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11日中午,美国智库Aspen Institute组织举办了一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专家对话,传染疾病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三位专家与一位记者就全球COVID-19疫情及美国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进行的工作讨论了关于目前疫情、防控措施的恰当性、公众沟通、体系化响应与应对中缺失的政策缺失与国际协作、疫苗研发与生产、潜在病死率等多个话题。
流程:先与嘉宾们讨论约40分钟,之后观众可向嘉宾提问。
Nancy:谢谢。首先,我们知道COVID-19(的症状)可能会很严重,因为已经有超过一千人死亡,同时我们也知道症状严重的大都是年长的、有基础疾病。当我们完全不了解一种疾病的谱系时,在爆发早期往往会先注意到症状严重的人,所以在流行病的早期阶段我们可能会高估其严重程度。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病毒的存在才六周时间,还很难依据现有的病例数据计算病死率等指标。我们了解的信息也不够充分,仅仅知道在中国的部分病例有肺炎症状,轻症的人轻微到什么程度、与其他轻微的呼吸道疾病的症状有什么区别等等我们还不了解。目前美国的13例确诊人士仅有少数几位需要氧气支持,总的来说目前所有在中国以外的的病例状况都还算平稳。
Helen:美国的病例是否都患有肺炎?
Nancy:他们有的没有显示X光确认的肺炎症状。为了防止输入型的疫情爆发,我们非常积极地寻找病例,只要最近去过武汉,哪怕症状不那么明显的人士我们也在努力寻找和排查,否则有些轻症的患者就不会被发现。
Helen:(Dr. Fauci)您已经公开表示希望从中国获得更多的信息,您希望得到哪些信息?
Fauci:很多方面的信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COVID-19同时存在有症状传播和无症状传播,我们需要知道有症状传播和无症状传播的传播程度如何。一般情况下,无症状传播不是流行病传播的主要传播方式,只会影响传播的烈度,不会影响疫情是否爆发,但是我们无法轻易判定这种新病毒跟以往的类似。不同传播类型和途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直接影响政策如何制定。例如,埃博拉病毒很明显只能通过与已有明显症状的病人接触才能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就决定了其传播的潜力,令人更有信心。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获知不同类型传播方式和轻微或无症状感染的数据,这些信息对应对决策非常关键,从新闻发布会上得到的数据是不够的,与直接看到(基于大量病例)的数据完全不同。
Helen:如果人们在他们自己知道以前就开始传播病毒,那显然更难以通过隔离观察等方式遏制病毒。Ron,请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你有很多遏制埃博拉的经验或计划,您认为美国现在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Ron:我认为这有点复杂。我们在2014-2015年应对埃博拉期间有一个关键是让科学和专业知识而非让政治来指导应对措施。现在一些旅行限制已经开始执行,但是我很难看到这一措施背后的科学依据。进入美国的人数减少当然意味着更少疾病输入,但是不应该基于护照的颜色(国籍)来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入美国,这种限制缺乏科学依据。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一旅行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另外,我认为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把自己的威信 (credibility)看得太重要。如果你告诉人们,我们要实施旅行限制,就必须彻底执行。但现在除了这个古怪的禁止外国人的旅行限制外,每天进入美国的许多船只和飞机仍然有许多机组人员或船员是中国人。当然这些人对商务往来很重要,但政府没必要宣称我们在实施严格的旅行禁令,并且假装这样的政策很有效。
Nancy: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Helen:当然。
Nancy: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理解旅行限制措施的意义,这非常重要。我们的想法并不是把美国密不透风地封锁起来好把这种疾病彻底阻挡在外——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Dr. Fauci提到,如果病毒可由无症状或是轻微症状的人传播的话,那很显然我们就不可能完全阻止它在美国蔓延。实行旅行限制措施的考虑是,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旅行限制降低病毒传播的速度——因为我们觉得它在中国的传播的确非常快,我们也许就能抓住一个机会窗口期,我们需要用这个窗口期来为应对可能更糟糕的大流性疾病做相应的准备。所以旅行限制措施并不是能完全阻隔病毒,我们也不是实行了旅行禁令就高枕无忧了,只是需要通过延缓病毒传播来为美国应对未来的疫情蔓延做更多准备。政府多年来一直在为流感的全球大流行做计划,我们(CDC)和州卫生部门需要开始合作实施这些行动。
Helen:我想问一下了解白宫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如何做出决策,我一直很好奇对政府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做什么事”有多难。科学和专家建议可能会提出,隔离所有从中国来的人或检测体温等做法并不能阻止病毒或发现所有的感染者,但我觉得当你在处于决策位置时,你什么都不做是极其困难的——你无法向公众表示我们就等着它(病毒)的到来,现在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协调医院、开始囤积口罩或呼吸机等。
Ron:公众(当然)期待政府有所行动,政府也应该有所行动。我之前说的行动应该基于科学和专业建议的意思是,仅仅基于护照的颜色决定一个人能否入境不算是真正的防御政策。同时,医学隔离也是把双刃剑,现在停靠在日本海岸的游轮上,所有人在一个相对狭小、封闭空间隔离已经使这艘游轮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上第二大COVID-19疫区。政府根本不可能什么都不做,这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我的建议。关键是政府必须非常谨慎地实行有科学依据和医学专业知识为支撑的政策,然后坦诚地与人民沟通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和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复杂影响。不能告诉人们我们正在做政府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连接的世界,我们不可能阻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简单粗暴地把美国经济(与中国)隔离开是不可能的。另外,我们的医疗系统高度依赖每天从中国进口的药物和个人医疗防护用品(Personal Preventive Equipment),这一点也需要让美国公众知晓。
Helen:Dr. Fauci怎么看?
Fauci:旅行限制或禁令方面我完全同意Ron的观点。你永远无法通过禁止人们入境就完全阻隔传染病;但正如Nancy所说,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做更充分的准备。过去30多年的传染病工作生涯里,我一直是反对旅行禁令的人之一。原因很简单,即使在疫情爆发期间我们禁止疫区来人入境,疫情还是会在其他地区传播,最终还是无法阻止病毒。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推迟和延缓它的传播。我曾经强烈反对禁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入境的措施,因为(美国)那时已经有许多艾滋病毒感染者,再阻止从其他国家来的感染者就没什么意义了。现在平均每天有22000名中国人来到美国,我们无法告诉美国人民可以通过旅行限制完全阻止病毒进入,但我们的确想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准备。
Helen:那么准备工作进展如何?医院、医疗用品制造商的步伐加快了吗?像Ron之前说的很多医疗用品来自中国,我们有药品短缺的情况吗?药品短缺与目前的限制政策有关联吗?
Nancy: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是,人们普遍更喜欢(问题发生后)应对,而不怎么喜欢(提前)准备。准备工作很难令人兴奋。所以要确保美国所有的医院和医疗行业开始准备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CDC在通过所有的专业组织和有联系的所有产业主体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协调。CDC网站上有针对各类主体的一系列指导建议。举例来说,如何处理医疗防护用品方面,口罩对医疗卫生行业显然很重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到有效的防护。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优先项是要确保口罩现在不被滥用,以保障接下来真正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有足够的口罩。一般意义上的准备和沟通工作不仅CDC在推进,许多州和地方的卫生部门也在直接与当地的医院和相关部门协调准备。
Ron:我想补充两点。首先我想强调Nancy说的,我们都喜欢回应但讨厌准备(what I want to underscore here which is welove response as we hate preparation)。有未知的情况出现是无法避免的,但问题是我们一直有没有一种持续的准备、也没有评估这种准备工作效果如何。过去的20年里,2001年炭疽热爆发,国会斥巨资应对,成果随着疫情消退逐渐消解;2014年埃博拉大流行,国内出现重大恐慌,国会花费50亿美元的成果现在又快没有了。现在一个新的病毒来袭,(流行病)又一次成为我们的焦点了。所以我今天在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想说的是,公共政策方面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是:一项持续进行、一以贯之地在Nancy所讲的应对流行病的准备工作上投入资源,而不是每次都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埃博拉疫情期间我们投入许多资源建立了一个由60家医院组成的网络,这些医院都有可以接诊传染病患者的设备和团队。但是现在给这60家医院的资金今年五月也要到期了,希望国会能继续资金支持。当遇到一个新的传染病时,我们当然必须应对,但从政策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一以贯之的持续准备、持续投资、持续改善,因为不管今年COVID-19最终如何,以后总会有另一个病毒或其他传染病再次爆发——这是唯一确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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