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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古松
《类经附翼·真阴论》说：“物之生由乎阳，物之长由乎阴”。
张氏从维护元阴与元阳之理，推崇熟地黄“味厚气薄”、“阴中有阳”、“能补五脏之真阴”，因之扩充熟地黄之妙用，且跳出前人“禁忌”范畴。
认为：“或脾肾寒逆为呕吐，或虚火载血于口鼻，或水泛于皮肤，或阴虚而泄利，或阳浮而狂躁，或阴脱而仆地”，凡此皆用熟地黄。
不仅能治阴虚之证，且取其重、镇、甘、守之特性，在补阳方中亦用之，皆是“用其静重之妙”，可偕他药随补阴阳之侧重，据证情而权变，使阴阳互为其根，水火相济，而归于平衡然有嫌其滞腻，恐中阻气机者，对痰饮、水泛、脾肾虚泄等均禁锢之。
张氏认为：“脾主湿，湿动则生痰”，“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治痰者，求其本，痰无不清”。
拟【金水六君煎】，以熟地黄滋补肾阴为主，合二陈汤以健脾化痰之源。“痰即液也，其本在脾，……大虚不化，攻之弥坚，补之潜消”(陈修园《医学实在易》)。痰为津液不化之物，故化痰健脾与养阴并用，寓“补之潜消”。
张氏指出：“有畏其滋腻者，则崔氏何以用肾气丸而治痰浮？有畏其滑泽者，则仲景何以用八味丸治肾泄？”殊不知有开有合，何虑中阻滞腻之忧哉！
有泥于熟地黄补阴、滋腻生湿，必兼伍“渗利”之说者，张氏驳之“盖气虚者不可复行气，肾虚者不可复利水，温补即所以化气，塞因塞用之妙也”。
习以肾阳虚者用【八味丸】，肾阴虚者用【六味丸】。张氏进而创立了【右归饮】、【右归丸】；【左归饮】、【左归丸】……，均重任熟地黄为主，从而扩大了补肾虚的方法。
其方皆基于《金匮》【肾气丸】(八味丸)，悉去丹皮、茯苓、泽泻之渗利。
如治肾阳不足而致气怯神疲、腰酸肢冷、脉细等症，用【右归饮】；
滋肾阳不足而致气怯神疲、畏寒肢冷、阳痿滑精、腰膝酸软等症，用【右归丸】“阴中求阳”益右肾之元阳。
命门阴分不足者，用【左归饮】滋阴生津，左归丸滋阴生津降火“阳中求阴”培左肾之元阴。
可见其补阳中含滋阴，补阴中含扶阳，“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归纳之，扩熟地黄之妙用，驳滞腻之嫌疑，补前人之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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