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推断：李（拓跋）氏与其统领的党项人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关系；不同于其他民族间的互相融合，到达党项羌部落联盟中间的鲜卑族拓跋氏，一定在人数上是处于劣势的；鲜卑人，至少是组成党项人的这部分的拓跋鲜卑人，在人种、语言、生产生活方式上，与土著的党项羌人没有太大不同（古代民族融合，主要是基于文化的融合）。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鲜卑属于我国古代东胡系统人群的一支，与属于西戎的羌系族群地隔上千公里，但都是华夏子孙，文化相近、血脉相通。在西夏正式建国之前，李（拓跋）氏在传承上，就已明显表现出其“先进性”特点，即一般都是汉地中原封建皇朝的“父死子继”的模式（只有极少数是因为篡位需要或幼主冲龄，实在是不得已而被迫由兄弟'接班’）。这一点也是鲜卑人祖先较早具有的政治文化基因遗传使然，不同于尚处在奴隶制社会的一般党项人所普遍使用的“兄终弟及”的特征。
《辽史纪事本末》书影 李（拓跋）氏的鲜卑特征，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李继捧嗣位后，上表宋廷表示感谢，太宗特命赏赐他上好的茶叶百余斤和上好的酒酿十石。受宠若惊的李继捧连忙准备了最高层次的礼物——白鹘，回敬太宗。白鹘，又叫“海东青”，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和北亚地区，是东胡系统族群人民的喜爱之物，是鲜卑、女真等生活在大、小兴安岭等地区的渔猎民族的捕猎好帮手。在当时党项人生活的区域也有少量分布，但并不多见。在羌人的眼里也就是一般的大鸟儿而已。然而，将白鹘作为至高无上的礼物呈献给皇帝，显然表达了李（拓跋）氏的激动之情与先祖记忆。
北宋和李（拓跋）氏，对后者非羌人也有着共同的认知，突出表现在都把作为统治者的李（拓跋）氏，同其治下的“羌人”“羌户”“羌部”对立起来。如宋太宗在接见李继捧时，“谓继捧曰'汝在夏州时用何道制诸部？’（李继捧）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语出《中华历代皇朝全二十八史·宋史·夏国列传》）显然，如果李（拓跋）氏与羌是同一族源，就不会产生这种思想认识和说法。
当代考古学的新发现也不断证明这一点，即带领党项人建立西夏的李（拓跋）氏家族是鲜卑人的后裔。2008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发现一处时间为五代至北宋初年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地群，墓地群中出土了几方十分珍贵的墓志铭，上面有了大段文字记述拓跋部李氏家族的起源经过，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意思是李（拓跋）氏家族是后来迁至此地的大族，是北魏鲜卑人的后裔。
由此可见，后来建立西夏者，其统治阶级家族是鲜卑人后裔，而其所统领的党项人，则是包含了诸羌人、汉人、吐谷浑人、吐蕃人、回鹘人等族群的民族融合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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