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一出悲剧的引子。那个身着黑袍的法国传教士来到景德镇时，康熙南巡的龙舟还在返航的运河之上。弥漫的烟尘，如同细密的灰雪，缓缓地洒落。在中国马疲倦的眸子看来，这位异邦骑士原本苍白的脸色正日趋黄色。驿站前，他轻捋了几下胡须，惊讶的目光游移不定。时近黄昏，周围苍茫的山脉提醒他已经进入包围圈，有生之年或许再也无法返回地中海的故乡。命运陡变生发的恐惧，让他在高大的御窑烟囱前退后了几步，倒吸几口凉气。他想起遥远的祖先普罗米修斯，但此刻他羞于承认：我是一个窃火者。
这名传教士名叫昂特雷科莱，中文名为殷弘绪。他最初惊恐与惶惑交织的情绪，潜居此地十年之后才得以舒缓。1712年秋天，刚安顿下来，他便写信给本国的奥日神父：
“与中国其他人口稠密、土地宽广的城市相比，景德镇不能称为城市。叫做镇的地方并不多。要使交通和商业发达，一般不设城墙，这样既便于扩张地盘，又便于输进和输出货物。景德镇拥有一万八千户人家，一部分是商人，他们有占地面积很大的住宅，雇工多得惊人……景德镇边沿美丽的河岸，足有一里多。也许人们把它想象为房屋鳞次栉比，但事实绝非如此。街道笔直，按一定距离纵横交叉，无空地；房屋拥挤，街道狭窄，若走在街道上，如处于闹市中心，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担夫叫喊让路的声音。”
殷弘绪还看到了壮观的妈祖庙。一个瓷器商人为经营贸易而横渡大洋，遭遇最强烈的风暴时妈祖显灵，才逃过一劫。为兑现当时的许诺，他以全部财产为天后建造了一座宫殿。殷弘绪希望，这座宫殿有朝一日能够变为教堂，献给圣母玛丽娅。
依靠官方颁发的文牒，殷弘绪在景德镇畅行无阻。他从当地官员那里得到了《浮梁县志》，尤其精读了第四卷中关于瓷器的章节，迫不及待地想要解开心中的谜团：发明者究竟是谁？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或是出于什么偶然才发明了瓷器？
他们纤细的手握紧同样纤细的画笔，在瓷胎上描绘山水、花鸟、仕女或倜傥的名士，当然，也会写诗。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双手日渐衰老、皱纹密布，形同笔下疏朗的树枝，而瓶身上的画面也愈发灵动、遒劲。他们或站或坐，眸子时而凝滞，时而发光，尺幅将竟之时，交瘁的心力方得以舒缓。日月几何已置于身外，仿佛流转的瓷瓶已构筑了一个立体的世界。
殷弘绪最终死于北京，然而西方通向中国瓷都的道路并未断绝，反而开始分叉。
1955年10月，就在醴陵人成功复原了釉下彩瓷烧制技艺之后，西方陶瓷技师陆续来到这座新兴的“瓷都”学习。当时的永胜瓷厂还专门设立了接待、培训他们的机构。新时代的访客，自然也想解开当初殷弘绪的疑惑。他们多数人知道中国苏醒前夜那个叫熊希龄的人的故事，以及后来醴陵釉下彩瓷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所取得的辉煌，但旁枝的情节并非他们最大的兴趣所在。他们悉心钻研釉下五彩瓷的烧制方法，同时把它与景德镇的粉彩以及青花等瓷器对照，所得的结论让他们更为疑惑，尽管出自同一源流，两个城市的工匠绘制瓷器的理念竟然存在巨大的差别。两者相距并不遥远，是什么阻碍了他们进行深入的沟通？
目的明确的西方人，往往技艺初成便动身离开，似乎有意避免殷弘绪那样客死异乡的命运。反倒是无心深究的旅行者为中国瓷画师们拍下了珍贵的肖像。在漫游过南中国的美国人哈里·弗兰克的镜头下，那个戴着眼镜的画师和晚清帝国一样，似乎就要成为木乃伊，消瘦不堪却又回光返照般地精力旺盛，他常年枯坐在凳子上，面对造型各异的瓷瓶，施展巧夺天工的技艺。在摄影师看来，这种技艺，旁观者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却带有难以复制的密码。
如今，来到景德镇和醴陵的西方人依然络绎不绝，多是为了旅游参观而非做生意或者寻找什么秘密。瓷绘艺术依然是他们最大的兴趣点。这对年轻的导游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煞有介事地介绍之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个诗、书、画、瓷四位一体的世界，曾循着怎样的色彩序列演进，凝聚了多少画师的心血，何以流转至今；其中模糊的区间，又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双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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