓦狄亚努斯和豪放不羁的格拉雷亚努斯，慈温利深受他们的影响。1523年，慈温利在苏黎世市政厅提出了《六十七条目》的公众辩论会，用一整套崭新而激进的观点同天主教对抗，比路德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凭借着对教会腐化堕落的大胆抨击、对出售“赎罪券”的抵制、对雇佣兵制度的谴责，慈温利在苏黎世进行的政治和宗教改革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欢迎。改革后，苏黎世议会不仅取代之前主教的权力管理教会事务，还拥有教育、选举和罢免牧师的权力。这种城市议会与教会事务相互联系并共同合作的统治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慈温利的神权政治思想。慈温利认为，一个基督徒不过是一个善良和忠诚的市民而已，基督教的城市不过是基督教的教堂而已。这就使得宗教改革得以顺利地推行，人们受天主教压迫的生活得到了迅速改变，并获得了市民的广泛支持。16世纪中期的巴塞尔议会就宣布：每一座城市政府各部的建立，主要是为荣耀上帝，根据神圣的基督教条例来禁止所有非正义的、臭名昭著的罪。不幸的是，瑞士第二次宗教战争时在卡佩尔战役中改革派失败，慈温利阵亡。然而，慈温利改革的成果却被继承了下来。16世纪中叶，慈温利的信徒与加尔文派达成协议，两派合二为一，各类改革的成果又为加尔文派所用。
加尔文，瑞士宗教改革的另一重要领袖，著有影响深远的《基督教原理》。1531年在巴黎进修，专攻神学。结合了前人的思想，加尔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改革教义，被称作新教的“神学大全”。加尔文彻底地贯彻了“神恩独作论”，主张人不可能以其自由意志来自救，提出了“上帝先定论”。他认为一个人是否得救，都是上帝事先已经决定了的，即上帝的选民注定要得救，上帝的弃民必定要遭殃。然而，加尔文并不赞成他的读者（信徒）在知道自己命运时消极等待，因为无论如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揣度上帝为他真正规划的东西。加尔文还主张“招呼说”，所谓“打招呼”本来是秘不可宣的，但可由某些征兆显现出来，这就使人们绝处逢生。加尔文用三个词来概括其教义，即：虔敬、公义、节制，这是一个基督徒对上帝、对别人、对自己行为的最高典范。加尔文用这种矛盾不洽、神秘怪诞、离奇变态的形式，粉碎了特权阶级身上的神性，以看似不平等的做法事实上将平等实现了出来，为资产阶级尽快发财致富、夺取政权创造了最好的理论武器。
不过，这些都仅仅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宗教改革对钟表业的作用，当时直接的社会情况也必须得到考虑。1536年，日内瓦完全成为由加尔文独裁的城邦，成为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几乎一切居民的活动都被他的教条所限制。如果说慈温利的宗教改革核心部分在于基督教社团与地方行政官的职责上，以共建人间的基督教王国的话；那么，加尔文在日内瓦更是创建了一种政教人员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的“政教合作”的具体方式，使宗教改革在日内瓦得以执行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在强制执行的命令下，加尔文还制定了反对偶像崇拜和圣物崇拜的改革政策，日内瓦议会又于1560年通过法律来限制人们佩戴奢侈的首饰。甚至直到加尔文政权瓦解之后的1566年，日内瓦仍忠诚地履行新教的教徒，依旧贯彻加尔文的理念，开始禁止工匠制作宗教物品，如十字架和圣餐杯等。与之截然相反的是，钟表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原因有很多，例如，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100万名左右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虽然这对日内瓦当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正所谓不破不立，宗教改革中的这些法令实际上为钟表业的发展排除了劲敌——首饰业，并将那些从事首饰业的工匠转化为钟表业的潜在技术人员。而钟表业需要的高超技术与工匠精神，正是首饰业的工匠们所具备的。因此当1540年意大利和法国难民来到日内瓦建立企业时，这里一大批以首饰业为生的匠人和商人就成为从事钟表生产和经营绝佳的劳动力。这项16世纪初诞生于意大利，后逐渐传到法国的重要手工业，最终在日内瓦生根发芽，瑞士传统首饰加工业所奠定的技术人才基础功不可没。宗教改革的作用更是直接性的，可以发现，对比那些受加尔文宗影响较小的地区，尽管它们也有相对发达的首饰业，可在后来并没有形成规模可观的钟表业，这点无疑值得深思。
加尔文的主张要比慈温利与马丁·路德温和积极得多。前者，对君主政权的尊重是第一位的；后者，共和制的倾向占上风。但最为重要的是，加尔文显然并不赞成他的读者（信徒）在知道自己命运时消极等待。所以，如果说慈温利的宗教改革对瑞士钟表业的影响还是在思想层面上的，那么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对其影响则是深层次的。
其次，宗教改革的“衍生物”，即受到宗教迫害的法国难民等，他们为瑞士钟表业的兴起提供了技术人才、商品批发经验和资金。
我们知道加尔文颁布法令以后，日内瓦首饰业面临严重的危机，正当这些工匠寻找出路之际，作为舶来品的钟表业恰巧从法国来到了瑞士，拯救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首饰业。当然这不是出于好心或者偶然，而是受当时复杂的宗教环境所迫的无奈。如16世纪，法国的宗教矛盾导致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宗教大屠杀，因而追随加尔文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有相当一部分来到瑞士避难，其中有一些难民就是身怀绝技的钟表匠。从布卢瓦到日内瓦，途经汝拉山区，这些受迫害的法国新教徒不断地涌向瑞士，这也很好地解释了钟表业集中在法瑞边境的事实。
早在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发动宗教改革前，法国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就已经萌发“回到圣经上去”的共同愿望。1541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定居，他以此为据点向全法国的教会和修道院派遣传教士，布道释义。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都变成了加尔文派的新教徒，加尔文宗由此蓬勃而起。对于衰败的法国瓦卢瓦王朝而言，加尔文派在法国的崛起成了一大心腹之患，从而开始了针对胡格诺教徒的大规模宗教战争以及宗教迫害，爆发了一连8场的黑暗宗教战争。其间更包括著名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约有3,000名胡格诺教徒在巴黎被屠杀，还有8,000名在各省城市被害。尽管法王亨利四世为了保卫自己王位，于1598年颁布了《南特赦令》作为双方折中的产物以调和矛盾，终结了宗教战争，但宗教迫害并没有到此结束。1610年，亨利四世被天主教极端狂热信徒刺杀，他儿子路易十四即位，在1685年颁布了《枫丹白露赦令》，规定新教的牧师必须离开法国，新教信仰被禁止，新教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
法国国王亲手将这些宝贵的“资源”一批又一批“无偿”地送给了它的邻国，这无疑大大促进了瑞士钟表业的发展。与工商业水平较为落后的法国天主教地区相比，这些前往瑞士的胡格诺教徒大都出生在城市，他们也拥有更丰富的技能和知识。例如，早在1530年，在布卢瓦就出现了第一个艺术品等级的手表生产中心，大约有200位为弗朗索瓦一世提供手表的制表大师。可这些技艺高超的工匠很快就因迫害逃到了日内瓦。这些胡格诺教徒不仅为瑞士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尤其是奢侈品生产技术，而且也带来了商品批发、资金和创办生产企业的经验。这些“灾难性的事件”为瑞士钟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和转折，如在1549年到1560年，约4，776名法国逃难者流入日内瓦，他们当中有1，536人是工匠。据资料显示，1515年，日内瓦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大钟需要修理，城里还找不到合格的钟表师傅，但在1550年之后，当法国和其他地方加紧迫害新教徒时，优秀的钟表师傅到来了。到1600年，除了数目没有记录的学徒和工人外，日内瓦大约有25名精通工艺的钟表师傅。17世纪即将结束之前，那儿的一百多位钟表师傅和大约三百名技工每年能制造钟表成百上千只。由于日内瓦讲法语，因而对于大多数因逃避天主教迫害而来的法国新教避难者来说，它是个天堂，是首选的避难城市。避难者多半是法国人，几乎每天都有来者，这些难民中有许多都是钟表匠。自然而然地，这些有着传统工艺、熟练技术的工匠马上如鱼得水，钟表制造业很快就在日内瓦起步，这种法国技术和日内瓦的首饰业相结合，就产生了瑞士最初的钟表业。随后，它从日内瓦逐渐向汝拉山脉一线发展，形成了一条产业链。钟表将金银首饰业与精密机械高度融合，体现了瑞士钟表业与宗教改革的密切关系，所以日内瓦很快成为瑞士钟表业的摇篮。
然而发展钟表工业除了技术、人员、市场等以外，还需要有雄厚资本。瑞士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呢？主要采取两个方面：第一，钟表发祥地日内瓦不仅吸收了瑞士诸邦的资金，同时也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1536年后，实行宗教改革的日内瓦开始接受瑞士诸州同盟的财政支援。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法国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城市居民不断增多。此外，日内瓦兴起了印刷工业，到处都建起印刷工场，伴随着宗教改革对文字传播的需求，金钱从整个欧洲源源而来。到1590年时，日内瓦已收到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低地国家和瑞士联盟等地区新教势力的各种资金援助约211，000金埃居。这些金钱大部分用在宗教改革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用在发展钟表工业中。第二，在宗教改革期间，也正是欧洲宗教战争时期瑞士输出了大量的雇佣军，为其积累了相当大的资本。从1594年到1605年，仅在法国服役的瑞士雇佣军收入就高达1.36亿克郎。
最后，精神和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的变化。宗教改革使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及近代社会人们对时间观念的加强与社会需求等均促进了钟表工业的发展。
宗教改革从精神层面间接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陶染了瑞士人的思想观念，使瑞士较早地产生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乃至孕育了瑞士人执着的工匠精神，为钟表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因素。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的出现推动了“合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这是因为与天主教教义相反，加尔文的神学明确了人间的国和天上的国的区别，从而为追逐利润的商人和放债者的冒险活动正了名——这完全可以被认为上天的决定。此外，在其伦理体系中，加尔文赋予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以很大的地位。由此看来，商业冒险中经济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工作美德”确实在某些方面根源于加尔文教。但马克斯·韦伯又认为，新教徒一方面聚敛财富，一方面又推崇禁欲主义，为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和不断要求将财富投入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内核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所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迎合了当时瑞士新兴资产阶级追逐财富的要求，为瑞士新教同封建王权的斗争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恩格斯将加尔文和路德的宗教改革称为欧洲“第一号的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也使得瑞士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原先清一色的天主教信仰者为主，变为新教与天主教能够分庭抗礼的局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也影响了瑞士人的品质与观念。
钟表业是以“精细”和“准确”为衡量价值的产业，要生产一块质量上乘的钟表，需要制表匠投入很大的心血、耐心，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促使这些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工匠精神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所以，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的1648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瑞士农村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农村地区，富有的农民还会写字、算术，瑞士几乎没有城乡差别。伴随宗教改革的影响，在钟表工业的带动下，日内瓦和汝拉山区的贫困地带“在一代人之后就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裕⋯⋯”这又反过来作用于钟表业，使其进一步繁荣。
另外，随着文艺复兴运动、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宗教改革的深入，整个西欧社会对时间观念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人们需要更精准的时间来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因而钟表业也从弹性需求变为刚性需求。原本，精确的时间只是神职人员们的需求，他们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符合规律而约束自己，以希望严格地遵循某一客观的标准。但对于从事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普通人来说，在生产活动中，他们并不在意某个单纯、绝对的“时间”，而是关心随时间而变化的外物和自己内在的主观感受，如农业者根据天气来制定生产的计划、手工业者根据日光的充足程度来决定工作的时间等。可当宗教改革解放了人的理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一种客观且合理的标准时间就被强烈地需求。当一个人的生产活动纳入整个社会生产的范畴时，这种劳动或是管理就褪去了主观性的色彩，成为了规定他人或者被他人规定的东西。那么，就算不考虑航海业和世界一体化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对时间标准的普遍化需求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而这种“合理资本主义”的内核、宗教改革的思想，也间接地扩大了钟表业的市场，使得瑞士钟表业几乎毫无阻碍地持续发展到了近现代。
三、 宗教改革影响下的瑞士钟表业与经济发展
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产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宗教改革的思想不仅影响了瑞士钟表业，为其崛起扫清了障碍，同时宗教改革还带动了钟表业的发展，为瑞士的钟表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人才与资金销售网络；而钟表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接纳了更多新教难民，促进了新教的传播与发扬光大。宗教改革使瑞士形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和世界级的城市，如此，它的作用就不仅仅局限于钟表业，同时也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为瑞士近代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对钟表业产生的巨大影响——成为瑞士的支柱产业
宗教改革后，瑞士钟表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1650—1660年，日内瓦人把链条轮子钟塔形轮上的链条改用肠衣替代，并发明了闹钟和天文钟等。之后，日内瓦人在提高钟表的质量和精度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据统计，瑞士的制表师们在1686年生产了约5，000件钟表。近一百年后的1781年这个数目有了爆炸式的增长，达到85，000多件，在数值上几乎增长了16倍之多，其中还包括约40，000件至45，000件黄金表和白银表。这个时期的钟表主要是以贵重金属为原料而制成的奢侈品钟表为主，用以彰显主人的身份。钟表生产数量的增加还带来了产业结构上的大变动，在钟表制造产业内出现专业分工更加细化的趋势。1660年，瑞士出现了专门制造钟表弹簧的工匠，1687年出现了专门制造钟表零配件的制造商，1698年出现了钟表装配工人，1716年出现了钟表雕刻装饰工人⋯⋯到18世纪初，日内瓦的人口为两万六千多，而钟表工匠就有一千多人，18世纪中叶更是猛增到六千多人，反映出瑞士制表业内出现了劳动力分工，使其工艺愈加精湛以及产业内部逐渐规模化、精细化和系统化。在瑞士西南部逐渐形成了一条南起日内瓦、北达沙夫豪森沿汝拉山脉发展的钟表业制造区。作为一种出口型产业，1790年的日内瓦已经出口了六万多块表，钟表业成为日内瓦最主要的行业。随着日内瓦钟表业的发展扩大，日内瓦的制表师们于160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钟表行业协会——日内瓦钟表协会，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钟表技术以防外传从而达到垄断目的的行规。除了日内瓦以外，法语区的纳沙泰尔、拉绍德封等城市的钟表业发展也非常迅速，1740年以来，纳沙泰尔工匠们在力洛克山脚下周边的辽阔农场间分散开来，寻找这个镇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钟表作坊能提供的工作机会。然而，随着产业发展和行业内分工不断细化，一个制表匠已经难以单独完成一个钟表的全部零部件的制作与装配。因此，原本严苛的行规逐渐被突破，一些钟表技术也就随着日益放松的行规而渐渐在瑞士国内流传开来。这样一来也使得瑞士钟表业以更加惊人的速度扩大规模，立足脚跟，成为一大产业。要是说宗教改革期间瑞士初创了钟表产业，而到了宗教改革后期，瑞士把钟表工业由小变大，由弱转强，最终成为其支柱产业。
欧洲宗教改革影响和带动了瑞士钟表业的发展，随着产业的扩大与延伸，瑞士产生了一个世界级的产业——钟表业。钟表业也渐渐成为瑞士的支柱产业，它为整个瑞士创造了巨额的财富。
（二）对瑞士近代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形成钟表之城日内瓦
宗教改革使瑞士诞生了一个世界级的钟表城市——日内瓦。宗教改革不仅使日内瓦成为新教的罗马，也使日内瓦成为瑞士钟表业的发祥地，更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名城和一座具有近代化内涵、极具包容性的城市。
瑞士钟表业的发展除了受到本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外，不能不提法国对瑞士宗教改革的重要影响。从前文我们可以知道：瑞士本国的宗教改革为其钟表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而法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则为瑞士的钟表业提供了技术人才、资金与销售网络，为瑞士钟表业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遭到宗教迫害的法国教徒之所以选择瑞士，也是基于多种考虑的。其一，是瑞士日内瓦的优越地理位置与语言环境。坐落在瑞士西南角的日内瓦几乎被法国四面包围，相比隔着海峡的大不列颠英国，瑞士的日内瓦显然是宗教难民更好的选择。相比语言环境不同的英、德来说，日内瓦的法语虽然带有浓厚的乡土外省口音，但它在语言上毕竟占了一大优势。其二，日内瓦城拥抱宗教改革，成为欧洲宗教改革茫茫大海中的一盏明灯，为饱受宗教迫害的法国宗教难民提供了栖息之地。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派难民也回馈了瑞士珍贵的钟表制造技术、资金和销售网络等资源，从而促进了日内瓦制表业的发展。对于新兴资产阶级之一的制表匠们来说，加尔文教相比天主教来说更加能迎合他们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尔文教的天职观赋予手工劳动更神圣的意义，为他们所具有的勤劳、节俭的商业品质正名，其上帝选民的条件简直就是以他们为模范而制定的，使他们在一夜之间就荣登上帝宠爱的选民宝座。“一位曾皈依加尔文教的天主教徒弗洛里门德尖锐地写道：'许多金匠、石匠、木匠和其他那些可怜的工资劳动者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优秀的神学家。’”在来自法国的宗教难民中，也有许多是身怀钟表制作技术诀窍的天主教徒，这些天主教钟表匠们正是由于加尔文的宗教思想赋予他们以人生的标准、愿望、尊严乃至宗教意义，使他们放弃了天主教而投奔新教，成了新教的虔诚信徒。
就这样，16—17世纪的瑞士，因其宗教改革的新教教义直接与间接地拉拢了大批法国制表匠。简言之，我们认为法国制表匠的职业身份与新教徒的宗教身份的重合并不是巧合，正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一样，存在着必然联系；尽管新教徒的身份使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却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他们在职业上的更高成就。
那么，为什么是日内瓦？日内瓦先天的地理条件和语言优势已在前文提及，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三点重要原因。 第一，日内瓦的宗教地位。宗教改革以前的日内瓦是一个受围的要塞城邦，不仅遭受三个贪婪的邻国觊觎，还面临着罗马教皇精神控制的危险。为了摆脱周边邻国以及教皇对其的控制，日内瓦人转向瑞士13州联盟求救。当时处于军事煊赫时期的伯尔尼，也正处在慈温利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要求日内瓦必须以实施宗教改革作为交换条件，并且选中日内瓦的法勒尔来完成这项使命。1536年法勒尔得知大名鼎鼎的加尔文途经日内瓦，于是邀请加尔文留下来领导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日内瓦当时的状况恰好也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于是同意留下来进行宗教改革。加尔文立即对教会、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久就宣告日内瓦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国家，由于受到周边国家的威胁等原因，从1584年起，日内瓦共和国和瑞士邦联就一直保持着同盟关系。直到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日内瓦共和国以“日内瓦共和国与州”的名义正式加入瑞士联邦。加尔文在日内瓦政府的赞助下，创办了日内瓦学院，成为传播新教加尔文派的中心。
日内瓦乃是新教的罗马，但实际上日内瓦之于新教教徒比罗马之于天主教徒更为重要。特别是在加尔文的领导下，日内瓦先于法国完成宗教改革的使命，因而在新教教徒心目中，其地位是崇高的，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日内瓦是世界性的。在加尔文时代，它主要由一批从法国来的新教流亡者掌控，同时还挤满了从欧洲各地到此避难的新教教徒以及人数日增的求学者。这些人员的到来，大大增强了日内瓦脱离罗马教廷、在天主教邻邦面前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存在的能力，到了《枫丹白露赦令》颁布之时，日内瓦已经脱离了罗马主教的控制，成为了新教的“首都”。
第二，日内瓦中立地位的优势。中立地位的确立使加尔文教信徒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全的栖息地，而且有充足的资金得以安身立命。同法国一样，意大利的手工匠人、商人也大多信仰新教，综合各种考虑，日内瓦成了走投无路的宗教难民的不二选择，是他们的伟大城市，日内瓦也因此成为福音教育和宣传的中心。这些人对于瑞士来说也是一笔“巨额财富”，意味着众多的新教支持者和信仰者，这既有利于新教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也为瑞士带来新的技术、资金和人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内瓦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第三，加快日内瓦城市发展的进程。从瑞士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其国家的城市集中度并不高。但日内瓦是一个例外，因宗教改革后钟表工业和其他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6世纪中下期人口已经达到 17万人左右，在当时是瑞士最大的城市⋯⋯世界分为五大洲：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日内瓦。这是法国外交大臣塔列兰1815年在著名的维也纳会议上的一句名言，以此说明日内瓦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三）由钟表产业带动近代瑞士其他经济的发展
宗教改革糅合了人才与科教研事业，推动钟表工业走向更加成熟、精细的劳动分工和持续不断的规模扩张。瑞士钟表制造业技术的核心是精密机械和冶金，宗教改革后信仰新教的工匠们通过一代传一代的方式传承发展，使精密机械与冶金技术在汝拉山脉地区流传了长达几个世纪，并将这种工匠精神与技术以宗教文化的形式保留下来，该地区迄今一直保有制造钟表的技术优势，使得现代钟表技术几百年来一直被瑞士人所垄断，这在世界工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宗教改革的思想影响了钟表业，成为推动瑞士钟表业发展的动力。很显然，钟表业在瑞士的兴起并扎稳脚跟最后成为瑞士的主要产业，其与宗教改革有密切的关系。瑞士钟表业能在宗教改革期间发展起来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即宗教改革与钟表业的工匠精神融合在一起，产生了神秘的Établissage系统。所谓“Établissage”，从字面上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制表匠在家中工作，由此发展来的 “Établissage”一词，用来特指瑞士钟表产业的重要角色，正是它担任了市场与生产商之间的中介枢纽。在Établissage下的钟表生产过程非常复杂，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事实上，Établissage系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早期的分工制度，每一个承包者都负责整个钟表生产的某一步骤，专注于特定组件的生产。虽然类似的分工是钟表这种如此复杂的产品生产所提出的硬性要求的结果，但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与天职观的思想结合了的。钟表匠将工作交给众多独立的工人，然后对产品进行组装，这与如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相似。另外，工匠们基本上为法国人，他们还学习外语，尤其是德语，对于扩大产业以及推动钟表业发展同样十分有利。
难怪学者法尔尼认为，宗教改革不仅导致瑞士邦联的宗教和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宗教改革不仅仅带动了瑞士的钟表业，实际上也改变了瑞士人的生产方式和思维，为瑞士近代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纺织业：宗教改革时期，逃到瑞士的胡格诺派教徒，他们除了带来钟表工艺技术外，还从法国带来了制造花边饰带的技术。而从意大利来的宗教移民于16世纪中叶在苏黎世建立了瑞士最早的丝织业。于是，瑞士人将花边饰带技术与丝织业合二为一，形成了瑞士最早的纺织工业。当时瑞士的纺织品以高品质闻名并风靡欧洲，时至今日，瑞士纺织品中仍然有40%的产品面向高端服装业出口。机械工业：机械制造是瑞士最大的工业部门，它的崛起和发展也与宗教改革有密切关联。宗教改革首先促使瑞士钟表业、纺织业得到发展，为了发展纺织业，瑞士第一台机械纺纱机从英国走私运进，并于1799年在一所废弃的教堂中安装起来。苏黎世的一家纺织厂模仿制造了这些产品，结果受到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认为其产品质量甚至超过英国。在此情况下，逐渐诞生了瑞士的机械工业。值得一提的是，和平之国瑞士生产的一些常规武器在世界上也是小有名气，世界各国使用的运动枪支以及猎枪等高端产品几乎都出自瑞士。化学与制药工业：瑞士的化学与制药业也与源于宗教改革发展起来的丝纺织业相关。因纺织品印染需要大量染料，由此促进了染料业的出现。而染料的生产又需要和化学工业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促进了化工产品以及医疗药品的发展。例如，闻名世界的诺华公司是瑞士第一、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霍夫曼·罗氏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和医疗诊断设备生产商。
结 语
综上所述，由于环境的原因，瑞士在宗教改革前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度，为了生存，瑞士人不懈努力，发展出了手工业等产业以代替落后的农业。雇佣军作为摆脱贫困的极好替代品也吸引了大量年轻的瑞士人，他们来到欧洲发达地区作战，接触了文艺复兴的新思想，随后把这些先进思想带入瑞士的千家万户，使人文主义精神深入人心。这些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民族、中立地位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最终将瑞士孕育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核心区域。因此，加尔文等领导的瑞士宗教改革具有欧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性——强烈而直接，它为瑞士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而宗教改革本身又成为瑞士钟表业崛起的重要助推器。在上层建筑领域，改革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钟表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而这种宗教改革产生的“衍生物”，即受到宗教迫害的法国宗教难民等，又为瑞士钟表业的兴起提供了技术、资金、人才以及销售网络等资源。宗教改革也使得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思想层面上促进了钟表工业的发展。宗教改革对瑞士产生的深远意义，首先是对钟表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成为支柱产业的这个推论的实然性可见一斑。其次，由此缔造了钟表之城日内瓦，又对瑞士近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钟表业也带动了近代其他产业的发展，为瑞士近代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瑞士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些特点同宗教改革都是密不可分的，宗教改革导致了瑞士钟表业的崛起与发展，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与此同时，钟表工业的发展也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促使新教成为联络钟表产业和其他产业的纽带。
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虽然在宗教改革期间,仅在法国就有20万到25万人——大致相当于法国胡格诺教徒总数的1/4，其中许多人是钟表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离开法国而去投奔法国的经济对手英国、荷兰、德国，但只有小部分来到了瑞士。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一时期英国、荷兰、德国接受宗教难民要比瑞士更多，却没有产生像瑞士一样的钟表业？我们认为,就瑞士中立国而言，因其地理位置、国土资源以及各种其他要素所限，在近现代世界中它的崛起甚至仅仅是生存都只能走精品发展的道路，而这种被迫是偶然中的必然。选择哪一种方向，在何时开始生产某种精品，这取决于若干历史机缘，而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崛起恰好是这种若干机遇的有机结合。钟表业的发展与宗教改革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瑞士，而且也延伸到欧洲其他地区的宗教改革与经济结构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边缘地区，北海沿岸和阿尔卑斯山地区⋯⋯整个上士瓦本和上莱茵地区，并继续向北延伸。从而将传统意义上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宗教事件或者政治事件的普遍认识，推进到它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和经济结构变化的转折点。
若从整个欧洲时代变迁的大视野来考察这一现象，就能明白，瑞士将宗教改革和中立政策等诸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坚定地选择了走精品发展路线并产生现代时间观念的转化，最终催生了瑞士的钟表业发展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它内禀一条清晰的逻辑。 同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瑞士钟表业的崛起不仅对瑞士近代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欧洲近代经济、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它不仅给瑞士、欧洲带去了“准确时间”，事实上，也同时给世界带来了“现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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