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字静安，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的一户中产人家。4岁丧母，7岁入私塾，到了十几岁时，便已经能够学作诗文，以文会友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了“海宁四才子”这一名头。
后来，王国维与好友们学成之后参加了府试，结果没有考取。于是重新振作，参加岁试，后入了州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在这次战争中，清军的惨败，对王国维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个人生途困迫，国家战事惨败，然而掌管国政的慈禧太后却要庆祝她的60大寿了，这令王国维百思不得其解。而后又传出的清政府与日本即将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令王国维气愤无比。可是，彼时的王国维还是一个学生，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站了出来，他们“公车上书”，反对签订条约，一时间轰动全国。此时，王国维正是七尺男儿，热血青年，追慕新学，极为迫切。但迫于穷困，想游学而不得，却又有家事缠身。因为这一年，他要跟同乡的女子莫氏结婚了。一直到1892年，王国维才有了去外面学习新学的机会。1892年2月间，王国维代理《时务报》书记工作。这时候的他渴念新学，心系外界，尤其对于《时务报》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这么一个机会，于是马上动身去了上海。而这，也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在《时务报》馆工作不久后，好友欧云樵突然找到了王国维，劝他一起去翻译中西文馆报，说那里是各路高才荟萃之所，几个月后就可能长进很大。当时王国维也同意了，但后来因为王父的意见，王国维最后也没有去成。彼时，恰好罗振玉刚创办农学社，正缺翻译人才，于是他便与王国维等人共同创立了东文学社。东文学社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兼教英语，以培养翻译西方农学书刊的翻译人才。就这样，王国维又迎来了一个机会，就是去东文学社学外语。不过，东文学社的学习并不轻松，制度也非常严格，以致于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还要在东文学社读书，时间非常紧张。后来，又因为报馆工作时间与收入不成正比的事，王国维被弄得抑郁不乐，竟还与报馆发生了争执。一时间，王国维身心交瘁。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国维得了一个长女。但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照看自己的女儿。之后又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脚气病而回家疗养。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回家的那段时间，女儿夭折了。女儿离世后，王国维带病重新回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曾经的《时务报》已经关闭了。看到没了工作的王国维，罗振玉便将王国维请到了东文学社任庶务，让他随班学习，并免去学费。1904年，清政府成立了“学部”，也就是教育部。不久之后，罗振玉被调任为学部参事，王国维也随同去了北京。
此时，王国维已经30岁了，他似乎已将天涯路望尽，他深感疲惫，而又意犹未尽。而立之年，新生活在北京等着他。初来京城，王国维因实在无事可做，便开始花大量精力主编《教育世界》，把时间都花在了搞研究工作上。
后来，蔡元培拟聘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此外，日本大学也想聘其为教授，但也被他拒绝了。不过，他却兼任了外国人在上海办的金圣明智大学教授。陈丹青油画“（清华）国学研究院”局部，左三为王国维之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任所长，聘请了校外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1924年秋，清华大学拟创办研究院，欲聘海内名流任院长。在院长这个人选上，清华校长曹云祥曾询问过胡适，胡适则推荐王国维去。但当曹云祥去请王国维后，王国维婉拒了。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皇宫，住进醇王府。王国维随行。1925年2月，清华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胡适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但被拒绝。于是，胡适便托溥仪代为劝驾。最后，在溥仪下了一道诏书之后，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任职。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西院。而在此之前，王国维曾写信给他儿子说：京寓已决计迁移，已于清华校内租定房屋两所。一所七间月租25圆；另一所五间月租19圆。拟家眷住七间，书房及男仆住五间。两屋相离近百步许，然已无他屋可租，只得暂时勉住。
王国维薪俸虽丰，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所以生活仍不富裕。坎坷加流离，王国维一生的生活有太多这样的不幸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国维的大儿子王潜明在患上伤寒之后，竟也先父亲一步去世了，年仅27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逝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怎么好，他妻子罗振玉的女儿罗曼华与婆婆之家也有摩擦。而王国维平时又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所以使得王家之事越闹越大了。罗振玉一向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他一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便把此事的源头指向了王国维，认为这都是王国维偏袒潘氏造成的。等到王潜明的丧事办完之后，罗振玉甚至还把女儿接回了娘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国维将一些钱寄到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费，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写信给罗振玉。然而令王国维没想到的是，罗振玉竟然又把钱和信退了回来，令王国维颜面再度扫地。长子的早丧，儿媳的离去，老友的绝交，在经过这一系列变故之后，王国维伤心到了极点。此间事了，王国维的灾星逼近了。而这个灾星，便是北伐军。1927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惶恐极了。其中，也包括王国维。
王国维痛感时局急变，事情无法做下去了；又担心天津的溥仪小朝廷，他曾极力劝说左右侍从恳请皇上快快搬迁，以防不测，但那些人居然不代为转告，这令王国维激愤得几乎要哭出来。
对此，学者金梁对王国维说了些安慰的话。说着说着，两人突然说到了颐和园，王国维喟然长叹：“今日干净土，只有这一泓弯水了！”1927年6月2日，这是清华大学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候厚培借了两块银洋。但因候厚培没有零钱，所以最后借了王国维五元纸币。十点左右，王国维雇用一辆车前往颐和园，在购买了一张六角钱的门票后，走进了园子。六月初的颐和园，正是一片生机，万绿丛中，湖波荡漾，山花照影。因颐和园和清华园同在西郊，距离也近，所以王国维经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散散心、想想事情。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着很深的依恋。
可是，今天的王国维却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在这里，他兀坐在石舫前，点燃了香烟，沉思了很久。待烟灭之后，王国维踱步来到了昆明湖边，最后竟纵身一跃跳入了湖中……法警在验尸时，从王国维的上衣口袋中找到了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写好的遗嘱，遗书的背面则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张虽已湿透，但字迹完好无缺，上面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王国维之死，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海内外学者，无论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对其沉痛悼念，认为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生死事大，死亡问题是人人必定要关注的。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乃至罗振玉逼债说，等等，不断地在探讨，唯独逼债说最少倡和者，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所谓新材料，也就是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也无法就证，可谓是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而这，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