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意识觉醒于古典时期

古典时期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理性的太阳，同时照亮了东西方，希腊哲人和先秦诸子并世而立，人类还没有哪一个时期比这个时期壮丽。

雅典学院（梵蒂冈博物馆）

公元前500年左右，人类文明在转型，在飞升，尤其人类精神，如电火行空，迸发出天道和天命的理性之光，穿透神话思维的屏障，将人类的历史意识猛然照亮。

人类的历史意识觉醒于古典时期，然而追根溯源，却要从荷马与周公谈起。荷马有史诗，希腊方式——城邦制就在“史诗”的摇篮里诞生，而周公有“诗史”，中国方式——封建制则在“祭祖歌”的赞礼— “诗史” 中分娩，历史意识之始是文明初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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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与“诗史”

“史诗”，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精神在“英雄的故事”里奠基。荷马就是古希腊民族的集体记忆的代表，他的说唱，赋予一个海洋文明英雄主义的理想。

而“诗史”则不同，它是一代王朝的宗庙记忆，以家族为根底，以“祭祖歌”的形式，使宗庙祭仪转化为宫廷礼仪，在对祖宗的颂唱中，追求帝祖合一、帝王合一。

史诗和诗史，或与神话交错，或为祭祖乐诗，严格说来，它们皆非历史。

历史意识的完全自觉，从客观上来说，应该从对历史的纪年开始。纪年，是以人为尺度来测量时间，它意味着人类行为，剪断了神话的脐带，从神话转化为历史。

在神话思维中无足轻重的人类，在历史意识中成了活动的主体。

历史意识，在东方和西方同时醒来，照亮西方的是命运的逻各斯，而照亮东方的是王。孔子以王纪年，为王纪事，代王立言，那天、地、人之王，就是孔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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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是历史意识的反映

纪年，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自觉。中国历史，虽以“共和纪年”开头，但它还是自发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更何况，它并非以“王”纪年，不能代表王朝史观。

中国历史纪年，始于西周“共和”，然而，“共和”伊始，就是“共和者”的墓志铭，从“共和”中自觉的那一点历史意识，如火花灿然一现，很快又回到了起点。

西周“共和”，是周公和召公面对暴君和暴民而做的一个临时性的政治路线的选择，并非带有根本性的国家制度安排，其历史意识的突然觉醒，缘起于要对列祖列宗有所交代的忧虑，所谓“纪年”，就其肇始者召公、周公而言，乃是对与自身密切相关的非常性事件——“共和”行政的记录和确认，以此告诫后人，他们共同执政，既非“革命”，亦非“僭取”，而是以“共和”等待新君，迎接新的天命莅临，有如周初时周公旦的处境。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召共和”的周公，并非西周初年的周公旦。

周、召二公，将他们的“忧”，记录在历史的年表上，这便是“纪年”。以“忧”纪年，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面，那就是对于“共和”及其未来的忧患意识。

而西方的历史纪年，却始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是一场“神人之际”的盛会，是溥天之下全人类共同分享的庆典。古希腊人的历史意识，凭借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共同信仰和对人体美的理想，在被圣火点燃而由体育运动带来的集体欢腾中觉醒了。

中国历史纪年，比古希腊早了半个多世纪，与此相应，此前周公比荷马，此后孔子比苏格拉底，也都早半个多世纪，它赋予中国文明一种少年老成的矜持和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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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与中国史官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神的世界发展得并不充分，与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是以鬼神的形式出现的祖灵，而祖灵，既是神的，又是人的，就其在天之灵而言，它属于神，就其作为祖先而言，它无疑又属于人。作为神，由于血缘纽带的束缚，它未能超越生死获得独立的发展形式;作为人，它又只能以鬼神的形式存在，人性的因素在鬼神的形式中得不到充分发展。

孔子对作为鬼神的祖灵敬而远之，对祖先之灵，则以历史来安顿。

他没有把人和神的世界分开，未剪断人和神的脐带，而是将他们一体化。

其于自然，亦复如是，以人为自然产物，立于天地，可以实现天人合一。

天地生万物，原型为父母;始基生万物，因逻各斯而转化。因此，天地之自然，是个生物性的存在;而始基之自然，则是个物理化的世界。作为生物性的存在，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物理性的存在，人与自然各成一世界。与自然为一体者，理性习于顺应自然，常以自然为法;与自然相对而两立者，理性惯于支配自然，多为自然立法。

希腊神话有三个世界，分别由三位神来主宰，但最高的统治者却是命运。

希腊哲学也有三个世界，在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之外，哲学又发现了自然界。在自然界里，神让位于始基——水与火等物质元素，而命运也退位，被逻各斯取代。

而中国史官文化，从孔子到司马迁，都没有分为三个世界，他们都认为三者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在于“究天人之际”，人与神的统一性在于“通古今之变”。

孔子和司马迁，皆以一己之学修史，以私学取代官学，皆以非官方立场立言，以个体代表王制。孔子向往周公摄王政、行王权，梦寐以求，司马迁则仿效孔子作《春秋》而著《史记》。孔子不是从行动上，而是在思想上自命为王，以平民身份代王立言，以学者志趣来行王道，这就难免要将自己王化，所以，他这样说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因为，孔子就是那个隐于《春秋》背后的“历史之王”，他在《春秋》隐微处，发出“微言”，阐明他以王者自居的“大义”。司马迁亦如此，当《史记》完成时，他竟然也忍不住要表明一下自己的心迹，但他不像孔子那样“微言”，而是敢作“豪语”，他说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岂不就道出了他也有以王者自居的豪情?

秦汉儒者以圣为王，就是以孔子为王。陆贾一扫自荀子以来儒家“圣人之不得势者”的自卑心情，他言必称孔子，主张“法圣人”，认定孔子的使命，非据乱世为王，而是为汉家立法，作为“王”的万世师表— “素王”，虽非现实之王，却是理念之王，所有的现实之王，都要向他看齐，因为，他为现实之王建立了王的范式和标准——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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