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考古理论的盲从可以休矣，聚落的真实力量是以面积大小来衡量的吗】
美国学者戈登·威利在1953年通过对秘鲁河谷地带印第安部落考察并出版了《秘鲁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一书，其中“区域聚落形态”的理论可谓一石惊起千层浪。迅速成为了“20世纪世界考古学发展的最重要理论成果”。同时在80年代末由张光直先生传入我国，堂而皇之的成为了我国聚落考古的一个灯塔。

一时间，对“区域聚落形态”的研究成为了我国考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陈淳教授2004年出版的《考古学理论》一书更是将我国对“区域聚落形态”的研究重点定格在史前晚期，也就是大概在龙山的末期。似乎只有这个时期我国才出现以聚落大小和内涵等级差异为特点的“区域聚落”。真的是这样吗？

最近连着花了几天时间，通读了一遍高江涛老师的《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加上前阵读的许宏老师的《先秦城邑考古》一书，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从8000年前到3000年前，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国大地上聚落遗址可谓星罗棋布，这些聚落究竟是以怎样的状态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

翻看文献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裴安平先生的一篇文章，名为《区域聚落形态可以休矣》，此文发表时间为2015年，巨大的吸引力让我很快读完了这篇文章，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裴先生首先通过对关中平原和安徽水阳江流域的旧石器遗址群做了分析，说明在旧石器早期，实际上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类似“区域聚落形态”这样的现象。同时他进一步举了新石器中期裴李岗文化为例来说明，裴李岗文化不仅出现了面积达到30万平米拥有环壕的新郑唐户这样的中心聚落，同时在贾湖遗址还出现了以数百颗绿松石和象牙雕版为随葬品的特殊墓地。

这样的聚落能说明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等级分化这样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新石器晚期才出现“区域聚落形态”这样的结论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聚落的形成是离不开人和自然的，国外那套以某个遗址面积大小为尊的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对于一个聚落群来说，中心遗址的面积通常都会大些。从高江涛老师《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对中原地区从仰韶到商代各个聚落的详尽分析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点。但遗址真的是越大越好吗？

肯定不是这样的，裴老师文中举了陶寺的例子，非常有见地。我这里引用一段原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下裴老师的原文。

“考古考的是历史，历史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而不是以物为本的历史。历史的多样性、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比比皆是，不仅遍及各个地区也遍及各个时代。为什么夏商周建国的中原与关中史前的城址就不如周边地区的城址大？为什么中原最大的城址也不超过100 万平方米，而比浙江瓶窑、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湖北石家河的古城都小了一圈？为什么有大城的地方没有夏商周而没有大城的地方却诞生了夏商周？此外，中原与关中所有遗址、城址里面的内涵就没有一个超过了瓶窑、石峁和陶寺，这又是为什么？”（这里指的是夏以前，基本上说的是龙山中晚期时候的现象，这个时候各地出现了很多城址，也包括中原地区）

“显然，不能过分强调大遗址与内涵的重要性，更不能将大遗址与内涵都树为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绝对标准。
陶寺，就曾经因为又大又有物质内涵而被树为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标志。但是，它的城墙被扒了，宫殿被捣毁了，祖墓被掘了，观象台也被弄得惨不忍睹，城里的男人也被成批地杀了，头骨扔到灰坑里了。显然，陶寺充其量应该只是一个夭折了的文明的代表和象征。但是，它的面积又大、内涵又好，让人难以割舍。于是，有人在内涵的认定和诠释的时候就采取了‘双重标准’，只讲正面的、漂亮的、引人瞩目的；而对那些负面的、凶险的却只字不提，或提之甚少。”

“为什么要这样呢？这实际上也说明遗址或城址的面积大小与内涵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社会是复杂的，很多时候仅仅使用这种标准难以理解和说明文明的特点与真实过程。”

裴老师文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我们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做引用了，其实我自己也形成了一个新的认识，这里面有新近比较热闹的“双槐树遗址”的原因。双槐树遗址和西山、大河村几个重量级的遗址是什么关系？与之前的“西坡-北阳平-杨官寨”又有怎样的联系呢？龙山晚期陶寺出现产生和灭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我们会在后面的文章里陆续做出分析，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