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要说身世最传奇的一个，那一定非台湾莫属了。所以当我想做一个我国省级行政区的历史科普系列时，一下子便非台湾作第一篇不可了。
提起海盗、殖民、原住民三个词，你可能会想起遥远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想起麦哲伦、哥伦布的名字，想到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和阿兹特克王朝对白种人的抗争，却绝不会想到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可事实上，用这三个词形容17世纪的台湾再准确不过了。
正如世界上其他接受了大量大陆移民的岛屿一样，彼时的台湾岛也生活着本土原住民；这些在如今被统一称为高山族的岛民，当时已有自己的语言、制度和政权。由于他们不曾留下自己的历史，大部分已经难以考证，但至少在17世纪，我们能够确信有一个叫做“大肚王国”的酋邦统治着台湾中部。“大肚王国”的部落联盟首领，或者说“国王”，被称作“白昼之王”。虽然“大肚王国”一直存在到了1731年，但留下姓名的“白昼之王”只有两位，并且还是由荷兰人记载的。
要想好好讲好这段历史，恐怕只能三线叙事了：就在“大肚王国”等原住民政权积极活跃着的同时，海盗与殖民者也正忙着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1624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那一年，海盗郑芝龙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时来到了台湾岛。
葛饰北斋创作的《鄭芝龍ガ砲術海魔ヲ劫カス》，载于《万物绘本大全图》
郑芝龙，天主教名Nicholas Gaspard，本来是一名海商。他流落到台湾岛，都要拜他的上司颜思齐所赐。颜思齐早年因受宦家之辱，怒杀其家仆，逃亡日本，从事裁缝工作；但他仗义疏财，武艺甚精，家境逐渐殷实，随后开始从事海盗业务，被日本称作（也有说自称）カーレ（甲螺），意为头目。颜思齐势力壮大后大肆招募福建同乡，郑芝龙便是其中之一。传奇故事中，颜思齐与郑芝龙等26人结拜，密谋推翻日本幕府，因东窗事发被迫流亡海上；也有学者认为，密谋政变一说没有历史依据，颜思齐、郑芝龙一行因为利益冲突才被幕府驱逐。无论原因如何，郑芝龙终于流亡到了台湾岛。他们在北港登陆，招募穷人、扩充力量，逐渐有了几千人的规模。他们也从事耕作，或与少数民族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他们赖以谋生的，还是海盗的老本行——这伙人打劫从东南亚来的商船，再以“朝贡”的名义走私往中国大陆，收获颇丰。
约1635年绘的荷兰于台湾的热兰遮城
与此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展开了对台湾的统治。其实从16世纪开始，荷兰商人就一直不断有前往台湾的记录，但是他们并未想要掌控过台湾。1622年，荷兰军官雷尔生率七艘军舰不战而占领了澎湖，直到明政府半年一次的例行巡逻时才被发现；前者与明军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攻防战，直到1624年，终于不堪中国大陆海禁封锁、物资短缺的“红毛夷”才不得不撤出澎湖，转而从台南安平登陆台湾岛。
对于荷兰人登台，认为台湾岛是“化外之岛”的明政府既没有提出异议，也因受困于不断面临的起义、财政和边境问题无法采取有力行动，荷兰人于是在岛上建立热兰遮城。就在此时，西班牙人也从西北部登陆台湾，占领了淡水、鸡笼、蛤仔难一带，与荷兰人展开商业竞争。就这样，台北的西班牙人、台西南的汉人海盗、台南的荷兰人、中部的少数民族部落王国形成了四足鼎立之势。
中国部分疆域图（求过审）
这四方里，最先产生变数的是汉人势力。1625年，颜思齐病死在嘉义，郑芝龙继承了大权，开始与荷兰人合作共存：会说葡萄牙语的他不仅成为了荷兰人与汉人之间的翻译官和重要人物，其手下将领也有不少在东印度公司中取得编制、为之效力。安抚好荷兰人后，郑芝龙又整治手下队伍，严明军令、改编整合，将原本的流寇海盗练成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军队。1626年，野心勃勃的郑芝龙进攻中国大陆，一度攻下金门、厦门、广东部分地区，并且军纪严明，深得民心。深陷农民起义和女真进犯泥潭的明政府毫无招架之力，只得招抚郑芝龙；深谙韬光养晦之道的郑芝龙毫不犹豫地在名义上投降了明政府，又借此不断扩充势力。1628年，明政府决定“以盗制盗”，交给他消灭海盗的任务，郑芝龙借此机会扩充军力，一举消灭除他之外的其他海盗，完全掌控了台湾海峡及其两岸，成为游离于海盗、明政府、荷兰人之间最大的势力；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汉人从大陆冒险来到台湾，他们是第一批将台湾视为“家”的外来移民。
现在的中国式父母常常把自己年轻时未竟的理想寄托在子女身上，其实四百年前也不例外。或许刀头舐血大半生的郑芝龙最羡慕的就是那些运筹帷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所以当他发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日本的妻子田川氏和儿子郑森接来老家泉州，自己在外面征战，留郑森在家学习四书五经六艺，期待儿子能成为有抱负的士人。
荷兰人绘制的台湾省高山族原住民
郑芝龙的重心回到了大陆，台湾的汉人便群龙无首了；失去了掣制的荷兰人借机大肆扩张势力，全然把台湾岛当成了另一个美洲和非洲：他们南征北伐原住民部落，一边用屠杀、镇压的方式占领原住民土地，又通过安抚、教育、宗教、行政治安等手段渗透原住民的方方面面。1642年，荷兰人赶走了作为竞争者的西班牙人；1645年，也就是清军入关那一年，荷兰人迫使岛上较为强大的两个原住民部落琅𤩝十八社和大肚王国签订臣服于荷兰人的条约；不仅如此，趁着汉人群龙无首，荷兰人还以东印度公司的形式组织文化较原住民更加先进的汉人为公司从事生产工作，为日本、欧洲生产鹿皮、砂糖。荷兰人竭尽所能压榨台湾的价值，到全盛的1650年，公司在台湾的收益已经达到每年四十万荷币，相当于四吨黄金。一边是深陷危机的明政府和摇摆不决的骑墙派郑芝龙，一边是贪婪无远见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的未来飘乎不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表面上看，短短二三十年内，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生产系统：中国大陆的饥荒和土地兼并源源不断地为台湾输送作为劳动力的汉人移民并带来的先进农业技术，东印度公司则用公司制组织生产，将原住民的领土当作生产资料提供给汉人移民，生产出来的作物再出口国外，标准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但这些因素还远远不足以满足荷兰人在台湾对利益的巨大追求。
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的仅靠正常手段是无法完成如此巨大的盈利的。为了攫取利益，荷兰人的一个办法是超额征收关税。
在郑芝龙横行海上之时，中日间的生丝贸易都被他垄断。出于对荷兰人的信任，日本官方及商人将荷兰人占据的台湾视为中转站，将生丝经荷兰人转手后再租赁荷兰船只运往中国，荷兰人从中获利本就不少。1627年，日本如往常一样将生丝运往台湾，没想到荷兰居然拒绝向日本租借船只，并且也阻挠日本通过其他船只或途径前往中国销售生丝，除非日本接受荷兰方面的什一税——也就是百分之十的关税。作为荷兰在远东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大量资金和货源，并且从未向其征收过关税，因此此举被日本视为巨大侮辱。作为回应，日本强硬终止了与荷兰人的合作，这一停就是十二年。在此期间，郑芝龙敏锐察觉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开辟新的贸易线路。等到1636年日荷恢复合作之时，郑芝龙已经几乎垄断了中日之间所有的贸易航线；荷兰人还想回到过去当中间商的日子，郑芝龙却于1641打通了福建安海到日本长崎的直通航线，直接绕过了荷兰人。恼羞成怒的荷兰人试图消弱郑芝龙在台湾和海上势力，却根本无法取得优势，甚至惨败而归。
日荷冲突由贸易而起，史称滨田弥兵卫事件
重新被郑芝龙教育过的荷兰人再也不敢跟他抢海上的生意，于是愈发狠毒地剥削搜刮岛上的利益。在东印度公司体制下，所有土地都归荷兰国王所有，他们要多少就要给多少，对逃荒而来的汉人来说，只不过是土地主换成了洋地主。除此之外，公司还利用大小结首制征收沉重的赋税，农民实际收到两重剥削，还要上缴金额越来越不合理的人头税和各种什一税。1629年与1636年，原住民分别发动麻豆溪事件与萧垄事件两次大型起义，1652年更是爆发了分水岭意义的汉人郭怀民起义。腐败的殖民地政府在经历一系列反抗后，不仅没有丝毫让步，反而大肆屠杀九千多台湾汉人，此后更是变本加厉剥削台湾，要求不论男女老少，凡是七岁以上的汉人都要征收人头税；也许他们心里也觉得，自己的殖民统治不会再长久了，所以才要临走前再多捞一笔。
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荷兰人从俘虏的郭怀一部下口中得知，“国姓爷”再过不久就要来台湾了。虽然郭怀一和“国姓爷”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但想起被郑芝龙支配的恐惧的荷兰人，居然真的怕到煞有介事地去大陆调查了一番。
时间回到1642年，郑芝龙的长子，19岁的郑森第一次去福州参加科举考试，他的心中还有着入世的理想，可他纵横海上、意气风发的父亲却另有企图。郑芝龙收买了朝中权贵，升任总兵。他比荷兰人要清楚，朱家的气数要尽了，当务之急是捞一笔本钱，当作自己的筹码。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上吊煤山，明福王建起南明政府，全赖郑芝龙为首的南方武装势力；第二年，南京陷落，郑芝龙又在福州拥立唐王，军国大权全归他一人所有，他的声望前所未有的高。可以说，此时的郑氏之于南明，就相当于三国末年的司马氏之于曹魏了。
然而，郑芝龙之志并不在此。他借此机会卖官敛财、扩充军备，只为有充足的筹码和满清政权讨价还价。这是他作为海盗的处世哲学。
与郑芝龙不同，郑森却颇有士大夫的风骨。那时的唐王也看出郑芝龙的野心，却又不得不依靠郑家的势力，于是将希望都放在了郑森身上，赐他朱姓，改名成功，给他兵权。
就这样，17世纪中叶的中国史上，一位尊称“国姓爷”、名为“郑成功”的大人物，横空出世了。
父子殊途
清军因郑家的消极抵抗攻入闽北后，手握大兵的郑芝龙不顾兄弟、儿子和亲信的反对，执意投降了满清贝勒博洛。
郑芝龙奋斗半生，怎么也算是叱咤海上的一代枭雄了，投清之时中国东南的外事、海航、财政权力皆由他垄断，在明、清、荷、日眼中都是不可小觑的“大人物”，可他费尽心机屯兵敛财换来的筹码却没有派上用场，轻信洪承畴的许诺后草率降清，兵权上缴、财产没收，故乡遭屠戮、田宅受掠夺、妻子被强暴，不仅博洛许诺的“闽粤总督”成了空头支票，自己也被押送北京，连人身安危都没有定数。好不容易当了个小官，结果封侯两年就被流放宁古塔，最终被斩于北京菜市口。二十万海军、三千艘甲船和多次大败荷兰人换来的海上霸权，郑芝龙苦心经营几十年的筹码与后盾，一朝之间轰然倒塌，以至于郑成功烈屿起兵时竟只有不到百名随从；幸而后者极力接收父亲的势力，郑氏集团奋斗的成果才不至于全部付诸东流。
父亲投降、母亲自杀后，郑成功悲愤交加，1646年在烈屿（小金门）起兵，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他接收还未得知变局、远航做生意归来的郑家商船，又在南澳一带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慢慢壮大了力量；更重要的是，郑芝龙降清之前曾三次与东印度公司签订通商互惠条约，范围涉及台海两岸，靠着这些父亲留下的商业遗产（虽然当时郑芝龙还没死），郑成功迅速恢复财力，同时供养起规模可观的军队。
郑成功的船队兼有商业和军事功能，既在军事上掌控了台海和福建沿海地区，也保有相当强大的商业实力。首先，郑氏的军事和商业行为直接影响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状况——允不允许商船来台、允许多少商船来台，几乎是郑成功一句话的事。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曾劫杀郑氏商船及中国人船员，郑成功一怒之下封锁对台贸易，也禁止外国商船来台，荷兰人只得派人求和；同时，郑成功还设立名为山五商、海五商的秘密商业组织，同时兼有情报机关的功能：通过如此手段，郑成功的心腹遍布中国大陆、朝廷上下；此外，为了遏制海上抗清力量，清政府施行“海禁”政策，这反而帮助郑成功垄断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通过“以商养军”，明郑与满清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抗衡，经过厦门、漳州、潮州、海澄等一系列战役后，郑成功在大陆攻占了不少土地，清政府也逐渐力不从心；郑成功还同时援助李定国等其他抗清势力，这更让清政府感到棘手。1653年、1654年清军两次重大军事失败后，顺治帝寻求议和，多次开出丰厚的条件招抚郑成功，均被其拒绝；郑氏还趁此时机又取得了几场大的战役的胜利。顺治帝见和谈不成，一气之下以“通敌”和“劝降不力”为由治了郑芝龙的罪，流放宁古塔。
1658年开始，明郑三次北伐，军队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受百姓爱戴。1659年，在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胜利后，明郑克复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包围江宁府城，江南一时震动，百姓纷纷剪去发辫脱去旗袍并哭声言道：“时久不见大明衣冠矣！”然而此后不久却遭遇清军突袭，明郑元气大伤，退回厦门；1661年，康熙登基后，着力于遏制明郑，先是严明海禁政策，“片板不可下水”，又实行“迁界令”，将要求沿海禁止有人居住，将闽粤百姓迁往内陆，再在沿海修筑工事，严禁走私贸易。这些举措直接封锁了郑氏的贸易业务，断绝了郑军的经费来源，明郑陷入困厄；清廷又处斩郑芝龙，刨了郑氏的祖坟，从精神上折磨郑成功的意志。一时间，郑成功只能占有金门、厦门两岛，还面临军费不足、军粮短缺等问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此时的郑成功离众叛亲离只有一步之遥，他急需一个新的基地和军备来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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