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晶晶（娱有理专栏作者）
最近，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的严歌苓，惊喜的出现在了《圆桌派》里，跟几位讨论起了关于写作的事情，和对于生活的一些看法。
很多人可能是因为《金陵十三钗》和《芳华》，才认识严歌苓的，但在节目中，马未都表示自己很早就认识严歌苓了，并感慨地回忆起了曾经的一段往事。
马未都说严歌苓自小既漂亮又有才华，自己年轻时非常喜欢她，但终未敢去追求。
随后，他们在节目中兴致勃勃的聊起了写作。马未都认为写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分艰难。
他谈起自己年轻时当过编辑，经常熬夜写东西，时常因为写不出东西，太过枯燥而备受煎熬，并调侃说，有写作的时间谁不愿意躺床上看看电视剧，睡个觉呢？
他谈到自己过去做过重体力劳动后，睡一觉起来啥事儿也没有，但是脑力劳动，脑子要是用过度了以后，长时间出于一种混沌的状态，会十分累心。
但严歌苓则认为，写作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她表示，如果她写作时进入了一个高兴奋状态，当写完了，自己依旧有一段时间退不出来，就是非常兴奋，浑身像打满鸡血。整个人沉浸在一种愉快的状态里，她很享受这种状态。
随后，他们又谈谈起了写作究竟困难在哪儿。
马未都说，写作的困难在于必须时时刻刻忍受独自作战的枯燥，与时不时灵感枯竭的烦恼。
写作更困难的是坚持，跟许许多多事情一样，我们很可能对它只有三分钟热度。
因为写作不仅需要有个很精彩的点子，还需要有很清晰的思路和文章架构。
更需要将这一切脑海中的化学反应转化成文字，让它们跃然纸上，这其实是一个复杂且困难的程序。
我们很可能会在这样繁琐枯燥的程序里日复一日的懈怠下去，被拖延困扰，最后放弃。
这大概就是很多人没办法从写作中得到乐趣，并且成为优秀作家的原因。
而严歌苓做到了，她丝毫不认为写作是件煎熬的事，她乐在其中，并且笔耕不辍，所以她成为了极其优秀，扬名海内外的著名女作家。
她曾说过，女人这一生都要自律的活着，更说过自己能走到现在，全靠对自己下的了手的狠劲，与日常生活中铁打不动的纪律。
她笑谈，从来没有什么天才，聪明人都使用笨功夫。
严歌苓195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
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十分优秀的人，祖父在25岁就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翻译出了《德伯家的苔丝》中文版；而父亲严敦勋，笔名肖马，在绘画、小提琴、建筑领域都是样样精通，堪称全才，更是著名小说的《铁梨花》的作者。
她的母亲叫贾琳，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团剧名角，却不可自拔爱上了歌剧团副团长严敦勋。尽管二人最后结了婚，但是这段婚姻并不完美。
所以，在严歌苓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12岁时，她成为了一名芭蕾舞文艺兵。在那段时间，她接触到了一个人生榜样：拜伦。
当时，严歌苓在一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发霉的书籍，她将书绑在腿上，利用军裤的宽大掩护回了宿舍。为了掩人耳目，她还将书封撕掉，改头换面。这些书中有一本《拜伦传》。
拜伦虽跛足，但以形貌昳丽、体型修长著称。他少年时曾是一个“胖瘸子”——这话还是他暗恋的女生说的——为此拜伦在他的短暂一生中，再也没有吃饱过，并且在燃脂运动及营养不良中，成功地使自己成了一个瘦子。
她被拜伦这种精神深深感动，这种对于命运的不屈不挠让她震撼。从此她决定过一种高度自律又刻苦的生活，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的人。
因此，她一直很努力，每天早晨4点半就起来练功，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无论冬夏，都是如此。有时候即便是在写信，也保持着这个姿势。
虽然勤奋的她，最终却也没能成如愿成为领舞。
但是多年的舞蹈功底，锻炼了严歌苓一身优雅的气质，更锻炼出了她铁打的意志和不怕吃苦的精神。
1979年，她这个柔弱的文艺兵报名上了战场，当了随军记者。前线残酷的现实，颠覆了她的全部经验，在野战医院的凝固着血腥与死亡气息的空气里，她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见过了无数的命运突转，这让她从一个英雄主义者，转向对个体生命的悲悯。
她开始觉得舞蹈作为艺术显得太过于狭隘，不足以记录和表达生活的全部意义，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
可是她没有写作的经验，别人并不看好她。她却不认输，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作家。
只要够勤奋和刻苦，一定能做些什么。
于是她不断的积累见闻，知识和经验，来提高自己写作的水平。
曾经有人问她，如何积累选取写作的素材。
她说，自己是个故事爱好者，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自觉积攒。
她会看很多新闻和故事，每一则新闻底下都可能是个很好的题材。她透露，自己的作品《赴宴者》灵感，实际来自于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而《老师好美》原型，则是贵阳某中师生三角恋杀人案。
她说，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漫长培育过程。比如，她曾经为了了解《寄居者》里上世纪40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生存场景，走遍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连时人所用香水的牌子、裁缝店的构造、舞厅的情况这类细节都不放过。
而写《金陵十三钗》时，她的材料准备使她觉得脑中有一张南京地图，“很清楚这个城市什么时候在经历什么样的情况，教堂内外、屠杀前后，我脑子里全有画面，像一盘棋。”
不仅如此，为了写出更好的故事，她更要做许多让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实地调查。
作家格非曾经说，在这个生活经验日渐趋同的社会里，严歌苓体验式的写作方式超前且值得学习。
她为了写好《老师好美》，跑过5所中学，有时候旁观，有时候跟学生一起听课；《妈阁是座城》的直接经济成本，则是四赴澳门赌场中哗哗流走的码洋；至于《第九个寡妇》，她数度下乡体验生活，在河南农村与老太太做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至于在将父亲萧马早年的剧本《铁梨花》改写小说时，严歌苓很技痒地用河南方言重写了一遍。
很多故事她藏了20多年才动笔，不仅是她有耐心等它们发酵，也是早些时候，她并没有这么充足的经费支持必要的调查。
为《小姨多鹤》，她去了三趟日本，每趟都有收获，但成本难以估量，“有的时候写个故事赚来的钱，可能有一半要花在做调查上面。”
她首先回到多鹤原型的故乡，找到那些曾经到中国垦荒的日本人，那些曾经被中国家庭收养、保护的年轻女孩，现在已经耄耋之年。严歌苓请了两个翻译帮忙收集这些老人身上的故事，但她获得的多鹤仍然缺乏肉身。
中途，她查资料发现，有200个女孩死于冲绳之战，其中很多人是自杀。为了了解日本女孩的内心，她特地去了一趟冲绳。在纪念馆，看着那些稚嫩的定格的容颜，她潸然泪下，多鹤从此具了形貌。
但她仍没有满足，之后又去了一趟去过的乡村，在老人们的起居行止中，看到城市里看不到的日本人的仪态与精神。“我就觉得，好了，我找到这种感觉了。艺术创作不是依靠时间，或是你去采访多久，体验多久所能决定的，而是你有没有这样感性的认识，一刹那间，我获得了感觉，她活了。”
她更是时时刻刻不敢松懈与拖延，做到每天写作6小时，从不间断与拖延。
这些让她作品既保证了质量，也保证了速度。
甚至很多人调侃她出书就像交作业一样“规律”，于是老是问她：“你怎么能写那么多书？”
严歌苓的答案跟她每天的生活一样简单：“我当过兵，对自己是有纪律要求的，当你懂得自律，那些困难都不算什么。”
曾经有人说，一个人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必定离不开两点，专注和自律。
严歌苓的成功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个道理。
俗话说，兴趣一大把，道路遍地是，但我们往往习惯三分钟热度和半途而废。
导致专注和自律变的如此稀缺。
对自己狠一点，找回被你扔掉许久的专注和自律，或许生活才会变的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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