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社区治理需要支点
为什么社区治理需要支点？社区是缩小的社会，是社会生活所呈现的真实面。社会治理的所有事项都会在社区中呈现。社区事务纷繁复杂，很多议题并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社区治理既依靠专业化的知识，也离不开充足的实践经验。社区事务的关联性，“关系”与“人”是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没有支点？社区工作人员容易陷入治理盲点，失去方向。社区工作人员容易陷入事务的汪洋大海，疲于奔波。任何地方，选出与自身社区禀赋相匹配的支点非常重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翘起一个地球。”什么是社区治理的支点？它是引发社区治理整体性变革行动的支撑点、关键点和中心点。这个点，无论是支撑点、关键点还是中心点，均能够非常巧妙地将社区事务串联在一起，达到在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过程中形成社区治理合力的目的，从而引发社区治理的撬动效应与一箭多雕效应。
举个日常的例子，一个小孩，清晨学半个小时的英语，上午做数学题，下午学物理，晚上弹钢琴，一天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这样真的好吗？其实在孩子的教育上，家长要针对他的禀赋而选择有效的支点。比如，孩子对语言感兴趣，可以让他进入语言的学习班，好处是一方面开发他的兴趣，另一方面进行了社会教育的熏陶过程。因为他感兴趣，对语言非常敏感，例如可以让他做英语的数学题，像有一些简单的算术、三角等等。家长根据每个小孩的自己培养，通过撬动支点敦促孩子成长，事半功倍。社区治理就像孩子教育，如追求面面俱到，往往最后形成不了社区文化的灵魂。因此，撬动居民自治的支点非常重要。
2.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都需要积极的行动者
2.1 积极行动者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就形成了个人的文化自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有非常强的公共素养，民族的文化自信就确立了。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带着她的小孩去五星级酒店吃自助早餐，遇到一位阿姨大包小包地抱着水果、酸奶往外走。小孩问妈妈，“吃自助早餐不能带食物出去的，这个阿姨怎么这样做？”这位妇女是一位积极的行动者吗？她的行为中有文化自信吗？
再说一段经历，我看过一档日本的综艺节目，叫《超级变变变》，惊讶于日本民间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一次我跟朋友在出租车上讨论这个问题，出租车司机颇有感触，告诉我们他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开出租车拉到一个喝醉酒的日本人，后来他要呕吐，你们知道他往哪里吐吗？当时手边没用塑料袋，他没有往车厢里吐，也没有往车外面吐，他是把自己昂贵的西装脱下来，吐在西装里的。”这就是积极的行动者。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等电梯时，不是站立电梯两旁，而是堵在电梯门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母、老师没有为其提供社会认知、社会行动和社会评价工具。如果父母和老师提供了社会认知工具，等电梯的人就不会堵在电梯门口，而是排队等在两侧。
以上是平时我自己的见闻，下面讲一下我走访基层时的案例。在四平街道的一个社区里有46位老人，有些独居老人去世的时候连张遗像都找不到。这个社区里有一家经营了很多年的广告公司。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把广告公司与独居老人联系起来。他们拿出2万元党建经费，由广告公司为社区里面46位老人拍照，然后从中挑一张最好的照片冲印出来，用相框裱起来，送给每一位老人。这个社区关怀项目很有意义，我的建议是，做到这里是第一个层次，不应结束，最好继续推行。我派善于沟通的学生，对这些老人进行访谈，做口述记录后编成小册子，这是第二个层次，成为社区记忆项目。如果项目再往下走，我们把它做成社区党建项目，编辑成《社区记忆中的党群情》，让群众感受到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温暖，这样将居民与社区党建联系在一起。我做社区治理讲究行动的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积极的行动者，这是社会治理达到新高度的终极性决定力量。
2.2 雾霾不是生态问题，是社会治理问题
雾霾是生态问题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是雾霾的贡献者！因为垃圾扔出来就不管了！从事垃圾回收的人告诉我，只要有严格地垃圾分类，垃圾焚化就可以是一缕青烟，没有任何污染。日本人是怎么形成严格的垃圾分类意识？其实刚开始人们都没有意识，东京23个区，有21个区建垃圾焚烧厂，可能就建在你公司、家附近，这样就直接跟周边的人形成利益相关者。我把社区人群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破坏者；第二层次消极行动者，不破坏也不积极；第三层次是利益相关者；第四层次是积极行动者。那么东京的治理从形成利益相关者入手培养民众的认知。
反观上海，上海的垃圾焚烧厂在哪里？在浙江、江苏边上，离上海市民很遥远。于是上海市民只要将垃圾扔到门外去，就跟我没关系，所以上海不仅做不好垃圾分类，甚至还成为破坏者。不曾想过扔到门外的垃圾污染着空气，雾霾又流到你家里来了，上海市民实际也是利益相关者。因此，我们不从社会治理入手培养环境认知，如何全面解决生态问题呢？
2.3 违规违法驾驶不是交通问题，是社会治理问题
违规违法驾驶是交通问题吗？不是，是社会治理问题。所以，我认为依靠交警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成本也比较高。有一座城市，规定只要违规驾驶，老婆、孩子一家人全部去学交规。如果你开车违章，受害的人不是你自己，是你的家人。一家人都去学习看上去是件麻烦事，但能督促你不要再违规。大家学车的时候就像学生学习一样，只给你提供考试成绩，只教给你驾驶技术。交通规则作为一个社会认知工具，驾校并没有教给你这个社会认知工具，其权威性在你的脑子里面没有确立起来，交通问题自然会频繁发生。
2.4 医患冲突不是医疗管理问题，是社会治理问题
医患冲突是医疗管理问题吗？不是，是社会治理问题。在上海某区，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医院去世了，家人抬着棺材在医院门口闹。一方面，80多岁了，高寿离世不见得是坏事；另一方面，一个人把生命交给医生，这个办法本身是错误的、愚蠢的。我在社区授课时告诉老人，WHO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有三个定义：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良好。新加坡一百平方米房子的户型是5个房间，为什么要有5个房间？为了三代同堂居住，而三代同堂的医疗、养老成本就下降了。其根本原因是，新加坡不负责养老。社会治理是相互连贯在一起的，并非养老仅限于养老而与社区治理无关。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联动的、跨界的、利益的体系。我在社区里面不仅讲社区秩序，我还提供他们对健康生命观的理解。社区治理，首先是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健康理解。
2.5 “一分为三”与中国智慧
我们以前一直以为中西方的智慧都是一分为二，其实不然。西方智慧是二元对立的，理念与现实、世俗与神圣、天国与人间、自由与奴隶，等等。按照西方人的观点，社会分为私人性和公共性。中国的智慧是一分为三，不是一分为二。以前只知道私人性与国家性，现在我们发现了社群性。我们以前的劳动有两种，家庭劳动与生产劳动。现在老城区里编织队给老人编的毛衣，公益坊的劳动，是什么劳动？这些都是“社会劳动”，对一个社区特别重要。
同样，物权并不只有两种，除了私有物权与公有物权，还有一种物权叫相邻物权，或叫关联物权，《物权法》第七章就说了相邻关系。最近，有个朋友搬进一个高端社区，房型是一梯一户，一个平方物业费好像要5块8。他说，“我既然交了这样高的物业管理费，我的楼道就可以乱用，因为有什么问题是物业公司的。”这样对吗？他连消极行动者都算不上，是一个破坏者。完全没有尊重相邻物权，但是这种现象在高档社区很多。
现在我演讲的这个社区剧场，以及边上的教堂、广场等等，即不是私有物权也不是公共物权，它的发展就是相邻物权和关联物权。甚至你的住家，假设你住四楼，可是没有三楼就没有四楼，楼道是相邻物权最基本的体现。社区要做的好，如果开发商不提供其相邻物权公共空间，无论房子做得多么好，这个社区都没有活力。对于做企业的人，我常告诫他们，经济学原理在社区治理不适用，“利润最大化”、“效益最大化”、“理性人假设”的观念在社区很少适用！
3.社区治理是翘动社会治理的支点
当今中国，一个联动的、跨界的、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中国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社区的文章。翘动社会治理的支点，就是社区。所以，目前的办法就是做实社区治理。那我们就来说一下撬动居民自治的支点。
3.1 何为支点？
物理学中的支点是杠杆发生作用时起支撑作用固定不动的一点。社会治理的支点是引发社区治理整体性变革行动的支撑点、关键点和中心点。这个点能够非常巧妙地将社区事务串联在一起，达到在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过程中形成社区治理合力的目的，从而引发社区治理的撬动效应与一箭多雕效应。
哪个社区，只要把群众领袖培养出来了，社区书记和主任的活可以不用自己干，而是去培育这个群众领袖或者团体来做。有的社区建立楼组基金，有的社区能够把楼组扩展出来，如果每一个楼组都是非常积极的话，就可以推动由楼组自行运转了。
3.2 支点的特性及其发现
社区治理支点有四个特点。一是支点具有多元性，我可以选择一个支点，也可以选择两个或多个支点。二是支点具有变化性，随着时间的流失、治理水平的提高，我可以开发、转化。此外是支点的关联性与聚合性，通过这两个特点，支点能够把多种能量聚合起来。所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硬实力，还需要软实力和巧实力。硬实力是什么？像这个演讲空间，它作为社区的中心，这就是硬实力。软实力是什么？软实力就是社区文化以及社区意识。选择有效的支点是巧实力，也可以叫智慧。
怎么去发现社区治理支点的灵魂？我觉得第一步可以做社区资源调查，第二步做居民需求调查，第三步做社区议题收集与整合，第四步做头脑风暴。如果想达到一个更高水准的话，可以由社会组织参与和指导。当前上海不断兴起专业化的社会组织，这对社会和社区治理水平提高，将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3.3 不同层面的支点
再谈居民、街道、区级、市级不同层面的支点。居民需求面的支点，有的是建立社区楼组基金，譬如凌云街道选择环保成立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闸北有一个社区，一位妈妈创办了MAX星际课程。这缘于她的孩子罹患唐氏综合症，这位妈妈凭着伟大母爱的力量，把小孩培养成跟正常小孩智力相差无几。后来这个妈妈就研发出一套针对小孩智力开发的课程在社区推广。通过这个课程就把人连结在一起，成为很好的一个支点。我对这样的妈妈非常地敬佩。
街道层面需要什么支点？像奉贤南桥街道，选择业主联合会。有的选择自治楼组，有的选择两小项目，有的选择社区建设专项扶持资金，我做的社区选择礼治社区、睦邻社区。礼治社区的目标是培育有现代治理意识的社区，比如：开车进小区，一定要停三秒钟，这叫行车之礼。我们到韩国去看，停车时车窗前一定要放名片留下联系方式，一旦你这个车挡住别人，就给你打电话，这叫停车之礼。这样社区是一个有礼治规则的空间。
区级层面翘动社会治理的支点，比如：普陀区叫同心家园，闵行区叫美丽家园，杨浦区叫睦邻家园，浦东新区叫做社区基金会。
城市层面的支点，有上海的1 6文件，深圳就要求培育社会组织，成都搞公服资金。因此深圳的社会组织成长速度非常快。成都过去5年，往社区里面除了正常的政策性的资金之外，他们专门会有公共服务和社区建设的专项资金，公服资金就是成都市撬动社区治理的支点。
4.支点的类型
这么多支点可以归纳总结成四种类型，分别是连接型、议题型、项目型和制度型。
4.1 连接型支点
连接型支点，比如：社区亲子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社区为老服务、社区环保、社区创意、社区艺术。上海静安区有一社区以垃圾分类作为连接型支点，达到相当高层次。“环保”能够从一个连接点达到什么呢？这个案例中最重要的突破是，它固定了每家每户倒放垃圾的时间，早晨6点到9点，晚上18点到21点。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规则是怎么达到的，靠居委会吗？不是，是靠一位老妈妈。这位老妈妈的儿子在德国生活，她去过德国，但生活上不习惯，加上她要回来照顾老人，就回上海定居了。回来之后，她发现社区里的环保意义跟德国有很大的差距，但她没有为此抱怨，而是开始积极行动，提倡垃圾分类、定时倒放垃圾。她们在一楼大厅里每家每户自己标注，103、104、201、202……就这样标出来。只要你家垃圾分类了，你就打勾，你没有垃圾分类，你不能打勾。后来发现没有打勾的那些家，小孩逼着妈妈去打勾、去分类，甚至老人带着小孩来打勾。这个社区里面干净得让你难以置信，居然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社区里由普通居民把这个事情推广出来。我问她们，“刚开始强制吗？”“不强制，我们就是自愿的。”只要是自愿做的，就能坚持推行下去。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社区公共素养。今年她们还要跟居委会管辖的马路对面的老旧小区结对子，做公益。我觉得这位阿姨非常了不起，是我见过的社区领袖中让我最敬佩的一个人。
4.2 议题型支点
如果社区里有“僵尸自行车”，怎么处理？我曾在曹阳街道的一个社区的地下室里塑造社区议事会。该地下室里有很多积满灰的僵尸自行车和助动车，一看都是十几年不骑了，但是你不能动，怎么办？一般都是区、镇、街道搞清理，把“僵尸自行车”拉走。但这么一来，居民就找上来了。平常车都不骑的，但是你拉走，居民就来要车了。看来政府清理是最不好的办法。有个案例是：僵尸自行车换大米。居民不要自行车，但要大米，所以他愿意拿出自行车来和你换。也有案例以艺术手法，把自行车变成雕塑，成为社区的一种标识物。
议题型支点是最容易想到解决办法的。特别是条件比较差的小区，这种议题型支点是最容易找到的，比如：停车难、邻里矛盾、楼道堆物、僵尸自行车、宠物管理、绿化带种菜、公共场所座椅安装、楼房外墙粉刷、垃圾分类，等等。嘉定有个案例是通过自治的商业联盟，解决油烟扰民问题。另一案例是，一个信鸽爱好者，他加入信鸽协会，要养鸽子，于是去居委会开证明。居委会说，“可以的，只要你拿到你楼栋里面11户人家的亲笔签名。”社区治理的主要工具，不是一元主导，不是像董事长一个人说算；也不是两元互动；而是三元协同。把三元协同的原理当作治理工具，运用到基层管理工作中，工作就好做很多了。
我们都觉得宠物管理很难，其实不然，宠物是人与人之间很高层次的一种连接，处理得当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支点。有个社区对于宠物管理是这么做的：社区多次组织养宠居民召开民情议事会，并成立宠物家长协会，让养宠居民自我管理，变堵为疏，从源头上化解养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目前，该协会定期举办的宠物知识、疾病与预防等专题讲座深受居民欢迎，宠物才艺秀、宠物家长情感故事分享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
很多人牵着宠物乘电梯，曾发生过一条大狗出来以后，惊吓到在电梯门口等电梯的老人，甚至摔倒了而引发脑溢血。怎么避免？居民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制定成居民公约。所有带宠物的人，乘电梯在二楼下，牵着狗走下楼梯，而不能直接从一楼电梯出来。因为在一楼等电梯的人多，做适当地避让，这就是居民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慢慢的这个治理效果就会扩展出去，在整个楼里面成为一个支点。
下面这是以“种菜”为支点的经典案例。一个社区里每家每户种不一样的菜，相互交换，叫“连心菜”；把菜洗干净了，送到孤寡老人家中，叫“暖心菜”；周末，带着小孩将自家种的菜送到养老院去，叫“公益菜”。种出来的菜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翘动社区治理的支点，其实事件的意义已经不是菜，上海人叫“由头”，也就是支点的意思。
关于公共场所的座椅安装，上图是国内某社区，下图是国外社区，有没有发现安装座椅的理念不太一样？国外社区的公共场所座椅，是围绕着小孩活动场所配置，以小孩活动为中心，大人环坐外面，这个理念非常先进。
国家治理靠政府一方不行，靠市场一方也不行，还得加上社会力量，社会、政府、市场是一个有机的组合。
4.3 项目型支点
项目型支点，比如说两小项目、楼组自治项目、一居一品项目、社会组织进社区项目、党建项目等等。我所调研的一个中产阶级的社区，我们给它的概念是“阶层地域化”。该社区的居民自购测量空气污染指标仪器，类似日本冲绳居民买来测量美国军用飞机和核辐射的，居民自己采集数据，表达民间抗议。后来街道发现这个中产阶级社区出现一个现象，一批妈妈怀孕，他们需要体检与早教，这时他们需要政府了。找到这个支点之后，政府开始提供周边公共配套服务，随之他们反抗的情绪慢慢就淡了。
4.4 制度型支点
最后是制度型支点，以五里桥街道三会改革为例。上海传统的三会制度是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他们在听证会前加了一个议题征询会。比如：这个地方社区是一个新社区，再过十年、十五年有些东西老化了，这时肯定要决定要解决哪些问题。那么在开听证会之前，有议题征询会；在开协调会之前，有民主恳谈会；在评议会之前，有监督和议会。然后，开了评议会后，出公示会有什么项目；协调会后，要责任去落实；评议会后，要有承诺制。我去该街道调研时，街道书记说：“刘老师，我们现在是新三会，这个是旧三会。”我纠正了他的说法：“你这是前三会和后三会，不是替代的关系。”
5.结语
我做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并不把自己视为教授，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个行动者，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积极的行动者。我现在做很多的课题，不是去给政府做总结的，而是想做一点集参与性、指导性与研究性于一体的事情。我的《居民自治指导手册》一书，历经4年撰写而成，是我深入社区治理研究的心得，供大家参考。
将来有两种类型的社区会对中国的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一种社区叫网络共同体，第二种社区叫地理共同体。今天我们讲的都是地理共同体，人们居住的空间。希望更多的基层干部在社区治理找准撬动居民自治的支点，将社区活力激发出来。
＊本文根据刘建军教授于2017年2月16日嘉定社区营造沙龙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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