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记者刘迅 通讯员邱琼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 王永胜
48岁的杨莉，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认识杨莉的人，都知道她对人总是一脸笑，做事却十分干练。曾是湖北省优秀护士的她，在ICU一干就是12年。
疫情之下，她带着团队冲在一线中的一线，每天睡眠不足2小时，坚持守护着重症监护室的每一位病危患者。遇到老人闹脾气，她使出各路招数哄着、劝着、安慰着。
她总把重症监护室这个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之“家”，管得妥妥帖帖。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杨莉
以下是她的自述：
半夜惊醒，脑子里都是患者的求助声
我是ICU护士长，这场疫情，我和我的团队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艰难。
1月22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成为发热患者定点医院，病人骤增，最高门诊量2400人次，医院原来的病区全部改造成发热病区。1月23日晚，武汉协和医院转来100余位住院患者，重症监护室瞬间满床。
杨莉为患者进行当天治疗
当时，防护物资紧缺，护理人员严重不足。由于前期长时间疲劳作战，ICU的护士病倒、累倒了一半。我每天都不知道该怎么排班。虽然医院临时从协和抽调护士支援，但团队负荷仍很大。
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我们在ICU里高强度工作，身体能支撑多久？最初，我定下8小时工作制，不少年轻护士累得嚎啕大哭。哭完了，擦干眼泪，转身进去接着干。
我看着这群孩子们，很心疼。她们中，大部分都是90后，有的刚新婚几天，有的才当妈妈。但既然当了护士，这就是我们的战场，没理由当逃兵。
我是护士长，也是她们的大姐。我一边宽慰团队，一边带着大家往前冲。除了协调、处理突发状况，我也要参与救治，大家的辛苦我都深有体会。
穿上防护服，戴上N95，整个人憋闷难受、束手束脚。以前打个留置针，轻松一分钟搞定，如今两层手套一戴，触摸血管毫无感觉；防护镜一起雾，什么都看不清，打个针一身汗，腰都直不起来。
我和护理团队苦战数日，每晚睡眠不到2小时。半夜惊醒，耳边都是机器报警声和患者的求助声。
直至1月26日晚，四川援鄂医疗队抵达医院，我们压抑多日的情绪终于忍不住，哭着拉着医疗队的手说：“总算等到你们来了。”
患者盼着和家人重聚，是我们坚持的动力
在四川专家的建议下，重症监护室与原呼吸病区合并整合成新的重症病区，病床增至18张。四川省人民医院支援人员担任护士长，我担任副护士长。
我们做好分工，护士长主管医疗护理，我配合科室整体基础管理和病人的生活管理，当起ICU的后勤管家。
杨莉经常到床边安慰患者
这次疫情中，重症监护病区的患者年龄偏大、病情危重，很多都双肺感染严重，血氧饱和度低。他们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尿管、胃管、呼吸机管道等各种管子。
每天上班，我和护士长一起，检查每位重症患者身上的管道是否通畅，各项护理措施是否到位，皮肤是否有压疮等。患者虽然不能动，但只要我们靠近，就会拉着我们的手问：“我还有救吗？”“我还能回家吗？”从他们的眼里，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求生欲。他们盼着和家人重聚，却又时刻处在生死边缘的恐惧中。
我们能做的，只有陪伴和安慰。我会故意在床边多停留一会，拉起他们的手，拍拍说：“没事哈，有我们在，一定能挺过去的。”
有时也聊聊家常，鼓励患者多吃好吃的，补充营养，提高免疫力打败病毒。我相信，一言一语间传递的温度，能给患者带来莫大的精神力量。
当代班儿女，哄老人一口一口吃东西
我们护理人员要做好治疗，还要做好基础护理和生活护理。
我们病区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且老年人居多。有的情绪低落，又没家人陪伴、精神恐惧，有时会耍性子，像小孩一样闹情绪。我和护士们就是患者的代班儿女，把他们当亲人照料起居。
80多岁的孟爹爹，年轻时当过兵。住入病区后，因为家人不在身旁，脾气时好时坏，每次吃饭时都会耍点小脾气。他是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面食，心情不好时就会把饭菜、肠内营养剂推一边，吵着要吃馒头：“为什么总要听你们的，为什么不听我的，我就想吃开水泡馒头。”
这时，我总会耐心向老人解释：“这个病要加强营养，才能好起来，早点回家。”我先逗老人开心，趁着他不倔了，赶紧喂营养液。再顺着老人的要求，用热水把馒头泡软，一口一口喂着老人吃，最后再喂点营养品。老人还喜欢吃煮鸡蛋，我也会把蛋黄、蛋白碾碎，用温水拌着，喂给他吃。
看似简单的一餐饭，却要耗费护士们大量的精力，少说也要半个小时。在我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老人病情逐步稳定，心情也好了起来。每次看到走进病房的护士，都会翘起大拇指表示感谢。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杨莉
保存好遗物，这是逝者家人最后的念想
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
每次有危重症患者去世，我会帮着清理遗物，以手机、手表、卡类居多，我专门准备了一个盒子，将它们消毒后保存起来，便于疫后逝者家属寻找。这个想法缘于一次与逝者家属的对话。
一次，一位危重老人去世，我整理时发现，老人的银行卡、身份证、钱、手机等物品静静呆在床头柜中。我看着这些物品想，离开时家属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或许这些遗物对其家人来说，是一份舍不得的念想。
我将这些遗物一一擦拭消毒，密封包起来，再联系老人的亲人，互加微信，拍照发给他确认。我嘱咐，只要有时间，随时可以来医院取回，我会送到医院门口。电话那头的声音，哽咽了。
我至今还记得，老人的儿子来医院，一接过遗物，眼泪就刷地掉了下来。他弯腰深深一鞠躬，哽咽说：“这手机里存的东西，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后的一点记忆，谢谢你们！”
隔一米距离站着，我的眼泪也瞬间崩不住了：“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没能救回您的父亲。”
看着家属远去的背影，我触动很大。回到科室，我准备了一个盒子，把每位逝者留下的手机等物品消毒，一个一个写上床号、姓名等信息，妥善保存起来。
他们离开时，没能见到家属最后一面。等到疫情结束了，我们会尽力将这些遗物交还给他们的亲人，那些手机里，一定还有着一家人最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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