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从嘉靖间巡抚宁夏起，一直镇守北部边镇，“具知诸边闸塞，身历行阵，修战守，纳降附，数出兵捣巢。”④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时，“奏给四镇旗牌，抚臣得用军法督战，又指画地图，分授大将赵苛、雷龙等。”⑤还一面严禁杀降通虏之弊，一面“刊发纸票，通行三镇将领，各置木牌遍插沿边通贼要路，示谕被卤军民”，要他们“各宜共仇骄虏，各思脱祸”，并明确宣布政策：“有力者或杀获虏酋，例得加官进爵，赏银各千百两……有谋者或劝导诸人归顺，数多亦同爵赏……其余独力不能谋为者，各窥机便或马步投边，或率众归正，自有应得赏恤。如仍畏避执迷，甘为虏中奴仆，或听诸逆反役虏地耕纳……将来进兵，尽从剿杀。”这些政策促使“板升”居民和蒙古族人民对明朝的态度发生了分化。“下独华人接膻而来，夷种亦多举帐效顺……一岁之间，归降数逾二千有奇。”③这些情况表明王崇古实行的政策对于打击蒙古贵族的势力，遏制他们对明朝边境的骚扰，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王崇古又“禁边卒阑出，而纵其素通寇者深入力间。”①他还提出墩哨边军每人“每月给银三两，以充买道饵虏之资。” 拨出这笔经费，既有利于蒙汉民间私市贸易的发展，也可以直接由边军官兵收买问谍，借以了解蒙古贵族方面的情况。王崇古上述措施，使明朝对蒙古族增加了了解，更为缓和蒙汉关系作了准备。
其次，王崇古妥善处理把汉那吉归明事件，使明代紧张的蒙汉关系有了转机。
把汉那吉是蒙古族鞑靼部首领俺答汗的孙子。隆庆四年十月，把汉那吉因与俺答发生矛盾，又听说下崇古招徕降人的政策，于是率妻子及部属十余人归附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一面派人报告王崇古，一面派人接待把汉那吉。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王崇古面前：对把汉那吉的归附，究竟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事件的处理直接关系到明朝与当时蒙古族中最强大的鞑靼部的关系。而此时俺答已调兵“分道人犯，索把汉甚急。”③明朝与蒙古族的关系处于千钓一发之际。土崇古与方逢时商讨后，认为这是打破僵局，改善蒙汉关系的契机。于是他与方逢时联名上疏，提出处理把汉归附事件的上、中、下二策。他们认为，应接受把汉归附，“宜给之宅舍，授之职衔，丰其汽禀，易其服用，以悦其心；严防出入，禁绝交通，以虞其诈。。岁月既久，果无异心，徐为录用，俾其自效。若俺答果肆勒兵，近边索取，则明行晓告，许其生还，谕以祸福，因与为市；责令俺答将板升诸逆贼首赵全等
生擒解送，被掠人口悉放南归，然后优加赏给，以礼遣还。”０才是上策。这份奏疏送至朝廷，“朝议纷然”，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等激烈反对接受把汉归附，以至兵部尚书郭乾不知所措。只是由于明穆宗和阁巨高拱、张居正的支持，王崇古的意见才被采纳。穆宗下诏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王崇古执行朝廷的命令，并针对俺答调兵临边索要把汉的情况，一面下令边军做好防御准备，一面与方逢时定计，派遣鲍崇德将明朝厚待把汉的情况告诉俺答。当俺答派使者来了解虚实时，王崇古让把汉诽衣金带见使音。俺答得知后大喜，鲍崇德即告诉俺答，“但缚扳升诸叛人赵全等，旦送至，把汉即夕返矣。”③于是俺答于十二月将叛入赵全、李自馨等人收捕，执送大同。王崇古劝说并礼送把汉那吉回到俺答处。俺答“遣使报谢，誓不犯不同／”坞把汉归附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完全可能使本已紧张的蒙汉关系进一步恶化。但由于三崇古作为具体处理此事的封疆大吏，与方逢时一起根据实际情况和蒙汉双方的利益作出正确的对策，然后在朝廷支持下妥善处理了把汉归附事件，从而为明朝蒙汉关系的改善打开了通道。
第三，王崇占力排众议，坚持俺答封贡主张，使之得以实现。
当把汉归附事件得以妥善理之时，俺答提出：“天子幸封吾为玉，水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 这时王崇古一面命令沿边官兵不要出塞烧荒捣巢，一面向朝廷上疏，主张“应俯顺夷情量为封锡，定其岁贡之额期，示以赏赉之等第。”此疏一上。“朝议复趴（兵部）尚书郭乾谓马市先帝明禁，下宜许。给事中章端甫请敕崇古无邀近功，忽远虑。”的王崇古虽从阁臣高拱、张居正、张四维给他的信中已经明知廷臣中对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议，但他
仍坚持自己的止确意见，一再上疏明确提出：“在俺答行辈为尊，众莫敢违，或可封一王号；其各酋长，必须各授一官。……方可羁糜众酋，免复东西窥犯”。并指出这次俺答请封乞通贡“万非昔时两地为市，辱国费财、玩寇自宽之比”；“俺酋既已两次遣使，若重为拂逆，非惟阻其向化之念，抑亦挑其忿憾之心，职恐边方自此又多事也”；“今其稽颗向顺，乃拒之而不纳；及其跳梁怒背，又抚之而下能，不几于失策那？”王崇古还在《确议封贡事宜疏》中全面提出赐封、通贡、互市的主张，对比了这次俺答请封乞
贡与嘉靖问仇骛开马市的不同，驳斥了反对派“先帝禁开马市”的理由，又一次肯定了封贡互市的必要性。
在《确议封贡事宜疏》中，工崇占还提出了对俺答等蒙古族各部首领封赐爵位、官职的具体办法：俺答可“锡以王号，颁给镀金印信”；其余大枝首领、各枝子孙等分别授予都督、指挥等职衔。此外，王崇古对蒙古族各部进贡马匹规定了数额，以使蒙古各部每年都能获得明朝的赏责，而且数额公平合理，“无纷夺之虞矣”。同时，规定每年正月初旬为贡期，还提出夷使进京人数要限定，对进京夷使的贡道也作了规定，以利于明朝对蒙古进贡的
防范。
当明穆宗下诏就王崇古的奏疏由兵部召集廷议时，“定国公徐文壁、吏部左侍郎张网维等２２入皆以为可许；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１７人以为不可许；工部尚书朱衡等５人以为封贡便，互市不便。。。，。。。兵部尚书郭乾淆于群议，不知所裁”。廷议中意见分歧很大。直到三月下旬，才由明穆宗作出裁决，由于王崇古的意见理由充足，对封贡的具体实施有周密的考虑与安排，因此他的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并付之实施。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年）三月，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对俺答的子弟、部属也分授官职，并决定允许蒙古各部通贡互市。同年五月，俺答在得胜堡外晾马台（在今大同市北面）举行有明朝官员参加的受封庆典。俺答当众“对天叫誓”，表示“永不犯中国”。。此后通贡互市也逐步施行。俺答封贡是明朝蒙汉关系根本改善的标志。
第四，认真实施互市，宣传互市的政策和成效。
蒙汉双方在边境互市，是双方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把汉那吉门附明朝事件之前，俺答曾多次向明朝要求通贡互市，都被明朝拒绝. 明朝在处理了把汉归附事件之后，经过多次争论，终于确定了与蒙古族俺答、吉能等部互市的政策。王崇古深知搞好互市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实施互市作了周密筹划与安排：(一)他规定“交易日期，大率以一月为期。”（二）在开市期间，“令各支虏酋各差一的当首领，统夷兵三百驻札边外。各镇各令本路副参等官，各统本支精锐官军五百驻扎市场”以维持秩序，保护互市的正常进行。（三）他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规定了互市的马价。“臣当互市之初，开具宣谕榜例，要定虏中上等扇马一匹，拟价十二两，搭配段布官货一分，实值银八两余；中扇马一匹，定价十两，货实值银七两余；下扇马一匹，定价八两，货实值银六两余。”他认为互市活动应以“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为原则，使汉族和蒙古族人民双方都能从互市中获利。互市中的商品如粮食、布匹、绸缎、锅斧等物为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商人从互市中
购得的货物转贩至内陆“率得厚利”。（四）王崇古还争取朝廷将广锅列入互市商品之中。互市之初，明朝政府规定禁止铁锅入市贸易，“谓锅系铁斤，恐滋虏中打造（兵器）之用。”但铁锅又为蒙古族人民的日用必需品。蒙古族人民由于铁锅难得，“生锅破坏，百计补漏用之，不得已以皮贮水煮肉为食”。蒙古各部首领曾多次要求明朗将铁锅列人互市商品的范围之内。王崇古为满足蒙古族的需要，推动互市的发展，多次上疏朝廷，指出“盖广锅生铁不受炼炒，行之已久，此可效行。。。。即当容照辽左三卫例，以广
锅客人市易，商夷攸便也。”③“虏众不习炒炼，辽蓟以广锅充赏，虏中非用铁打造，臣去岁二次疏议详矣。许诸虏以破旧（铁锅）赴官市易新锅，严禁商民无容私市。……庶虏众免急迫恙望之叛，边墩免将来迫索凌夺之虞矣。”终于获得朝廷准许广锅入市交易。（五）广泛宣传互市政策。互市之初，王崇古考虑到边境商民由于不了解明朝政府对蒙古族政策的转变或有其他顾虑，不敢携带物品参加互市贸易。于是一面“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广泛宣传互市政策，一面还规定商人从互市买得的马匹，“如各营缺马，听从官印收，照原估值给价，于商勿容亏减；如官司不用，听给执照与商，令其入关贩卖，不许关津留难。”这样，王崇古用政策保护客商利益，鼓励商民参加互市，因此互市才得以正常发展。（六）王崇古还规定了互市的税收制度。“凡夷马商货，各有税例。每年即以收获银充抚赏之用。”
由于工崇古的周密筹划和悉心管理，明朝北方边境的蒙汉互市，从隆庆五年开始，不断迅速发展。仅以宣府、大同、山西三处互市成交的马匹数为例，隆庆五年共７０３０匹，隆庆六年共７８４５匹，万历元年为９１０３匹，万历二年达２７０００多匹，④四年之中马匹成交数量增加了二倍多。从这些数字可以表明整个蒙汉互市的发展何其迅速。这种迅速发展的情况既反映了实施互市符合蒙汉两族人民的要求，也反映了工崇古在实施互市中各项政策措施是正确的，因而促进了蒙汉互市的迅速发展。蒙汉互市的发展，有利于蒙汉双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因此，蒙汉互市符合蒙汉双方人民的长远利益，也能促进蒙汉两族的友好关系，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从上述王崇古在隆庆和议过程的活动中可以看到，他既有从全局出发，善于把握事机的战略眼光；又有从实际出发，善于临机应变的政治才能。他不愧为明朝后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王崇古在改善明朝蒙汉关系中的作用和贡献，参与隆庆和议过程的人们当时就己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如果说接受把汉那吉归附是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共同谋划定计并联名上奏朝廷的，但此后，正如方逢时自己说的：“臣以忧归，王独任其事，请封议贡，约会定期，劳心苦志，克有成绩。”俺答的封赐和双方通贡互市，主要是由总督王崇古具体策划和实施的。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就曾给王崇古写信说：“向者仆固谓：世必有非常之入，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此所谓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这是了解内情的人对王崇古所作的评价。确实，作为明朝北部的封疆大吏，王崇古在隆庆和议中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隆庆和议成功，俺答封贡互市的实现，从根本Ｌ改善了明朝蒙汉关系，促进了蒙汉双方的经济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获得巩固和发展，清代魏源指出；从隆庆和议之后、“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熔，且为本朝汗二百年之太平。”可见隆庆和议意义之巨大和影响之深远。因而在隆庆和议中卓有贡献的王崇古，其历史功绩理应彪炳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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