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绕的入世心
陶渊明的儒家情结
文 / 王国璎
陶渊明（365—427）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以“田园诗人”“隐逸诗人”见称。主要是因为他留传下来的诗篇，大部分都描写对官场的厌倦，对田园的向往，以及归隐田园之后的生活和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虽然受许多唐、宋以后的诗人和诗评家之激赏，但是他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世的史家，并不十分重视他的文学创作，却非常推崇他的人格，尤其是他不慕荣利弃官归隐的行为。就如与他交往过的颜延之（384—456），即称陶渊明対“南岳之幽居者也”，赞扬他“赋诗归来，高蹈独善”的品德[1]。《宋书》《晋书》《南史》皆分别为陶渊明立传，并归之于“隐逸传”，又根据他的诗文和一些传说，强调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刻画他拒官、嗜酒、爱菊、不拘俗礼种种任真自得的逸闻趣事。所以陶渊明是以一位品格清高、言行旷达的隐士形象留名后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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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堇《陶渊明赏菊图》（局部）
纸本白描，明，148 x 36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陶渊明当然并非天生就要做隐士。他弃官归隐，乃是生不逢时，失志不遇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和其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陶渊明基本上接受的是儒家经典教育，正如其《饮酒》之十六所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既然曾“游好”六经，那么儒家的一些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陶渊明的思想、行为必定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而儒家的基本处世态度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3]，要求知识分子在学识上、德行上不断充实自己，以便积极出仕，干预世事。
知识分子所以出仕，乃是基于“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的崇高理想，因而就有“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的看法。意指不出仕，则不足以为知识分子。甚至还强调“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视出仕为君子的责任义务，[4]是实现道德理想、政治抱负的必由之途。孔子（前551—前479）周游列国，孟子（前372—前289）游齐适梁，都是“志于道”之君子，意欲“行其义”的典范。
但是陶渊明面临的却是一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的时代。政治上充满血腥斗争，社会上尽是欺诈虚伪，再加上豪门大族把持权柄，寒门素士备受压抑，怀正志道者，很难有发展的机会[5]。尽管如此，曾“游好在六经”的陶渊明，仍然几度尝试入仕。他从二十九岁初任江州祭酒开始，断断续续经历了十几年仕宦生涯，每次抱着希望出仕，又每次因失望而退出仕途，一直在仕和隐的矛盾中辗转徘徊。最后一次是四十一岁那年，出任彭泽令仅仅八十余日，即毅然解印绶去职，从此归隐田园不再复出。虽然史传记载对陶渊明最终弃官的直接原因，并未提供绝对可靠的资料，基本上我们相信，他的归隐主要是目睹政治局势动荡险恶，又受不了官场的黑暗而促成的。因此。可说是符合“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原则，也是既然不能“兼善天下”，不如急流勇退，以便“独善其身”的体现（《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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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萧照《虎溪三笑图》
绢本设色，南宋，26 x 37.6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一方面从事农耕，谋求温饱，坚守儒家“君子固穷”的节操，一方面于耕种之暇，继续诗文的创作，享受田园的自由与宁静，过着道家“归真返朴”的生活。他在诗文里，虽然毫不讳言躬耕的清苦和挫折，但却更强调归田后精神生活的逍遥自适。因此，留给后世读者的一般印象是：物质生活虽然困乏，精神上却是欣悦愉快的，有时甚至觉得他已“吐弃人间一切”[6]，泰然委顺，浑然忘我了。
然而，真正的陶渊明，远比他特意强调的淡然若忘于世的躬耕隐士更为复杂。尽管陶渊明是以“真”见称，我们也相信，从他诗中流露的皆是肺腑之言。但是文学的人格和作者的人格毕竟不尽相同。陶渊明在诗文中的自白，虽也根据“事实”，但却是经过选择的部分事实，其中免不了有修补，也有遗漏，有强调，也有淡化[7]。何况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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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陶渊明诗意图》
纸本设色，十三开，每开27 x 21.3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如果从陶渊明诗文的整体来看，不难发现，隐藏在这个逍遥自适的隐士面目之后的陶渊明，实际上，并“非无意世事者”[8]。他对祖先功业德行的称述，[9]对“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的怀慕，对时人“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饮酒》之二十）的愤慨，以及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感想：“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读史述九章·屈贾》），都揭示其并非毫无用世之意。
尽管这分用世之意在辞彭泽令后，因决心做一名躬耕隐士而沉寂下去，我们若仔细玩味其诗文，就会发现“击壤以自欢”（《感士不遇赋》）的陶渊明，其实“犹未能平其心”[10]，并未真正忘情于世事，也不像他自己所说的“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实际上，此生抱负未展，功业无成，不能遗爱后世的内疚和遗憾，一直萦绕不去，使他一再为自己弃官归隐行为加以解释，对永不复出的决心予以强调；或不时地对此生功业无成发出悲叹，对过去的雄心壮志表示缅怀；或是试图以德行上的声名传世，弥补未能以功业留名的遗憾。这就是儒家对知识分子应该“志于道”“行其义”的要求和期望，在陶渊明心理上造成的情结[11]。令他虽然沐浴在老、庄玄风里，体验恬淡自适的生活，力求心灵的平静，却未能达到真正的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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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仇英《桃花源图》（局部）
绢本大青绿，明，40.9 × 229.8 cm
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历来对陶渊明思想与人格之讨论甚多。或以陶渊明之旷达逍遥已得道家之真传，或以其弃官归隐乃是对晋、宋易代表示儒者的抗议，或以陶渊明实外儒而内道……。笔者不拟对陶渊明作或儒或道之综合与划分，只拟从陶渊明为自己塑造的躬耕隐士形象上，来探索一下他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以期对陶渊明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以下即以陶渊明现存诗文为依据，分三个层面来讨论，归隐之后，逍遥自适于田园故居的陶渊明，如何受儒家情结的困扰。
陶渊明在仕宦期间写的诗，留存下来的极为有限。这些少数的作品，并未提及他在官场的实际经验，也不指涉当时的政治事件，但是几乎每首都在诉说行役的辛苦，表示对仕途的厌倦，对田园的思念。如写作《庚子岁（400）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之时，应该是公职在身，但却说：“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纯是叹行役、倦宦游、思归隐的情怀。又如《辛丑岁（401）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乃销假赴职时之作，却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懊恼自己当初抛弃三十载的林园闲居[12]，远行赴任。并且埋怨此行是：“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接着明言：“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表示无意像宁戚那样商歌自荐[13]，只想和耦耕的长沮、桀溺一般避世隐居[14]。同样的，写《乙巳岁（405）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时，也是公务在身，却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表露的仍是倦游思归之意。
陶渊明的确不喜欢他的仕宦生涯。那么他为什么要出任官职呢？试看《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所言：“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意指从小就寄身事外，委怀琴书，即使被褐、屡空也安之若素。然而“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由于偶然的机缘而踏上仕途，令他“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所谓“时来苟冥会”，实在语焉不详，仅表示这次“始作镇军参军”，是因为机缘凑巧，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暂与园田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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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昌《俯瞰激流图》
绢本设色，明，244 x 383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幅描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临清流而赋诗”辞意。
但是陶渊明正式归隐之后，追述当年，就开始为自己出仕行为辩护，一再强调，当初只是为“家贫”，才不得不出仕。试看其《饮酒》之十回顾当年远行出仕：“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但接着却说：“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把出仕归之于“似为饥所驱”。这和前举《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所述“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相违，也与“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不相符。陶渊明显然是在弃官之后，决心做一名躬耕隐士，才特别强调过去是为贫而仕，仿佛是不愿让人“误会”，他曾经怀有一分宦情[15]。
再看《饮酒》之十九中对初仕江州祭酒的追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16]，写其既不能养家，自己又饱受饥寒，不得不抛下农具去做官。可是，前举其仕宦期间所作《辛丑岁（401）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追述当初抛弃三十年闲居而远行出仕时，只是惋惜“如何舍此去”，并没有说为贫而仕。可见“为贫而仕”显然是陶渊明归隐之后的事后解释。此外，《归去来兮辞·序》回述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之事亦然：“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也是强调“家贫”，为其出仕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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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李唐《归去来兮图》（局部）
绢本水墨，南宋，34.6 x 566.4 cm
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陶集中描写贫苦之处俯拾皆是。陶渊明“家贫”，当属实情。但他是否真如自己强调的纯然“为贫而仕”，实值得商榷。因为从其他诗文里显示，陶渊明也曾胸怀“大济苍生”之志，而且在现存的仕宦期间的诗篇中，不但未尝以贫为出仕的借口，甚至还自谓虽被褐屡空亦欣然自得。这些强调为贫而仕的作品，都是归隐之后，对仕途失望之余，亦即在“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的心理状况下所写，自然会企图把令他后悔莫及的宦情加以淡化，甚至抹去。这种矛盾现象，揭露的是归隐前后价值观念的改变，不但不会对陶渊明的人格有损，而且还更显得他的“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弃官后强调“为贫而仕”，不仅可以淡化原有的一分宦情，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减轻最终毅然归隐的内疚感。因为口腹之需，对一个重视操守、原则的人，毕竟是次要的，是容易放弃的。
陶渊明为自己当初出仕的解释是“家贫”，而对其最终弃官归隐，则归之于“天性”。至于陶渊明的天性，根据他在《与子俨等疏》的自白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这种与俗世不相容的天性，当然不适于做官，所以乃“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自己估量，若是留在仕途，必然会惹上祸患，于是决定辞官归隐。陶渊明天性耿介，不能适应官场生活，当属实情。那么“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饮酒》之十九）之后，应该是适其性、得其所了。然而陶渊明似乎对自己弃官归隐的选择，并不能完全心安理得，所以才会一再解释他是因天性不俗而弃官归隐；并且不断以仕途中的痛苦、归田后的欣悦，来强调他毅然归田永不复出的决心；甚至需要援引古代高风亮节的隐士事迹以自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是保全真我、合乎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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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选《归去来辞图》
纸本设色，元，26 x 106.6 cm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试看其《归去来兮辞·序》对任彭泽令不久即辞官不仕的解释：“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段话很清楚的说明，他所以任职不久即辞归，乃是因为天性崇尚自然，即使勉强亦无法适应官场，尽管饥冻迫切，但是违背自己的天性更为痛苦。过去的为贫而仕，都是为了口腹而自役，实在愧对自己的心志。其归田后不久所写《归园田居》之一，亦有类似的记述，也认为是由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以过去十几年的仕宦生涯乃是“误落尘网中”。在仕途失去自由之后，就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一样，渴望返回自己的田园故居。一旦“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身处纯朴的农村，心无俗世的尘杂，正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经过长期的禁闭之后，终于重获自由，恢复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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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桃花源图》（局部）
纸本设色，明，33 x 472 cm
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
但是陶渊明归田日久之后，仍然继续强调其归隐的决心。如《庚戌岁（410）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即表示自己安于躬耕，对“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的生活并无怨言。虽然“田家岂不苦”？但是“弗获辞此难”，他是不愿意放弃的。这是因为“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他的心境和远隔千年的隐者长沮、桀溺遥相契合，所以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此诗写作期间，距辞彭泽令（405）已五年，而陶渊明还在强调他躬耕隐居的决心，仍然需要援引古代隐者和自己的归田相比[17]。反映的是，对其弃官归隐的选择，仍然怀着一分卫护的心理。同样的，隐居躬耕十二年后所写《丙辰岁（416）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并没有改变：“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写其在贫困中依稼穑为生，在东林隈努力耕作，但是“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表示不怕春耕之苦，只担心有负自己归隐的心愿。这两句和大约十年前归田初期所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之三）含意相同。尽管如今“姿年逝已老”，但是“其事未云乖”，他始终遵守诺言，从未放弃躬耕的隐居生活。因此“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遥谢古代隐士荷蓧丈人留下的典范[18]，可以步其后尘，隐居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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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李公麟《渊明归隐图》（局部）
绢本设色，北宋，37.0 x 521.5 cm
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这种强调归隐之后即永不复出的例子，在其大约五十余岁所写的《饮酒》诗中亦不少[19]。例如汉代的张长公、杨仲理皆因与世不合，弃官归隐即不再复出[20]，陶渊明于《饮酒》之十二中，即援引二人归隐的事迹，称誉他们的髙风亮节：“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并且劝告那些犹豫不决者“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撇开俗情，随他从此隐居。强调的是，他和高风亮节的古代隐士一样，从此永不复出。
又如在《饮酒》之四中，陶渊明就以一只“日暮犹独飞”的“栖栖失群鸟”来比喻自己。这只与众不同的飞鸟，在俗世中“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徬徨矛盾，悲哀自己没有一处栖身之所，只是“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高声鸣叫，思怀清远，但却来回飞翔，不知何去何从。幸好遇到一株常青不衰的“孤生松”（喻田园故居），终于能够“敛翮遥来归”。于是自欣“托身已得所”，决定从此“千载不相违”，终身与共，永不相离。通过这只“失群鸟”的比喻，陶渊明强调的是，他天性不同，才会在仕途中徬徨无依，所以一旦回到田园故居，找到托身之所，就永不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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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柴桑招隐图》（局部）
纸本设色，明，17.4 x 76 cm
现藏于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而这分永不复出的决心，即使受朝廷征召，或友人劝驾，也不会动摇。正如《饮酒》之九中所记田父前来劝驾之事[21]：田父认为陶渊明“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不应委屈于穷困，并且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意指举世皆同流随俗，何妨不也随波逐流。陶渊明的回答是：“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以自己天性与众不同而婉谢好意，并且进一步矢言：“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进仕诚然可学，但他怎会再去做违背自己天性的事？所以说，“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他是绝对不会再回去做官了。全诗强调的是他永不复出的决心。这时的陶渊明，已经躬耕隐居十多年了。
从陶渊明对自己弃官归隐的一再解释，以及对永不复出的强调看来，他似乎并不能做一个完全心安理得的躬耕隐士。尽管他弃官归隐之后，息交绝游，只和野老田夫“披草共来往”，只与古代隐者“千载乃相关”，但是他毕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农夫，也不是一个弃世的隐士；而是一个曾经“游好在六经”的知识分子，一个对自己弃官归隐的选择、社会角色的改变，感到内疚、歉然的知识分子。所以才会在诗文中，一再解释心迹，说明立场，企望后世读者的谅解，为什么不去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什么没有实现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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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慎《桃花源图》（局部）
纸本设色，清，38 × 349 cm
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缅怀过去，应该是人到中年以后之常情。缅怀的，是过去生活中某些经验；反映的，往往是缅怀者当前的心理状况。通常是对过去某种经验感到眷恋、惋惜，对当前又有所遗憾，才会产生缅怀之情。陶渊明在仕宦期间，因为“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之九），所以会缅怀于“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悠闲生活，怀想“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自得心境。揭露的是他对仕宦生涯的厌倦，对田园故居的向往。陶渊明终于弃官归隐之后，息交绝游，躬耕田亩，闲时抚琴读书，饮酒把菊，仕宦期间梦寐以求的，都实现了。但是，他对过去年轻时期曾拥有的雄心壮志，却始终未能忘怀，仍然会“一心处两端”。也正由于不能忘怀过去的雄心壮志，才会对功业无成而岁月已逝发出悲叹。
试看其近晚年时所写《杂诗》之五中的自白：“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意指回想年轻时候，即使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心情也是欣悦的，那时总怀着超越四海的雄心壮志，意欲展翅高飞。然而“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随着岁月流逝，这种心情也逐渐消失。并且变得“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何况又“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由于自觉身心皆不比往昔，禁不住感慨：“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人生在世不过片刻须臾，自己生命的运转是牵止不住的[22]。“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不知未来还有多少日子？也不知何处是归宿？而“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遥想古人爱惜每寸光阴，不禁为自己虚度岁月而感到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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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柳塘渔艇图》
纸本水墨，明，102.9 x 47.2 cm
图中高士做陶渊明打扮，坐于小艇
横波持竿，临流濯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首诗不但展示陶渊明也曾有过雄心壮志，也曾期望有一番不凡的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还进一步揭露，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已经远离俗世尘缨，并且立意“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之七），却仍然对年轻时候的雄心壮志拥有一分缅怀之情，一分对过去意欲展翅髙飞的怀抱仍然眷念、惋惜，对当前虚度岁月感到遗憾的情怀。清陈祚明（约17世纪）《釆菽堂古诗选》评此诗，即指出其间含蕴的复杂矛盾：“公早岁本无宦情，而今作是言，越矣！'未知止泊处’，为是犹有冀，为是勉性命之学”[23]。陈氏可能看出，陶渊明若是“早岁本无宦情”，就不会缅怀过去的雄心壮志，若纯是一个超然世外的隐士，也就不会有“未知止泊处”的忧虑。这首诗正是陶渊明退隐后，仍然“未能平其心”，仍然受儒家情结困扰的印证。
另一首《拟古》之八，也是缅怀过去，慨叹当前之作。缅怀的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慨叹的是知音难得、壮志未酬的晚年[24]：“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是以少时体壮气盛抚剑行游，遍及边远的张掖和幽州，比喻自己当初胸怀大志，行游四方，企图有所作为。接着“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则揭示其抚剑行游的初衷，亦即“不为易水荆轲，便作首阳夷、齐”[25]。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剑客荆轲为燕刺秦，皆高洁忠义之士，都是陶渊明当初心怀仰慕，意欲效法的[26]。然而徒有豪情壮志，却“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不见知音，没人赏识，惟见古代相知者的坟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乃是借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27]，惠施死，庄子寝说不言[28]，伤感知音不存，乃至壮志未酬。所以说“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既然知音难遇，何必远行求发展？全诗揭露的，绝非隐逸忘世者之心境，而是一个曾经“志于道”，意欲“行其义”的知识分子，虽寄身田园，却对过去的雄心壮志不能忘怀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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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陶渊明诗意图》
纸本设色，十三开，每开27 x 21.3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不能忘怀过去的雄心壮志，自然会对功业无成而发出悲叹。尽管陶渊明于临终前所写《自祭文》中，论及时人对人生的态度时尝云：“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意指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光景，人人珍惜，因而眷恋时日，汲汲营营，唯恐不能功业有成。都期望“存为世珍，殁亦见思”，生前受人重视，身后令人怀念。可是“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只有他独立特行，与世人不同。他的人生态度是：“宠非己荣，涅岂吾缁”，不以世俗的宠誉为荣，也不因世俗的污染而变黑。只是“捽兀穷庐，酣饮赋诗”，傲然地安居穷庐，寄情诗酒。对自己这一生，他已“识运知命，畴能罔眷”，所以“余今斯化，可以无恨”。然而，若是随着陶渊明的诗文，回顾他这一生，就会发现，陶渊明并不像他自己期望的那样忘怀得失。他不但会对年轻时的雄心壮志涌起一分缅怀之情，还会对此生功业无成而岁月已逝发出悲叹。揭露的竟是一分失志不遇的无奈情怀。
试看其《荣木》，即喟叹“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序）而作。就诗中第四章所云：“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显然其所谓“道”，乃是指先师孔子之道。亦即《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以及《论语·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之意。传达的是孔子对知识分子德业须有成的期望。陶渊明既然“总角闻道”，也就“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兢兢业业，以依道敦善自励。然而“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责怪自己禀性固陋，任岁月蹉跎。乃至德业无成。虽然“志彼不舍”，依道敦善之志，始终未曾舍弃，但却“安此日富”，耽于饮酒。因此“我之怀矣，怛焉内疚”，满怀忧伤和内疚。当然，《荣木》应该是陶渊明正式归隐前，大约四十左右时所写[29]，此后还会尝试出任一次彭泽令，所以还会说，“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以出仕前的口气，表示仍然有准备建立功业之心。因此，其对功业无成而岁月已逝的忧伤和内疚，应该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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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出处图》（局部）
绢本设色，明，26 × 106 cm
卷首林宠楷书：出则为孔明，处则为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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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赋“归去来”之后，自然已打消用世之意，对自己这一生的荣辱穷达，也决定泰然委顺。正如其《饮酒》之十五所言：“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从一些描述他隐居生活的片段里，的确显示，陶渊明已经能把荣辱穷达置之度外。但是，过去接受的儒家经典教育，先师孔子的遗训，仍然会不时地涌入心头，因此抚今追昔之余，禁不住会悲叹抱负未展，功业无成。
其《饮酒》之十六揭露的，就是这种叹无成的不遇情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不但表示从罕人事的少年时代，就爱好六经，同时也暗示，少年时即砥砺奋发，胸怀功业。但是“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随着时光的推移，迈向四十不惑之年，终因选择归隐而功业无成[30]。归隐之后是“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始终坚守君子固穷的节操，饱受饥寒之苦。在“敞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的凄凉境况下，“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无法入睡，只好披衣而起，坐守长夜，等待天明，可是晨鸡却不肯报晓。而如今“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可惜此处并无刘孟公那样的知音者[31]，内心的情怀无人了解，只好隐蔽不彰了。全诗展示的是，陶渊明在儒家熏陶之下，少怀用世之意，可惜时不我与，四十无成，只好弃官归隐，固守穷节，乃至老来饥寒，更无知音。揭露的是，陶渊明对其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始终未能释怀。
试再看一首近晚年写的《杂诗》之二，其中对“无成”的悲叹更为哀伤凄切。首二联“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呈现的是日落月出之后，一片凄清空茫的夜色，含蕴的是时光的流逝与空间的寂寥[32]。“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随着风的吹动，室外的孤寂凄凉气氛渗入室内，并且进而透入其内心深处。“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表示在气温变化下，意识到季节的推移；不能入睡，更体会到长夜之漫漫。但是“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想谈心，却无知音相应和，只好举杯邀劝自己的孤影。最后两联才道出令他孤寂无眠的原由，也是全诗的中心题旨：“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由于壮志未酬而岁月已逝正是陶渊明对自我生存情境的深切感慨，所以才“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每一想念及此，就满怀悲凄，直到天明都无法平静。全诗呈现的是有感壮志未酬而岁月已逝，乃至终宵不眠的悲凉情景；传达的是对此生功业无成感到极端无奈、悲哀、凄苦的复杂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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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蕉林酌酒图》
绢本设色，明，156.2 x 107 cm
现藏于天津博物院
当然，叹无成、悲岁月原是中国诗歌中最常出现，最具普遍性的情怀。陶渊明写这类作品，一方面可能是继承一种文学传统，但是根据他在《祭从弟敬远文》中的自白：“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其悲叹无成，必定也反映个人生命历程中亲身体验的感慨。正如他有感于“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而步前人后尘，亦“染翰慷慨”，作《感士不遇赋》，表达自己失志不遇、功业无成的悲哀。
这些散见于陶渊明诗文中对壮志的缅怀，对无成的悲叹，显然是一个欲有为而不得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反映的是，陶渊明虽然在归隐后已“高蹈独善，宅志超旷”，实际上却并非“视世事无一可芥其中者”[33]。他年轻时想要有一番作为的愿望，一直萦绕心头，乃至引起功业无成而岁月已逝的悲叹，有时甚至会令他在缅怀过去慨叹当前中彻夜不眠，沉入悲凉、凄苦的深渊。这就是儒家情结给陶渊明带来的困扰，使他在宁静平淡的隐居生活中，发出一些像《梁父吟》那样的慨叹，《离骚》那样的幽愤[34]。
儒家对个人的声名是很重视的。孔子就说过：“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意指一个人到四五十岁时，尚未立下声名，就不值得尊敬了。孔子还认为：“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君子最担心的，就是身后声名不彰。所谓身后声名，当然指人生在世建功业、立德行而令后人钦慕的声名。陶渊明就曾在《荣木》中以“匹十无闻，斯不足畏”自砺。但是弃官归隐之后，据他在《和刘柴桑》中的记述是：“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表示随着岁月的推移，已和世事互相疏远，如今只须以耕织维持温饱就满意了。为什么能如此淡泊呢？这是因为已领悟到“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时光流逝，百年之后，身与名都会一同消失。然而就前两节所论，已证明陶渊明并未因寄身世外而淡然若忘，所以也没有因为能领悟“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就真正超越于声名之外。事实上，陶渊明不但对古代贤人志士以德行功业留名后世充满钦慕之情，对自己身后的声名也非常重视。
试看《咏荆轲》，是歌咏剑客荆轲刺秦王、死知己，奇功未成的悲壮事迹，其中对荆轲出发前“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的心理揣摹，以及对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赞叹，不但显示陶渊明内心深处，亦“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35]，同时也反映其对荆轲虽然奇功未成，毕竟千载留名由衷的钦慕。同样的，《咏二疏》是歌咏疏广、疏受叔侄二贤士功成身退的智慧[36]，亦以“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称誉二疏为后世留下典范。
当然，陶渊明或许是继承“咏史”传统，仿前人歌咏荆轲、二疏[37]。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陶渊明除了歌咏他们的德行功业之外，且更进一步颂扬他们身后声名的永彰。“咏史诗”的一般特征是“托古述怀”[38]，那么陶渊明之怀抱，不但在于生前的德行功业，也在于身后的不朽声名。就看其《拟古》之二对东汉义士田畴的歌咏：“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 [39]。重视的是田畴“既没传无穷”的身后名，鄙弃的是那些“身没名亦尽”的狂驰者。此外，其《读史述九章》中对管仲和鲍叔牙知己交情的称誉是“奇情双亮，令名俱完”[40]；对程婴和公孙杵臼忠义节行的赞语是“令德永闻，百代见纪”[41]，都特别强调他们身后声名的不朽。反映的是陶渊明对古代贤人志士以德行功业留名的钦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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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楷《东篱高士图》（局部）
绢本设色，南宋，71.5 X 36.7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不可否认的，身后的声名需要生前的耕耘。陶渊明几度尝试入仕，最终又弃官归隐，对于此生已不可能在功业上立声名是很清楚的。退隐田园之后，对自己身后的声名当然应该看淡了。就如他在《自祭文》中所言：“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生前的荣誉都不重视，怎会在乎身后的歌颂？但是，陶渊明对自己声名的态度，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形影神·影答形》）[42]，才是他对自己身后声名的真正态度。就从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所云：“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即可看出，陶渊明视为浮烟者，乃是此生已无望的立功建业于仕途之声名，或者更具体一点，是“不义而富且贵”（《论语·述而》）之声名。因此他从来不曾放弃在德行上的耕耘，一直都期望在人格上传声名于后世。而传声名于后世的最可靠方式，就是通过诗文中的自白，把自我的人格呈现给读者。正如曹丕（187—226）于《典论·论文》所云：“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43]。陶渊明就在他的诗文中，一再描述自己如何坚守君子固穷的节操，又如何在避世隐居生活中逍遥自适，期望能够以一个固穷、旷达的隐士形象留名后世，聊以弥补不能以功业传世的遗憾。
当然，“君子固穷”原是儒家标榜的德行。《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陶渊明在《有会而作》中，就特意告诉后代子孙[44]：“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表示他师范先贤，坚守孔子“君子固穷”的节操。其实陶渊明在正式归隐之前，就已有固穷之志。如《癸卯岁（403）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即描写其“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的幽居生活是：“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然而“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显示其所以能固穷，除了先师遗训的激励之外，还有先贤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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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进《抚松观瀑图》
绢本设色，明，155.3 x 81.2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幅作陶渊明'抚孤松而盘桓“辞意。绘深谷悬飞瀑，水浪拍巨崖。笔法出自马夏，而加以放逸，水浪画法尤佳。
例如其组诗《咏贫士》，即是援引古代隐居的固穷贫士，并抒发自己安贫乐道的情怀。其中所谓“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其三）；“安贫守践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其四）；“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其五）；“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其六）；“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其七）。……可说“字字皆为自己写照”[45]。
尽管陶渊明偶尔也会对固穷者涌起一些不平之意，如“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饮酒》之十一）[46]，或是对自己的贫困微露怨言，如“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之二）；但是固穷是他的选择，那些传名后世的古代贫士，是他的安慰，所以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同上）；也是他的典范，因此觉得：“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其七）。而陶渊明显然期望自己也能和这些节行显彰的先贤一样，将穷固的声名留在世上。正如他在悲叹采薇首阳的伯夷、叔齐，以及长饥的隐士荣启期的命运之后所言：“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之二）尽管陶渊明仕宦失败，功业无成，但是他和古代贫士一样的固穷节操，通过他的诗文，获得我们的尊敬，同时也永传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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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采菊图》
纸本水墨，十三开，76.6x29.4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除了固穷的贫士形象之外，陶渊明亦十分重视自己旷达的隐士形象。他在仕宦期间所作《辛丑岁（401）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就已经表示要以不爱荣爵的躬耕隐士留名的念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又在《饮酒》之十中，回述当初为贫而仕，认为“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以出仕并非建立声名之良途，换句话说，或许能以归田闲居留名[47]。
陶渊明一旦归隐之后，除了躬耕之外，可说已逍遥于无为之业。他在那些表现悠闲自适、旷达逍遥之生活情趣诗篇中，描写自己闲时读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之一）；欢然畅饮：“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饮酒》之七）；悠然自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之五）。即使一场大火把田园故居焚烧一空，也能处之泰然：“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戊申岁（408）六月中遇火》）。对自己“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的贫困生活的态度是：“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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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陶渊明饮酒诗四首卷》（局部）
明，24 x 239 cm
对生命的看法是：“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之七）。故而能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的领悟。对功名的态度是：“孰若当世时，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之四），表示他决不会像当今世人，因志在功名而内心冰炭交战，至死不悟。并且于《饮酒》之三里，批评当世人：“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意指世人不知适性保真，徒恋世间荣名，不肯任真自得，不敢纵情畅饮。这些人不明白：“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人生在世倏如流电，如果持此以往，如何能成就传世的声名？这首诗表达的是陶渊明已超越俗世中对声名的追求，可是字里行间含蕴的，却是欲以其与众不同的“达者”之名留传后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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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柳阴高士图》
绢本设色，宋，65.4 x 40.2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最能显示陶渊明对身后声名之耕耘者，应是其仿史传体以自述生平之《五柳先生传》。陶渊明写这位“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五柳先生是“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表示他全然无求名之心[49]。其寄情诗酒、安贫乐道、任真自得之高风逸调，史传皆以之为“实录”[50]，后世读者亦公认五柳先生即陶渊明之自画像。但是清代的张廷玉（1672—1755）却以为其中“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诸语，“大有痕迹，恐天怀旷逸者不为此等语也”。张氏显然感觉到《五柳先生传》中露出有意传世的痕迹，所以才怀疑其可能是“后人代作，非先生手笔也”[51]。可惜张氏却未能体察到，陶渊明虽“天怀旷逸”，实际上并未超越身后声名的耕耘。《五柳先生传》所速写的旷达隐士形象，正是陶渊明意欲留传给后世的。
此外，其《与子俨等疏》对其恬淡自适，“自谓是羲皇上人”之描绘，以及《自祭文》中对其一生“乐天委分，以致百年”的陈述，都把自己写成有如五柳先生一样旷达逍遥。值得注意的是，“自传”通常是以飨读者而自述生平之作；“与子疏”主要是以言行勉后辈子孙者；“自祭文”乃是向后世留言以自明心迹者。都属有意识的自我观察、自我反思之作，也是最有效的耕耘身后声名的媒介。就是通过这些媒介，陶渊明把自己理想的道德人格留传于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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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允明《陶渊明闲情赋》
纸本设色，明，14.7 x 10.2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陶渊明所以在其诗文中一再强调自己的道德人格，期望把自己固穷的节操、旷达的风度留传于世，就是因为他的弃官归隐乃是不得已的选择。在他的潜意识里，此生功业未成、抱负未展的遗憾，始终萦绕不去。既然不能以功业留名，不妨以固穷、旷达的隐士形象传世。其《九日闲居》所云：“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以栖迟多娱为有成，一方面聊以自解[53]，同时也揭露其意欲以隐逸之名取代功业之名的心理。这正是“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的表现，也是陶渊明对自己弃官归隐乃至不能以功名传世始终未能释怀的结果。
陶渊明自谓当初是为贫而仕，又表示仅为口腹而违背自然天性，比饥寒之切更为痛楚，所以不得不弃官归隐，重返田园故居。陶渊明隐居之后，从此不问世事，并且庆幸自己获得自由，恢复真我。但是由于从小受的是儒家经典教育，儒家对知识分子应该“志于道”“行其义”的要求和期望，他始终未能忘怀。所以并没有因遂其天性重返田园而真正心安理得。潜意识地对自己的弃官归隐感到内疚、歉然，因此才会一再自卫地向读者解释，他的天性实在无法适应仕途，又不断地陈述仕宦期间的痛苦和归隐之后的欣悦，以强调他从此永不复出的决心，或者援引与己同调的古代隐士之高风亮节，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合乎道德的。
这种内疚和歉然心理，亦表现在他对年轻时候雄心壮志的缅怀中，以及对此生功业无成而岁月已逝的悲叹里。尽管陶渊明已经远离俗世尘缨，已经决意永不复出，然而抚今追昔之余，却无法克制对过去意欲展翅高飞，竟未能有所作为感到惋惜，对此生壮志未酬，功业无成感到悲哀。也就是在这分惋惜、悲哀的情怀中，令他不时地对古代贤人志士能以德行功业传声名于后世产生钦慕之情，并且一再描述自己如何坚守君子固穷的节操，如何在避世隐居生活中任真自得、逍遥自适，期望能以一个固穷、旷达的隐士形象留名后世，聊以弥补不能以功业传世的遗憾。这些就是陶渊明心中的儒家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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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仇英《桃源图》（局部）
绢本设色，明，29.7 x 155.8 cm
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当然，从陶渊明心中的儒家情结来论陶渊明，好像把他勾勒成一个行为和内心充满矛盾，非常执着，非常郁郁寡欢的人了。其实，不能忽略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谁能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任真自得，旷达逍遥。而陶渊明所以受到后世读者的敬爱，正由于他诗文中呈现的，并不是一个不会自我观察，不能自我反省的单纯农夫，也不是一个毫无尘心俗念的弃世隐士。而是一个曾经游好六经，可惜时不我予，乃至弃官归隐，企图以躬耕隐士以此自终的知识分子。他对官场的厌倦，对田园的向往，对归隐的欢悦，对贫困的怨言，对雄心壮志的缅怀，对功业无成的悲叹，对身后声名的关注，揭示的是其复杂的内心、矛盾的情怀，却也是由衷之感、肺腑之言。
本文所以选陶渊明为讨论对象，主要是企图对真正的陶渊明有进一步了解，其次想以此证明，儒家的用世精神和概念，如何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生活中、心理上，烙上了印痕。即使在儒学衰微、道家中兴的时代，即使是陶渊明，甚至归隐之后从此寄身世外的陶渊明，也无法完全忘怀儒家对知识分子应该“志于道”“行其义”的要求和期望。因此，抱负未展，功业无成，不能遗爱后世的遗憾，一直在他内心深处萦绕不去，乃至在心中造成一种情结，打不开，挥不去，也剪不断。
本文原载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學叢》创刊号，1989年，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释：
[1]引言取自颜延之《陶征士诔》，收入《全宋文》（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册三，北京：中华书局，1958）卷38，页2上—3下。按 《陶征士诔》对陶渊明之高风亮节推崇备至，然对其诗文仅称“文取指达”。
[2]史传中陶渊明事迹与形象之虚实真伪，齐益寿《论史传中的陶渊明事迹及形象》一文，探讨甚详。收入《郑因百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页109—159。其实不只《宋书》《晋书》《南史》三部正史之列传时有偏颇，其他正史中之列传，亦有往往根据传闻或主观印象而记述者。见Denis Twitchett “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24-39.
[3]以下凡《论语》《孟子》引言，皆以1815年南昌脉望化馆石印《十三经注疏》本为据。
[4]《孟子·滕文公下》所记孟子之观点亦同：“周霄问：'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卷六，页14上）。孔、孟对君子必仕的主张显然一致。
[5]东晋政权是靠世族支持才得以建立，实权往往操纵在王、谢、桓、庾等大族手中。世族与寒门之间界限森严，为了把持特权，世族经常会对寒素施以压抑。见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页159—175。
[6]叶燮（1627—1703）《原诗》卷四云：“陶潜胸次浩然，吐弃人间一切,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诗家之方外，别有三昧也。”收入《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63）下册，页603。叶氏显然把陶渊明看成世外超人。
[7]诗中的自我形象往往是从诗人真实自我无数经验和细节中选择出来的（包括有意识的及无意识的选择），是经过塑造的，因此诗中的自我，无论有多真实，也不可能与其创造者完全吻合无间。见Robert C. Elliott, The Literary Person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 42-43.
[8]真德秀（1178-1235）《跋黄瀛甫拟陶诗》评陶渊明：“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上编，页104。
[9]陶渊明为长子俨出生而作《命子诗》，其中即称述先祖陶侃“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同时亦表达其对儿子光耀陶门之期望。
[10]韩愈（768-824）《送王秀才序》云：“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收入《韩昌黎集》（《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务馆，1939）卷20，页21-22。
[11]“情结”（complex）指的是一种心理状况，是由过去的经验造成的，尤其指某些受到压抑，没能发挥的意愿在心理上引起的困扰。“情结”这个词及其含意概念，所以成为心理分析学的一部分，当归功于容格（C. G. Jung）。见Sheldon T. Selesnick, “Carl Gustav Jung: Contribution to Psychoanalysis,” in Franz Alexander et al., ed., Psychoanalytic Pione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pp. 63-77.
[12]按陶渊明二十九岁初仕江州祭酒，举其成数，未出仕前可说是“三十载”。
[13]宁戚（或称宁越）商歌自荐于齐桓公之事，见《淮南子·道应篇》，《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页100—101。
[14]长沮、桀溺乃春秋时代之隐者，《论语·微子》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卷18，页14上）。
[15]陈祚明《釆菽堂古诗选》卷13评《饮酒》之十，即认为陶渊明述其为贫而仕乃是“欲以此等语故乱之，使若素无宦情者然”。收入《陶渊明卷》下编，页181。
[16]因下联云：“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故一般相信这几句是追述其二十九岁初仕江州祭酒之事。
[17]A. R. Davis即认为此诗之语气及其收尾句：“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皆暗示陶渊明对其躬耕隐居生活尚未达到完全认同的境界。由于仍然从与仕宦相对的角度来看隐居，所以才会强调其对躬耕之无怨言。见T’ao Yuan-ming: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3), vol. I, p.93。
[18]荷蓧翁乃孔子时代的躬耕隐士，《论语·微子》记载子路行孔子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卷18，页14上-下）。
[19]据《饮酒》序文，此二十首诗当为同一年秋冬之季陆续写成。王瑶认为《饮酒》当作于义熙十三年丁巳（417），时陶渊明为五十三岁，正是晋、宋易代前夕。见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页50。
[20]张长公即西汉张挚，《史记·张释之传》：“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卷102，页2751—2757）。杨仲理即东汉杨伦，《后汉书·儒林传》：“为郡文学掾，志乖于时，去职，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后特征博士，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卷79，页2564-2568）。
[21]此诗或许即记述《宋书·本传》所载：“义熙末，征著作郎，不就”之事。见王瑶《陶渊明集》，页53。
[22]“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典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钱穆《庄子纂笺》本，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1951），页51。以舟藏于壑仍不能避免为有力者负走，比喻生命无常，其运转无法挽留。
[23]收入《陶渊明卷》下编，页255。
[24]同[19]，页72。
[25]取蒋薰（十七世纪）说，收入《陶渊明卷》下编，页241。
[26]家父王叔岷评此诗云：“陶公于《饮酒》第二首，称夷、齐之'固穷节’，于《读史述九章·夷齐》章，称二子之'贞风凌俗’，此其所以'饥食首阳薇’者与？《咏荆轲》称轲之'死知己’，此其所以'渴饮易水流’者与？夷、齐之节，荆轲之义，直陶公所向往者也。”见《陶渊明诗笺证稿》（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页398—399。
[27]《吕氏春秋·本味》卷二：“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尹仲容《吕氏春秋校释》本（台北：中华书局，1958），页18。
[28]《庄子·徐无鬼》：“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纂笺》本，页201）。
[29]据诗中“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则本诗或作于四十岁时（王瑶《陶渊明集》，页23），或三十八九岁时（A. R. Davis, T’ao Yuan-ming: His Work and Their Meaning, vol. I, p. 17）。
[30] “淹留”一词，就其字面当为“久留”或“留滞不前”之意。故“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唐满先《陶渊明集浅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释为“时间不断流驰，我快到四十岁的时候，还停步不前，没有作出什么成就”（页114）。孙钧锡《陶渊明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亦释为：“渐渐快四十岁了，仍然一无所成”（页93）。原则上皆正确。然而，陶渊明用“淹留”一词，当同时含有隐居不出之意。正如《九日闲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以“淹留”为有成，即以“隐居”为有成之意。
[31]孟公指东汉刘龚。皇甫谧（215—252）《高士传》：“张仲蔚，平陵人也……博物善属文，好诗赋。常居穷素，所处蓬高没人……时人莫识，惟刘龚知之。”（《四部备要》本，卷下，页10下—11上）。陶渊明《咏贫士》之六亦云：“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显然陶渊明自比汉代隐士张仲蔚，不过张仲蔚至少还有刘龚为知音，而他却是知音无存。
[32]这两联从语言表象看，似乎呈现的仅是自然的客观现象，但从整首诗看，反映的是陶渊明内心的一分寂寥，所以应是含情于景者。这正是陶诗中自然描写的一般现象。见都留春雄《陶渊明の描く自然について》，收入《吉川博士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论集》（东京：筑摩书房，1968），页209—227。
[33]同注[8]，页98。
[34]龚自珍（1792-1841）《杂诗》之二即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陶渊明卷》上编，页237）。谷云义《陶渊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即同意龚氏看法，认为归田后的陶渊明，并未忘情于世事（页2），这是由于陶渊明从小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想干一番事业的愿望，几乎一直萦绕心头，时常令他彻夜不眠，或唤起他对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页9-11）。
[35]蒋薫评此诗：“摹写荆卿出燕入秦，悲壮淋漓，乃知浔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陶渊明卷》下编，页284）。
[36]疏广、疏受生平事迹，见《汉书·疏广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4），卷71，页3039-3040。
[37]陶渊明之前，张协（265？-315）《咏史》诗即咏二疏，阮瑀（212年在世）和左思（265？-305）皆有《咏荆轲》诗。陶渊明很可能读过这些作品。
[38]有关中国“咏史诗”的一般特色，见降大任《试论我国古代咏史诗》，收入降大任选注、张仁建赏析《咏史诗注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487—500；亦见Hans H. Frankel,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oet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04-127 (chap. 9)。
[39]田畴（169-214）事迹，见《三国志·魏志·田畴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卷11，页340—345。
[40]管仲和鲍叔牙之交情，见《史记·管晏列传》卷62，页2131-2138。
[41]程婴和公孙杵臼义救赵氏孤儿之事，见《史记·赵世家》卷43，页1779-1833。
[42]《形影神》三首，“分陈行乐、立善、顺化之旨，为陶公人生观三种境界”（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页91-92）。此三首亦最能显示陶渊明一生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从语言表象看，陶渊明是偏向“神”之委运顺化，然而“形”之饮酒行乐与“影”之立善留名，始终与“神”之超脱并存（James R. Hightower,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5）。
[43]曹丕《典论·论文》，收入《全三国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册二）卷8，页10上-11下。
[44]陶渊明于《有会而作·序》即明言其受饥乏之固穷生活，“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45]杨勇《陶渊明集校笺》（香港，吴兴记书局，1971）引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评《咏贫士》云：“上二首皆陶公自述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之意。以下五首乃历引古之贫士为证，即承上章（第二首）'赖古多此贤’句说来，字字皆为自己写照。”（页216）。李文初《陶渊明论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即认为陶渊明是在古代固穷贫士身上寻找精神的安慰和寄托，或许正如西方心理学家说的那样，“有着某种冲和逸放的作用”，页48—49。
[46]杜甫（712—770）于《遣兴》尝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语气似轻松，实含真知灼见。其所谓“颇亦恨枯槁”，并非指杜甫嫌陶诗之“枯槁”，而是描陶渊明自身在其诗中之叹贫也。揭露的正是陶渊明之“未必能达道”。
[47]James R. Hightower,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p. 140.
[48]取山田英雄说。见山田氏《陶渊明にねけゐ名声の追求》，《国语教育》（高知大）24辑（1976），页11。按本节许多论点皆受山田氏此文之启发。
[49]清·毛庆蕃评选《古文学余》卷26，收入《陶渊明卷》下编，页366。
[50]沈约（441-513）《宋书·隐逸传》、萧统（501-531）《陶渊明传》、房玄龄（578-648）等《晋书·隐逸传》、李延寿（七世纪上半期）《南史·隐逸传》皆于录《五柳先生传》之后云：“时人谓之实录”。
[51]清·张廷玉《澄怀园语》卷1。见《陶渊明卷》下编，页366。
[52]方宗诚《陶诗真铨》云：“《与子俨等疏》：'开卷有得’二句，与古为徒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天为徒也。'自谓是羲皇上人’，渊明平生自期待者如此”（《陶渊明集》下编，页373）。方氏已看出“羲皇上人”乃陶渊明自期之理想人物。
[53]同[26]，页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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