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汉字的形成,到出现文书和书籍,历史还有一段漫长的发展之路要走。所谓'甲骨文',乃是商代后半期殷王室用龟甲(多用的是龟腹甲)、兽骨(以牛肩胛骨为最常见)占卦时形成的ト辞和少量记事文字。
这种记载,虽然并非正式的史著,但因其内涵丰富,时代较早,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发现以后,便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们探讨研究的兴趣。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工夫,已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了。它起初被人称为契文、甲骨刻辞ト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在通称为'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地,是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的一个村落,那里是当年殷商(第二十代国君盘庚)的故都。因为洹水决堤,将原埋藏在地下的大量甲骨冲刷现世。开始时,人们以为这是'龙骨',便捡拾来入药。有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在无意中注意到这些甲骨片上的文字,便赶到河南去收集了不少带回去研究。随后,刘鹗也收集了许多。经过他们以及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认定这些甲骨文字正是当日史官所窖藏保管的珍贵皇家文献。
商周帝王凡举大事,都要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ト,然后把与占ト有关的事项,诸如占ト时间、占ト者、占问内容、预兆结果、验证情况等一一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成为一种档案。除占ト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属于记事性的刻辞。
甲骨文献作为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其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等,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种最直接的重要史料。
古文字学家们对十万余甲骨片中的文字做了研究后发现,其结构已由独体走向合体,而且有了形声字,因此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如今,在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已经辨识出了一千七百多个。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其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也就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内壁、内底或其他部位上的铭文。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但到中期时铭文字数大多只有一两个字,至多四五个字。直到商代晚期,铭文也未超过五十个字。其内容甚是简单,只是在于标记青铜器主人的族氏,识别不同的用途。
进入西周以后,铭文的内容、形式、数量、书体等都有了很大変化,如毛公鼎、小禹鼎铭文长达数百字。就内容而言,记载有王室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祀典、训错、田猎、盟约、戎事等,成为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的重要史料。
原来周人灭商以后,为了现固其统治地位,便竭力加强以礼制为核心的政治建设。他们以青铜礼器为载体,铸以长篇铭文,以颂扬祖德,刻记功烈,旨在传遗后代子孙,强化权威,加强其在宗族体系中的高贵地位。般说来,商周到春秋时期的铭文是铸成的,而战国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刻面或錾成的。它们是汉字发展史研究的珍贵资料。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字体齐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了板滞的传统,变得丰富而且富有变化了。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有铭文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是现今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其文字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徐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代表作。此外,大盂鼎铭文、散氏盘铭文,也都是钟鼎文中的上乘作品。
钟鼎文在汉武帝时就已有发现,曾经有人将在汾阳出土的一只鼎献进官里,汉武帝以为吉祥,于是在公元前116年,将年号定为'元鼎'。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对金文做过研究和记载。
春秋晚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和大变革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原本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已徒具虚位,各诸侯国的公室也日渐衰落,而各国卿大夫之间争权夺利却日趋激烈,屡有令人惊悸的事件发生。这在曾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尤为典型。
1965年至1966年,在山西侯马的晋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被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这批玉片大小不ー,总共有五干余件,每件都由人工精琢细磨而成。玉片用毛笔书写,字迹颇为清晰多为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字形与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铭文有些相似。字数多的有二百个左右,少的只有十来个。从书法艺术角度看,它们笔锋清丽,显得舒展而有韵律,很有鉴赏价值。
'侯马盟书'作为晋国赵鞅(即赵孟、赵简子)与卿大夫之间订立的文字规约,其文字内容如今已基本识读。它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等等。可见,它是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内争'至'四卿并立'激烈政争的见证,拉开了作为标志战国时代开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侯马盟书'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以及晋国的历史,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情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被列入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之一。
中国的记录文字主要是简帛类的文字,纪念文字主要是金石类的文字(如西、东周的金文和秦、汉碑铭文)'。但'熹平石经'却是例外,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官府颁定的儒家经典书籍的刻石。由于当时的图书是依靠人工辗转抄录而成的,抄来写去难免错讹百出,所以由东汉文学家蔡邕等人联名向汉灵帝提出建议,将儒家经文刻制成石供学官们正定校勘,作为向太学生讲授的标准经本。
此举自东汉创例之后,先后有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五代'蜀石经'等纷纷在不同的时空间问世,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社会上的传播。其中'熹平石经'与三国魏正始年间所刻'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年间所刻'开成石经',同为中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总之,中国象形文字的发明及其各种书写载体的被利用,尤其是当两者结合而为原始文书和书籍被应用推广于世,具有划时代的文化意义。就汉字书写和记录的载体而言,何双全指出,在中国是沿着甲骨、简牍、纸张三个主要阶段推进的。
从三种材料的更替时序看,甲骨最早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消失于西周末期同时使用的铜器铭文,延至战国,其后被简牍所取代。所以商、周时期的文字书写,其主流是甲骨,因此我们将商、周时期称作'甲骨文时代',这个时代长达千五百五十三年之久。
简牍始用,根据甲骨文提供的信息,最早应出现在商代,与甲骨同时使用。但据考古发现,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大量发现于战国,消失于魏、晋。这一段时期内,曾出现过帛、石质等书写材料,但最终因不普遍使用,就逐渐消失了。因此,我们将春秋战国至魏晋时期,又称作书写材料的'简牍时代',这个长达千一百九十年左右。
纸张的普及又使竹木简牍消失,即魏、晋以后,纸是文字的主要载体,通用至今,约有一千五百八十二年的历史。何双全说:'甲骨、简牍、纸张三者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字的传承系统,使大量历史文献得以流传,其中筒牍充当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从地下出土的文物得以充分证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