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与校园建设
要说时局都是那个时局，可为什么有的大学一贫如洗、抱残守缺，有的却趁势而上、广厦千万呢？除了先天不足、生不逢时、阴差阳错、将计就计，还跟校长有关。一校之长，内树风气、外争资源，大学因校长的不同发展程度有云泥之别。
首先，最重要的是校长和政府的关系。虽有各种法律条文，国民政府总体还是人治政府，政府要职由蒋介石的亲信把持，任何机构要想获得资源，就看与蒋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办事还是要钱，无须开会论证全凭蒋的手令批条，王奇生教授说蒋“有时候手令下得太多，连他自己都忘了，以至于有的军官存有蒋介石一箱子的手令”。
中国近代大学起步在甲午战争以后，但大的发展还是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当初草创大学时大多先利用城里的老旧府第，后来规模扩大很多大学都面临建设新址的问题。国立大学里，与北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武大珞珈山早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最美校园之一，从1929年开始勘测到1937年战前两期工程占地3000亩，共修建大型建筑30余项，耗资570余万银元。这一切都跟武大首任校长王世杰有关。为了筹款，王世杰亲自游说湖北省财政厅、财政部长宋子文、行政院长谭延闿、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并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落实了这笔钱。蒋介石在此期间住进武大邀王氏为其讲学，并慨然为武大拨款，王世杰受到蒋的赏识后来直接被延揽至政府，历任党国要职。
王世杰与武汉大学新址
另一个例子是罗家伦，这位北大英文系的高材生游学欧美归国以后，出任中央党务学校教务长，受到时任校长的蒋介石的信任。罗家伦31岁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34岁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凭借与高层的关系都大有作为。特别是在中大，他认为四牌楼校址区区300亩没有发展空间，打算另辟新址建筑万人大学，获得蒋介石首肯。1934年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元，由行政院按月拨付。遗憾的是，新校址刚开工全面抗战就爆发了，这个“理想的学术都城”成了罗家伦一生萦怀的“玫瑰色的甜梦”。
罗家伦和中央大学新校舍计划草图
而几位北大校长跟政府是什么关系呢？有好有坏，时好时坏。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是北洋政府时期，十年间他七辞校长，有半数时间不在学校，他和北洋政府的关系显而易见。至于跟蒋介石，虽然早期有支持有合作，但杨杏佛被刺后两人的关系就急转直下了。
胡适和蔡元培一样，都是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在“民主与独裁”大论战中，胡适是民主阵营的旗手,他的自由主义底色与蒋的独裁注定是格格不入的。胡适去世时，尽管蒋亲临致祭并赠送了挽联，但在当晚日记中却说“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蒋梦麟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留美时做过孙的助手，担任过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没有多么密切。
胡适与蒋介石
四位校长中，最得蒋介石信任的要数傅斯年。战后蒋梦麟改任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就属意傅斯年继任北大校长，经过傅斯年两次上书才改为胡适。按说傅斯年也是自由主义教育家，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独裁，但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傅斯年代理校长的一年也是北大与政府关系最好的一年，正因如此，北大才在傅斯年手中争得大量校产资源。西南联大三校复员经费原计划是北大10亿、清华12亿、南开8亿，傅斯年力争北大追加到14亿，成为最大赢家。
1946年6月，傅斯年陪同蒋介石游北平文丞相祠，乘机向蒋报告北大财政困难，后也得到圆满解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3年国立大学经费里，中央大学172万，清华114万，北大只有90万，这固然跟学校规模有关，但联想到当时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
傅斯年与蒋介石
校长的风格类型各不相同。蔡元培、胡适都是思想家，是各自时代全国学界的领袖，两个人不论主持北大还是中研院，都是“无为而治”，只把握大方向，具体管理交给北大秘书长和中研院总干事，就像内阁制。他们着眼于全国教育学术的根本问题，经常站在批评政府某些政策的反对地位。而南开校长张伯苓更像一个经理人，维持一个私立大学，找钱是最要紧的本事，需要在政、商、军、学各界周旋拉赞助。在严修和张伯苓的奔走下，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江苏督军李纯、卢木斋、孔祥熙、阎锡山、张学良等各界名流都曾为南开慷慨解囊。在民国大学校长中，张伯苓与蒋介石建立的私谊最为密切，蒋数次批条为私立的南开拨款、捐款。当有学生抗议南开接受一些名声不好的军阀政客捐款时，张伯苓却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正因为这样的实用主义，南开大学建起了一批西式建筑，营造了一个漂亮的校园。
1919年南开大学开学式，第二排右起第七人为张伯苓，第九人为严修，第十人为黎元洪
还有校长魄力。蒋梦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北大校长，他敢于任事，领导北大实现中兴，功不可没，但学校的规模还是同期主要大学里最小的，照比他的两个后辈傅斯年、罗家伦的气魄还是差远了。傅斯年、罗家伦两人同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北大期间就是挚友，日后都长期领导学术机关，都有汪洋恣肆的大手笔。傅斯年前文屡有述及，而一度被政府明令整顿的中大在罗家伦手中很快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到1940年中大有7大学院、56个系科，并世无匹，他在南京石子岗新校址的征地计划一出手就是8000亩，这个数字就是放在今天也让人叹为观止。
罗家伦主张把大学建在疏朗开阔的郊外的思想由来已久。1918年7月5日，罗家伦和同学雇骡车去西山游览，眼见当地树木葱茏，山势俊伟，回校后马上提笔上书校长蔡元培：“北京建大学适宜之地，厥惟西山。现虽困于经济，然吾终愿蔡公有此伟画，以期贯彻于将来。则余在校之期，虽不及待，犹当遥望母校而呼‘万岁’！”
傅斯年在台湾出席北大52周年纪念会，跟蒋梦麟谈对几位北大校长的评价时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先生，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所以若论办事才干和气魄，四位北大校长中傅斯年当属第一。
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典礼，前排左二起：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
不过换个角度想，几位校长虽没有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没能为学校争取更多支持，但这恰恰铸造了独立批判的“北大精神”，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即便是三十年代有中基会支持时，北大也首先拿出40万设立“研究教授”，聘请23位一流学者刷新阵容，坚持学术至上，然后再新建校舍。当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时，前辈们从不犹豫，为北大、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迁到燕园。也许是冥冥中的缘分，蔡元培、罗家伦等北大先哲都特别钟情于西山一带，二十年代蒋梦麟代理校长期间也当面托教育总长傅增湘“在西山的地方为大学多觅些地，以备将来把北大迁到西山去，使青年日日在天然景内涵养其身心精神”。并进一步说“我们意思最好请清室把圆明园送给北大，这园有四里阔，六里长，有山有泉，是最好的地方”。
如今的北大校园与圆明园仅一墙之隔，晴朗时可遥望西山。只不过当初广大的燕园今天的承载力已经饱和，新建大楼不得不挖掘地下空间，主校园被马路切割成几块，医学部相隔几公里远，校方又在昌平、怀柔等地拓展空间，历史何其惊人的相似。（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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