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主要有佛像的成造和唐卡的绘画。唐卡作为一种宗教法物性质的艺术品，宗教图像学和教义阐释是第一位的，其神圣性和宗教功能特别受重视，所以主要是由紫禁城中正殿画佛像喇嘛完成的。但清代，特别是乾隆朝各民族文化大交融，当时身处宫中的著名西洋画师、汉族画师也参与了唐卡绘画。这不仅丰富了藏传佛教艺术的表现手法，更为宫中唐卡的绘画史平添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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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唐卡绘画绝大部分是由紫禁城中正殿工作的普通画佛像喇嘛完成，只有小部分是由乾隆指定，由章嘉呼图克图等驻京大喇嘛绘画。这些著名的大喇嘛的情况，有相当多的传记资料和档案资料可查，而对于承担了大量唐卡、佛经绘画的普通画佛像喇嘛的情况，甚至是最基本的资料，比如，他们的来源和族属，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了。在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只是偶然留下了一些画佛像喇嘛的名字，使我们得以稍微补充这方面的缺憾。
《释迦牟尼佛像》唐卡
乾隆五十年（1786年）十二月十五日，中正殿画佛副达喇嘛扎克巴多尔济恭进拜迦牟尼佛与十八罗汉像唐卡，布本设色，纵67厘米，橫5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在清宫档案中，时间越早，记载越不详细，所以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画佛像喇嘛的记载绝大多数是在乾隆三十年 (1765年）以后。最早的一例见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档案中，一位画佛像喇嘛名叫阿旺嘉穆措完成了慧曜楼六品佛楼中的唐卡绘制。慧曜楼（紫禁城建福宫花园）是当时宫中举建的第一座六品佛楼，极受乾隆帝重视，这样重要佛堂的绘画由他完成，说明他是当时宫中最优秀的画佛像喇嘛。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正殿画佛像喇嘛伊什为乾隆画御容佛像。绘画中乾隆扮文殊菩萨像端坐中心，四周配供其它尊神。这种绘画是乾隆非常喜爱的题材之一，宫中反复制作，现在存世的就有7幅之多，伊什应是最早为乾隆画像的喇嘛之一。
须弥福寿寺《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
乾隆时期（1736-1795年），绢本设色，纵111厘米，横64.7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位著名的中正殿画佛像喇嘛扎克巴多尔济（或扎巴多尔济）多次见于档案记载。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年代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当时只是一位普通的画匠喇嘛，他画了一张班禅额尔徳尼像。3年后，当他将他的一张释迦牟尼佛像献给乾隆帝时已经升任画佛像副达喇嘛。次年，他再献吉祥天母像一轴时已经是画佛像达喇嘛了。比较二者的风格，画家擅长黑唐，风格以细腻见长，勾画无微不至，色彩艳丽但并不过分夸张，即使是表现吉祥天母的忿怒神格也不觉其恐怖。十分难得的是，这两幅唐卡也见于清宫档案记载中。这是我们现在所见记载最为详细的中正殿画佛像喇嘛，可能是清宫当时最为优秀的画佛像喇嘛之一。
另外一位画佛像喇嘛叫错尔体穆嘉穆错（或错尔臣穆嘉穆错），记载很简单，我们只见到他画过吉样天母一张和无量寿佛两张的记载。
《普宁寺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
乾隆时期（1736-1795年），绢本设色，纵108厘米，横6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从上面这几位画师的情况来看，他们在北京藏传佛教寺庙中的地位并不高，均是普通的画佛像喇嘛出身。根据清代道光朝《理藩院则例》的规定，当时官庙中只设有画佛像喇嘛职位一名。这一职位的担任者出身在哪个寺庙就归哪个寺庙选人出任，并不是像其它职位一样从所有官庙中选拔，可能是寺中专门管理和参与画塑的大喇嘛，以工巧明见长。所以画佛像喇嘛只是个别寺庙才有，可以同时兼任副达喇嘛一职，并以副达喇嘛的身份候补达喇嘛，于所在寺庙中的地位较一般喇嘛略高，可能升迁的机会更多，他可见其地位与副达喇嘛相当，不能视为一般工匠。扎克巴多尔济职位的升迁正好说明这一点。乾隆时期驻京喇嘛中画佛像喇嘛数量不明，但一般大寺恐怕都会有—两名这样的喇嘛。按《理潘院则例》的规定只设画佛像喇嘛一缺显然不敷中正殿使用，其数目应更多。如此看来道光时画佛像喇嘛很可能是一个喇嘛专门管理中正殿画佛喇嘛职官名，而档案中所见到的画佛像喇嘛称呼在多数情况下更可能只是指普通的绘画喇嘛。另外，这些画匠喇嘛的身份和族属也是难以判定的。虽然，档案中他们的名字几乎都可以根据读音找到相应的藏文，但是我们知道藏传佛教中，无论蒙古还是西藏僧人受戒以后都取藏文法号，在寺庙修行时这些法号成为他们的正式名字，伴其一生，他们的法号往往比其真名更广为人知，所以他们的名字基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吉祥天母像》唐卡
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正殿画佛达喇嘛扎克巴多尔济恭进黑唐吉祥天母像唐卡，布本设色，纵74厘米，横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驻京大喇嘛也会参与唐卡绘画的活动。如章嘉呼图克图、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等。
章嘉呼图克图这一转世系统从二世阿旺洛桑却丹（康熙时期）就开始驻京，并深受清廷的推崇。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受封为国师，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国师。至三世若必多吉 (1717-1786年）时，幼年曾进宫与乾隆帝一起学习。二人感情颇深，加上学识超人，故深受器重。他对于清宫佛堂建设、法物的成造的贡献无人能及。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绘制了360尊佛像，供宫中绘画唐卡、成造佛像参考使用，宫中所使用的藏传佛教尊神的汉文名号的标准翻译，这就是著名的《诸佛菩萨圣像赞》的最初底本。据他的弟子土观呼图克图回忆，他对于唐卡有很强的鉴识能力。章嘉年轻时就患有眼病，乾隆十六年（1751年），章嘉约34岁，病情加重，连西藏上层喇嘛都为他的病担心，中年以后，视力更差，他身边有蒙古族医生常存、御医邵正义为他治疗，连出远门都要带上医生随时调治。唐卡绘画线条精细，色彩丰富，对于他而言，直接参与绘画的可能性不太大，他的作用主要是凭借着他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认看宫中唐卡或作技术指导。所以乾隆后期我们所见到的章嘉呼图克图绘画的记载可能都是由他的弟子或画匠喇嘛来绘，并不是他亲自完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受命照一部佛经的绘画内容缩小再画，显然这样精细的工作不会由他来完成。有一个例子很有代表性：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命他照一幅唐卡上的主尊形象为造青金石像画样，5天后，交来画稿的人却是一个叫罗布藏隆里的人。此人可能就是章嘉手下的画佛像喇嘛。总之，尽管我们无法确认宫中是否有由他亲自绘画的唐卡，但是他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
《诸佛菩萨圣像赞》插图
乾隆时期（1736-1795年），尺寸不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胶片
另一位著名的人喇嘛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京亲自参加宫中的藏传佛教绘画。我们说此人非常有名，只是因为他的事迹屡见于各种清代蒙文、藏文、汉文史籍和档案中。例如：清代内务府的档案中，多次提到他认看佛教造像和绘画以及他为宫中很多佛像铸造和绘制提供帮助，或直接参与唐卡绘画。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为一部《大悲忏》画经头经尾和五十三参画面，他的绘画得到了乾隆的赞赏，称赞“佛像画得好”，随后让他又照此画内容放大再画一份。他绘画佛像人物的功底想必得到乾隆的青睐。三十八年（1773年）在为热河的普陀宗乘寺补供唐卡时，其中有两幅祖师像专门指定由他来绘画，并且吩咐由他自己决定画的内容，不用画草样，直接起稿呈览。
但学术界对于阿旺的了解实际还很少，至少对于他的出身并不清楚。因为没有一部史籍中有过他的传记，对于他的传承更是一无所知，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记载。他这一转世系统驻京时间很长，至少从康熙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参加了宫中念经活动，曾担任热河寺庙的达喇嘛一职。乾隆时，他至少已有两辈转世曾经在北京担任过扎萨克喇嘛一职，另外还担任过达喇嘛、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以及雍和宫的主持等职位。他这一转世系统给人的印像似乎总是在重要的驻京大喇嘛背后，承担大量的工作，但其系统地位并不是很高，所以驻京时间如此长，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他们屡屡参与清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参加了《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文译本》—书由汉文译藏文工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奉旨进藏，向班禅大师颁赐封册等。阿旺这一转世系统可能与甘青地区驻京大喇嘛一样与章嘉国师系统之间有师徒之谊，乾隆后期的这一辈阿旺班珠尔应是章嘉国师的弟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还参加了《满文大藏经》的编译工作，可见其佛学造诣还是比较高的。六世班禅进京时，章嘉国师在五台山避暑，他代掌驻京喇嘛印务，后被调往多伦诺迎接班禅一行，并参加当时众多的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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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华
198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本科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研究工作，2006年评为研究员馆员，2007年聘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汉藏艺术研究所副所长，2009年聘为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宫廷历史、宫廷藏传佛教史、汉藏佛教艺术交流史、藏传佛教图像学。先后发表论文67篇，出版专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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