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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博物馆,国际关系的参与者?

文/让-米歇尔·多布莱(Jean-Michel Tobelem 法国卢浮宫学院专家、Option Culture研究所所长。

梅斯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

Guido Radig/CC BY-SA 3.0

贸易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全球主要博物馆的角色。无论是艺术品流通,还是其活动及传播政策的法律和财务框架,这些文化机构的各个方面都是全球化的体现。国外大型博物馆项目的发展更成为其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些项目在文化、财务和外交层面的复杂性要求各方战略在最大程度上协同一致。 

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Alex 'Florstein'Fedorov/CC BY-SA 4.0

作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文化在外交关系中早有参与的先例。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及科学、艺术、金融或商业等方面交流的加强,都表明当今世界的变化似乎正在改变文化机构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这一点在主要博物馆上已有所体现。

博物馆和全球文化交流

18世纪主要公共博物馆出现以来,这些机构在艺术交流、艺术史研究的进步和思想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的源自珍奇屋的古代自然奇物,与艺术史中的杰作共同塑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同时也为当代世界遗产的概念打下基础。文艺复兴时期和“旧制度”时代,欧洲各国的君主竞相建立艺术殿堂,作为扬名立威和民族团结的工具。

卢浮宫阿布扎比博物馆中的展品
©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 Marc Domage 

借交流和临时展览契机,馆藏的流通加强了主要博物馆在现今国际关系中的独特性。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对“业内范例”的普及,参加国外培训、专题研讨会和国际网络,邀请外国策展人,组织合作活动和外国博物馆专业人士的考察这些因素也都具有相同影响。

国际化在慈善事业和资助领域也有所表现。以圣罗兰品牌创始人皮埃尔·贝尔杰为伦敦国家美术馆捐款为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慈善活动,资助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主要博物馆的资金来源跨越国界,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资金就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会员。

最后,以1954年海牙公约或1995年国际统一司法公约为例,国际主要博物馆活动的法律架构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认可。

博物馆的经济效应

旅游业的发展使博物馆在国际交流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在卢浮宫博物馆、奥赛博物馆或凡尔赛宫等主要博物馆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占据了访问人数总数的70%到80%。访法游客强烈的广义文化动机,包括生活艺术、景观遗产和美食,使主要的文化机构成为旅游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此外,大型展览也能增加游客对目的地的兴趣,促进短期住宿的发展,提高城市旅游的吸引力。欧洲各国间高铁、公路及廉价航空网的发展,使前往伦敦、巴塞罗那、布鲁塞尔、柏林、维也纳、罗马、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等各大城市变得相当便利。

大英博物馆藏木乃伊

Denis Bourez/CC BY-SA 2.0

主要博物馆的经济角色不容忽视。具体来讲,它们从票务、商业和餐饮空间中获得收入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国际游客,这一点对免费开放其常设展的伦敦博物馆尤其适用。因此,详尽地考虑游客的访问习惯,特别是促销和交流活动,以及他们对所提供服务(各种语言的语音导览及菜单等)的接受程度,成为接待外国游客时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各大博物馆的网站也越来越国际化,外国游客可以从上面找到和下载游览的相关信息,并进行线上消费或捐款。

为了让当地博物馆机构进一步促进旅游和经济发展,许多城市都在尝试挖掘其品牌形象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潜力。由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标志性建筑,成为当地吸引力和创造力的象征。自弗兰克·盖里(Frank O. Gehry)在毕尔巴鄂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取得成功以来,国际化已经成了许多博物馆项目的必要因素。法国卢浮宫朗斯博物馆、梅兹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在丹佛和多伦多的项目及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在罗马和维尔纽斯的项目都是这样的范例。

博物馆与政治

如果说在民族国家形成期间、列强竞争期间和冷战时期,博物馆在政治层面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那么这一点在追溯被盗取和洗劫的作品方面也尤其明显。

德国和俄罗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艺术品的所有权争论不休,德国指控苏联军队盗取德国艺术品,而俄罗斯则称纳粹军队损毁了俄罗斯遗产。对希腊和意大利这样拥有丰富考古文物和雄厚艺术财富的国家而言,围绕博物馆机构在当地非法取得艺术品的争论无法用外交手段解决。在诉诸法律之后,盖蒂基金会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才将被认为是非法离开这些国家领土的艺术品归还原属国。

其他的例子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不管是希腊迫切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的横栏,还是埃及要求柏林新博物馆归还埃及法老王后娜芙蒂蒂的半身像,艺术品离境的非法性质成立的基础或来源于法律,或来源于情理。

大英博物馆内的帕特农神庙展厅

Wikimedia Commons/Mujtaba Chohan

博物馆普世职能

如今需要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认识到自己国家考古和艺术遗产的重要性之后,要求博物馆机构归还构成他们记忆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艺术品,其中包括那些被抢走或“合法”输出的艺术品。不管是对艺术品——包括艺术家德兰和毕加索、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安德烈·布勒东取得的艺术品——本身真挚的欣赏,还是由腐败地方官员助长的走私,或是由居住在考古遗址附近的南美洲、非洲、亚洲的穷困人群进行的非法出口,都不能改变前殖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艺术藏品上显著不平衡的现实。

大英博物馆藏木乃伊
Denis Bourez/CC BY-SA 2.0

然而,要想象这些国际知名的大型博物馆逐渐清空其收藏似乎很难,倒不是因为法律追溯没有发挥作用,真正的原因来自相关国家公众舆论导致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此外,在科学、文化、艺术和教育方面,这些艺术品的展示也使数百万游客受益。

出于具有宗教意义的人类遗骸不能仅被视为博物馆藏品这一动机,埃及通过威胁停止授予考古遗址挖掘许可和科学合作,成功使卢浮宫博物馆将一部分藏品归还给埃及。此外,鲁昂博物馆也自愿将毛利人头颅归还给新西兰。但是,这些主要博物馆在推广“普世博物馆”这一概念的同时,还提出另一论据,即姑且不论这些艺术品对国际游客的巨大吸引力,基于其在这些机构的保存历史,它们也应在未来由其为全人类的福祉而继续保存。虽然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但对有权研究保护其文化遗产,并向其公民展示和传播本国遗产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答复。无论他们是否乐意,主要博物馆及它们的监管机构在未来都将不得不面对这个政治问题。

博物馆的国际战略

主要博物馆在国外创建的分支机构开展的活动同时具有经济效益。这个趋势由古根海姆基金会开始,其目标是通过巴西、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等地的“专营”博物馆项目,推广古根海姆“文化品牌”。尽管这些项目并未实现,但古根海姆基金会旗下的博物馆已涵盖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威尼斯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和德意志银行合作设立的德意志古根海姆美术馆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后者在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的同时引起了各国许多城市的兴趣,但它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巴斯克地区经济和金融之都的“复兴”是在来自地方、国家和欧洲资金支持下,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运输和通信领域的大胆全球发展战略的结果。换句话说,博物馆的建筑不足以解释这个项目的成功。

古根海姆基金会还有另外两个正在建设的项目,其中一个是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合作项目,计划建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另一个则计划建在阿联酋。以文化产业——音乐、书籍、电影、视频、电视——为蓝本,如果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战略可以被看作博物馆全球化的预兆,它也是博物馆机构商业转向的一个象征。在向最高出价者借出其收藏的同时,古根海姆基金会同时通过推广在艺术、历史和文化上享有声望的“品牌”来寻求经济利益。

威尼斯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

Edal/CC BY-SA 3.0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国际化策略在部分范围内考虑了其他因素。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博物馆之一,这个博物馆机构曾在苏联解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最终由其馆长借助许多协会的力量并开展国际活动而克服。这些关系首先促成了伦敦一个展览场地的建立以及一个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空间的开放。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也与古根海姆基金会合作开展了多种项目。除了现已关闭的在拉斯维加斯合作成立的博物馆外,另一所博物馆将在2013年被指定为欧洲文化之都的维尔纽斯成立。此外,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与意大利费拉拉市签订了科学交流和研究合作协定。此次合作没有任何经济补偿。博物馆馆长米哈伊尔·皮奥特罗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y)对此评价说:“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的政策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融入全球文化空间。”这种国际扩张同时也是政治和外交的需要,意在提升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形象。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出席俄罗斯展览开幕式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部

Ninara/CC BY-SA 2.0

博物馆和战略利益

法国和阿联酋签署的两国政府协议将文化、金融、商业、外交甚至军事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在索邦大学的国外分校成立后,创建一个具有“普世”使命的博物馆首先是在国际范围内对法国博物馆的卓越性、艺术影响力和文化声望认可的一个标志。因此,卢浮宫阿布扎比博物馆的成立回应了古根海姆博物馆所倡导的方法,并为这种长期以来广受批评的策略提供了权威战略认可。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这个项目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高额回报。在30年内支付的10亿欧元中,有4亿欧元是卢浮宫“品牌”的使用费。在其科学、文化和教学内容的考虑范围外,这可能会引起人们对该项目动机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该项目的财经导向和法国政府希望能将文化艺术品隔离于市场之外的“传统”立场之间的矛盾。

在毕加索博物馆和奥赛博物馆因出借馆藏佳作获得资金而洋洋自得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前馆长不是没有重申免费借展的原则吗?卢浮宫博物馆与美国亚特兰大海氏艺术博物馆的多年计划同时涉及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引起了法国知名文化人士的抗议,他们宣称“法国博物馆不是用来出售的”。

阿布扎比卢浮宫博物馆的成立可以被划分到“非物质经济”中。这份由莫里斯·列维(Maurice Lévy)与让-皮埃尔·儒耶(Jean-Pierre Jouyet)起草的报告通过分析博物馆租赁或出售馆藏,对“文化品牌”作出重要评估。事实上,阿布扎比卢浮宫项目以商业公司的形式成立了一个受司法管辖名为“France Muséums”的机构,以确保在执行仅涉及公共机构——包括为外国博物馆建立馆藏的遗产管理人在内的多个公务员借调——的政府间协议的同时,规避潜在的利益冲突风险,包括公共博物馆馆藏“租赁”和展览设计收费。这种方法是否符合与法国国家利益相关的文化外交政策?签署该协议的博物馆是否应该被看作为阿联酋国际奢侈旅游业发展战略服务的工具?

基于这个项目的整体背景,博物馆的真实地位也受到质疑。学者伯纳德·布勒(Bernard Poulet)称:“阿联酋对法国军队相当熟悉。两国的军事合作和人员往来都很频繁……阿联酋同时也是法国国防工业一位非常好的客户。同时,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法国首次在国外建立永久军事基地,而且这个基地距潜在冲突地区伊朗仅200公里……据估计,阿联酋将近一半的军事装备来自法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阿联酋成立的卢浮宫和索邦学院同时具有战略性、商业性和文化色彩。”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造成的长期后果是什么?这个项目对法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声誉将有怎样的影响?

结语

大英博物馆藏罗塞塔石碑,原属于埃及
Hans Hillewaert/CC BY-SA 4.0

知识交流、艺术外交和作品流通与“软实力”战略倡导的开放、对话和分享完全切合。还有一些将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大型文化机构、地方当局、基金会与企业赞助商一起纳入文化外交战略的提议。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机构通常有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开展活动。另一方面,文化在定义法国国家认同和建立国际形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是一种有分量的外交载体。

我们在原则上应该支持主要博物馆参与国际活动,但不能将其工具化,开展不属于其主要任务(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的活动。举例来说,可以在不考虑经济回报的情况下,与非洲、南美洲或东南亚国家建立交换、借展和培训项目。重建法国文化外交范例的试金石将是一种整合,一方面包括主要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的使命,另一方面包括法国在国际范围内捍卫和推广其文化的利益考虑。

本文选自《艺术博物馆》杂志
国际刊 总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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