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悲剧精神

——科学和民主的源头

文 | 华山

1 回味无穷的古希腊悲剧

悲剧（Tragedy）在今天可能已经和悲惨混为一谈，但是，古希腊悲剧是有特指的，那是古希腊的一种舞台艺术形式，而其深刻无比的内涵和独树一帜的风格让人类景仰和思索了数千年。这个艺术形式源于，也只源于，古希腊。

图 1 绘制在陶器上的古希腊悲剧《俄瑞斯忒斯》（Oresteia）场景，这是埃斯库罗斯众多作品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三部曲

1.1 怀特海的理解

怀特海（A. N. Whitehead，1861 – 1947）对希腊悲剧的理解是这样的：

“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这正是科学所持有的观点。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

(The pilgrim fathers of 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as it exists today, are the great tragedians of ancient Athens, Aeschylus, Sophocles, Euripides. Their vision of fate, remorseless and indifferent, urging a tragic incident to its inevitable issue, is the vision possessed by science. Fate in Greek Tragedy becomes the order of nature in modern thought.)[1]

“悲剧的本质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表述。因为只有通过在悲剧中的这些表述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The essence of dramatic tragedy is not unhappiness. It resides in the solemnity of the remorseless working of the things. This inevitableness of destiny can only be illustrated in terms of human life by incidents which in fact involved unhappiness. For it is only by them that the futility of escape can be made evident in the drama. This remorseless inevitableness is what pervades scientific thought. The laws of physics are the decrees of fate.)[2]

如果怀特海是对的，那么，艺术和科学，终于在古希腊的悲剧找到了她们的共同的源头。

这是一个接近正确的结论，但是其论证却不正确。艺术和科学的源头确实在古希腊，也在古希腊悲剧中，但是，古希腊悲剧远远不仅仅在于命运的不可抗拒和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简而言之，“认命”绝不是希腊悲剧的精髓，更不是古希腊悲剧要弘扬的。

图2 古希腊雅典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525 – 456 BC）、索福克勒斯（Sophocles，497 – 406 BC）和欧里庇德斯（Euripides，480 – 406 BC）

1.2 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的定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哲人们是如何给悲剧下定义的。许多哲人给古希腊悲剧下过定义，其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 – 322 BC）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 – 1900）的极为重要。

亚里士多德曾经给悲剧这样下定义：

“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的清洗和提纯。”

（Pity and awe, and a sense of emotion purged and purified thereby.）

也许我们今天来看，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似乎不得要领，甚至连“命运”都不屑提及。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那个时代，悲剧所体现的精神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对他来说，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些值得惊叹和赞赏的，对他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正如同我们在崎岖的山谷向山顶攀登的途中，我们体会着征途的艰难，但是并不知道我们的选择和执着的最终意义，只有到了山顶回首征程，才可能评价我们当时的处境和经历的意义。

在古希腊时代的希腊人看来，悲剧所体现的是他们的命运和责任，并不需要特别的褒扬，只是其过程和结局值得品味。这个结局，就是让观众感到“惋惜和敬畏”，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清洗和提纯”。而这个过程，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理解的。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后世的尼采给悲剧所下的定义则更加合乎我们回首所看到的古希腊文明：

“在死亡面前坚定地生存下去的勇气，以及来自这无尽勇气的快乐。”

（The reaffirmation of the will to live in the face of death, and the joy of its inexhaustibility.）

尼采的定义很有意思，确实也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整体精神：活得勇敢快乐，死得坦然无憾。绝无哭哭啼啼，更不祈求恩赐。也许这也导致了怀特海前面的理解，认为悲剧是对不可抗拒的坦然接受。但是我觉得尼采比怀特海要深刻。怀特海认为悲剧体现了不可抗拒的规律，而尼采则宣言即便不可抗拒也可以勇敢面对并且快乐生存，并且这种勇敢是快乐的“无尽的”源泉。因此可以想象由此而来的快乐也是不会穷竭的。这是典型的尼采，对强者竭尽讴歌之能事。

但是，古希腊精神还远远不仅仅到此为止，体现了古希腊精神的古希腊悲剧的意义也绝不仅此而已。

2 希腊悲剧中的两难和抉择

古希腊悲剧最重要的精髓，并非仅仅命运自有规律，亦非仅仅命运不可抗拒，而是道义和理性的“两难和抉择”。那么这到底是什么？

2.1 阿喀琉斯的两难和抉择：

在《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战争中，Achilles的朋友Patroclus以Achilles的名义参战，结果被特洛伊的Hector杀死。这时Achilles面临的选择是：

1）复仇，杀死Hector，但是这样的话，根据神谕，他一定会就此丧生。

2）放过Hector，Achilles就可以有生存的希望，但是这违背他自己的原则。

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如果没有道义的话，那么这个选择是非常容易做的：生存！为什么要杀死Hector把自己也搭上？但是，在道义上，Achilles不能不为他的朋友复仇。正是由于道义，使得这一对理性的选择成为了两难。

Achilles选择了复仇，然后坦然直面他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选择，后者是命运。命运尽管不可抗拒，但是可以选择。

这出于荷马史诗，因此也说明了古希腊悲剧精神其实在荷马史诗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因此我们应该说：埃斯库罗斯（Aeschylus，525 – 456 BC）、索福克勒斯（Sophocles，497 – 406 BC）和欧里庇德斯（Euripides，480 – 406 BC）并非古希腊悲剧的发明者，而是集大成者。

图 3 阿喀琉斯（Achilles）大战（赫克托耳）Hector，古希腊陶器绘画

2.2 安提戈涅的两难和抉择：

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Antigone在哥哥被杀后，面临的选择是：

1）埋葬哥哥，这是符合习惯和神谕的。如果不埋葬她的哥哥，其灵魂就无法安息。

2）但是她作为大王的叔叔不许任何人埋葬她哥哥，违者死罪，Antigone有道义服从权威和长辈。

图 4 安提戈涅（Antigone）蔑视权威，埋葬哥哥

如果没有理性，那么这个选择也是不难做出的，毕竟这个服从的优先顺序首先是神，然后才是长辈。但是，按照她作为国王的叔叔颁布的法令，如果她埋葬她哥哥，她就会被处死。正是由于理性，使得这个选择成为了两难。

结果是，Antigone选择了埋葬她哥哥，坦然面对她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选择，后者是命运。命运尽管不可抗拒，但是可以选择。

2.3 理性和道义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古希腊悲剧，基本都具有这样的场景。主人公总是面临选择，而且这些选择是很难做出的，因为主人公总是处于两难境地。不仅仅是道义的两难，同时也是理性的两难，是道义和理性交织在一起的两难。

在道义和理性之间，我们很难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界线。也就是说，道义和理性是有重合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分它们，也许可以这样定义：“理性比较接近功利，而道义比较接近理想。”理性和功利之间也是有距离的，或许，功利是眼前的理性，而理性是较远的功利。道义和理想之间也是有距离的，或许，道义是现实的理想，而理想是憧憬的道义。

理性更多是功利和逻辑的，而道义更多是理想和情感的。理性和道义彼此关联而无法清晰划分。正是由于功利和情感，以及逻辑和理想，使得我们时常置身于理性和道义的两难。人们通常极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两难，因此几乎所有民族的艺术都在避免这样的两难，唯有古希腊人例外。他们的悲剧艺术就是要让每一个希腊人置身两难直面抉择。

3. 两难和抉择才是希腊悲剧的精神所在

到现在，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是古希腊悲剧精神了。

古希腊悲剧精神最本质的就在于“两难和抉择”，或曰“把主人公和观众置于理性和道义的两难境地，歌颂直面两难，勇敢选择，坦然承担。”

因此，古希腊悲剧不是命运悲剧，而是选择命运的悲剧。主人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面对两难到底如何选择。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仅仅阐述了命运无法抗拒，那么我们几乎是“买椟还珠”，接受了其美丽无比的包装，却抛弃了其价值所在的内核。毋庸置疑，这个所谓的“包装”已经足够伟大，其可以让任何一个民族就此当仁不让地为自己骄傲和让他人羡慕。而其内涵则更加伟大。

不错，古希腊悲剧中充满了命运，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比如Achilles在杀死Hector后无可避免的自己的死亡。但是，正是命运的不可抗拒，才显示了当初Achilles抉择之伟大。他不是没有选择，但是他选择了复仇和死亡，而不是逃避和生存：他不惜以自己的死亡作为代价为朋友复仇。这就是英雄的抉择，这正是尼采心仪的榜样。

古希腊悲剧的最重要的和最精髓的，就是选择的过程和结局。之所以这种选择直击人心，是因为这种选择是在两难中进行的，而其结局是令人惋惜痛心疾首的。荷马时代的史诗也好，古典时期的雅典悲剧也好，它们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也是向观众听众质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如何选择？！

我曾在古希腊剧场的遗址上久久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半圆形剧场低处的舞台，想象当时的演出情景。严格地说，那不仅仅是演出，那更多是一场拷问，是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的良心和智力的挑战，是对一个人理性和道义的质问：这就是你所处的境地，这就是你面临的选择，你，怎么办？！

这不是对一个群体的提问，否则你可以躲在“集体”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后面逃避你的责任。

这不是一个对上苍的祷告，否则你可以假装无可奈何，而丢弃你的勇气。

这更不是一个对权贵的祈求，否则你可以匍匐在地，拱手交出你的权利。

这是一个来自理性和道义对你个人的质问：你，就是你，如何选择？

这就是古希腊悲剧的意义和精神所在。

图5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古希腊剧场（ Amphitheater），公元前4世纪，可容纳14,000人，这是保护得最好的古希腊剧场。笔者摄于2016

4 古希腊vs华夏

4.1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源头

我们可以用以考证的文字记录中，《荷马史诗》是比较权威的。这是一部远早于《圣经》的作品。前面怀特海提到的古希腊古典时期的三大剧作家的一些作品的原型就取自于《荷马史诗》中的叙述。作为华夏背景的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荷马史诗》的陈述方式。

比如，史诗的上部《伊利亚特》的结尾就是很难理解的。十年的征战，希腊联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胜利终于在望。按照华夏的叙事方式，那么一定是收尾在攻克特洛伊的伟大胜利之后，庆祝胜利，载歌载舞，欢呼阿伽门农的英明领导，誓言从胜利走向胜利。难道不是吗？我们每个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几乎都会这样写。

但是，《伊利亚特》的结尾写的是敌方特洛伊的英雄Hector战死后的葬礼。Hector遗体被火化，一缕青烟，从特洛伊城升起，《伊利亚特》戛然而止！希腊联军的胜利尚未到来，领袖的英明无从提起，可歌可泣的牺牲尚无回馈，这就结束了？中国观众是无法理解的，如果在电视机前，一定顿足捶胸，大骂编剧和导演。但是，这就是古希腊。

胜利并不需要鼓吹，而反思却必不可少。

史诗的下部《奥德赛》确实描写了攻克特洛伊，但是其巨大篇幅却是写征服特洛伊后奥德修斯艰难的返乡历程。结尾是奥德修斯和妻子以及父亲的重逢，本来圆满的结局却被强烈的对比撕裂：奥德修斯的父亲见到儿子的喜悦和被奥德修斯杀死的那些猛追奥德修斯妻子的那些人的父亲们的丧子之痛。

审视人生，承担责任，刨根问底，绝不粉饰，这应该是悲剧的源头。

《荷马史诗》并非凭空想象了这样一系列场景，而是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4.2 自由至上vs以食为天

古希腊悲剧中的两难在华夏现实中也是经常碰到的，但是华夏的剧作家都选择了回避，因为他们自己受不了，他们的观众也受不了。理由也许是：现实已经非常艰难，艺术何必再添麻烦？

比如，面对指鹿为马，你有如下的选择：

1）说出真相，接受惩罚；

2）躲避惩罚，隐瞒真相。

我们无可救药地以整个群体的规模选择了后者。

时至今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年轻一代几乎都不知道。那些作为父母的很多选择了对子女隐瞒，那些幸存的当事人选择了在粉饰和谎言面前沉默，选择了面对无知的后来者的若无其事。这还不是生存和死亡的抉择，而仅仅是方便与否的选择而已，作为整个集体，都如此选择了隐瞒真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向前看。

最后，我们这个民族就只好选择歌颂和哭泣：

当强权压顶时，我们选择了歌颂；当灾难来临时，我们选择了哭泣。

其实我们不敢正视两难，我们总是在混淆是非，美其名曰“难得糊涂”；我们没有直面和选择的勇气，而只有逆来顺受的驯服。因此华夏的艺术缺乏人性的光彩。比如“窦娥冤”，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比如“孟姜女哭长城”……他们可泣，但不可歌。哭诉和颂圣成了华夏艺术的主旋律，久而久之，它们成了我们的精神寄托和价值所在。

于是，我们没有悲剧，而只有惨剧和颂剧。惨剧声泪俱下，颂剧山呼万岁。通常以惨剧开始，以颂剧结尾。

我们也没有喜剧，因为喜剧要竭尽讽刺之能事，谁有权就讽刺谁，因此需要有悲剧精神的勇气。于是，我们只有闹剧，拿残疾人和弱者来糟蹋一番，如此而已。

必须说，华夏仍有勇者，他们选择了真相，但也因此备受折磨。这样的基因尚存几何？不得而知。

由于以上的迥异，而导致了宏观社会的云泥之别：古希腊人用悲剧的形式把这种勇气和这些勇士永远地用艺术褒扬彰显，而我们却让这些凤毛麟角的勇士和勇气随着岁月烟消云散。

那么，为什么华夏没有悲剧？

古希腊人认为幸福源于自由至上，为此必须勇敢。在公元前431年雅典的首席行政官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道出了秘密：

“……请牢记：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

而华夏人认为幸福源于以食为天，为此必须有权力。要么是自己获得权力，要么是借助老爷的权力：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皇恩浩荡，感激涕零”。

在这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主宰下，悲剧是不可能在华夏诞生或生存的。即便如屈原，也只能顿足捶胸乞求苍天和皇上。屈原的后代，就更不用提了，除了“粽子”，他们无所关注。

值得聊以自慰的是，在《荷马史诗》诞生后近3000年，一位民国的著名作家终于道出了悲剧英雄的勇气：“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尽管他说错了悲剧的意义：“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5. 两难——选择和担当

直面两难，勇敢抉择，承担命运。这就是古希腊悲剧所要弘扬的。

我相信，在古希腊的悲剧上演时，那些在扇形大剧场观看的成千上万的观众们，他们和主人公一样被置于两难的境地，“如何选择？”这就是每个古希腊观众面临的问题。

如何选择？如何行动？我怎么做？不是我祈求上天如何做，因为上天不会修改规则，一旦你选择，你就要承担责任和后果；也不是我祈求君王怎么做，这和他们无关，这是我自己的理性和道义。这直接导致的就是公民素质：勇于选择，承担责任，从我做起。

古希腊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就体现了典型的公民人格。虽然他因其伟大剧作而享誉整个希腊世界，但他在自拟的墓志铭上却仅仅以“雅典人”和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的重装备步兵”的身份被世人记住，而只字未提他作为伟大剧作家的身份。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在战役中阵亡的兄弟，也许是由于他更加热爱他曾经用生命捍卫的自由和民主的雅典，也许他更加为自己是一个马拉松战役的重装步兵而自豪。这就是埃斯库罗斯的墓志铭：

“在这墓碑下躺着雅典人，欧福里翁的儿子，过世在丰饶的杰拉的埃斯库罗斯；

对他的英勇，马拉松的草木可以引言作证，长头发的波斯人更心知肚明。”

这就是古希腊精神，这就是孕育了公民意识的古希腊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这些古希腊人，在自然面前充满理性，这就使得科学得以诞生；在社会面前承担道义，这就使得民主成为可能。

没有这样选择的勇气，就不可能正视证据，就不可能有质疑精神，也不可能直面逻辑得出的结论，因此不可能有科学。一旦选择，则被选择的命运轨迹就不可改变，而这轨迹是有规律和可被认知的。虽然我们不能违背这个规律，甚至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规律，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它。这就是科学精神。

没有这样的精神，就不可能有选择的勇气，更不可能有行动的胆量，也不可能坦然面对抉择带来的后果，因此不可能有民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按照我们的标准和理解进行选择，进而行动，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民主精神。

6 理性和道义——自由的基石

至此，我们应该理解：古希腊悲剧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表述命运不可抗拒，而在于表彰在置身于不同命运的两难境地中基于理性和道义而进行选择的勇气。这就是自由的基石。

悲剧精神首先塑造了自由至上的人格，然后由具备这样人格的人创造了科学和民主。这种人格，我们可以称作公民人格。没有这样的人格，就不可能有远离功利的探索，亦即科学；也不可能有自我承担的社会管理，亦即民主。简言之，只有具备悲剧精神，才可能产生公民，才可能产生科学和民主。

正是被置于理性和道义的两难境地而勇敢抉择的精神，提升了古希腊人的理性和道义。这理性，辅以道义，产生了科学；这道义，辅以理性，推进了民主。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科学和民主的共同的源头：古希腊悲剧。因此，在科学和艺术之间，以及政治和艺术之间，其实是没有本质的隔阂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正处在丧失理性和贬低理性的时代，激进派从来都趋于狂热蔑视理性，保守派中也不时担心“理性的自负”。真正的理性是不会自负的，因为理性的构成首先是“批判”。在历史上所谓“理性自负”时刻都是丧失理性的时刻，亦即以狂热取代理性的时刻。

理性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批判。所谓“理性的自负”，本质上是理性的丧失，亦即对批判的拒绝。只有不允许批判，才会有自负。一个崇尚批判的地方，是没有自负的生存空间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留着以后讲。现在让我们回到悲剧主题。

正因为如此，前面所述的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也是贴切的。当我们欣赏了主人公在两难境地做出艰难抉择，进而付诸行动，然后直面结局，此时我们的心情不正如同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样吗？这正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对于主人公的同情，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质问。

正是这群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的古希腊人，在理性和道义上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他们的那些举世瞩目和历久弥新的在科学、艺术和政治领域的成就，至今还在引领着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忘记“赛先生”和“德先生”。

注释：

[1]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

[2]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