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晋朝名僧，号道林，俗姓关，陈留人。亦说河东林虑人。约晋愍帝建兴二年（３１４），他出生在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幼年时期即流寓江南。生于战乱时期，时代和世事将他铸造成了我国玄学与佛学界的骄子。
两晋之际，天下大乱，五胡入侵，晋室南迁。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知识界对传统儒道思想的救世功能产生了怀疑，企图寻找新的出路．社会大崩溃与精神大崩溃，使传统的文化价值受到空前挑战，为佛教深入中国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同时，玄学文化所造成的自由清谈风尚亦有利于佛教义学的传播。在这种条件下，两晋元康～永嘉之际，一些僧人开始了与玄学名士的交游，如支孝龙、竺叔兰、康僧渊、竺道潜诸僧。他们的活动开始使玄学名士们对佛教有所了解。这是中国学术思潮由玄学向佛教演变的重要时期。当时东晋初期渡江的开国元勋王导（咸康五年逝）、庾亮（咸康四年逝）等第一代名士，相继去世，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东晋第一代渡江高僧如帛尸梨密多罗（高座道人）、竺道潜或逝世，或离开了政治中心建康，隐居山林。继王导后执政的庾冰、何充，在对待佛教问题上意见不一，展开了争议，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参看《弘明集》：支持佛教的何充获胜，为佛教徒争得了不跪拜王者的权利。
支道林就成长于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都与之息息相关。
一、玄学少年，遁入佛门
晋室南迁，支道林家族亦随中原难民离开原籍渡江南下。支道林少年便开始研究玄学，但在这一转变时期，支道林经历了由儒道玄学向佛教的转变。支道林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变化，就是当时中国思想界巨变的历史缩影。他由精通老庄的玄学少年，经过余杭山的佛学反思，世界观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在建康白马寺，破玄学传统的逍遥论，引起了思想界的轰动，从此步入士族上流社会，为其日后在达官贵人中弘扬佛法开拓了道路。之后，支道林到京师参加清谈，因精通老庄玄学，得到名士王蒙、殷融的赏誉。并在余杭山潜心研究佛经多年后出家。
公元339～349，支道林以吴县支山寺为点，沿建康──京口──吴县──会稽之间畅通的江南运河水道，北上京师建康，南下会稽，主要活动于京师建康士族社会的上层。作为东晋第二代僧人的杰出人物，他团结何充，举行佛事活动，同时又活跃于清谈场上，以其出色的辩才与睿智周旋于司马昱、殷浩、王蒙、刘惔等一代玄学名流中，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公元351～353年，北方河洛地区陷入混乱，东晋举朝上下掀起一片北伐声浪。以司马昱、殷浩为首的中央政府与以桓温为首的荆州势力都打算利用北伐的旗帜扩大自己的影响，故政治军事活动成为中心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支道林离开京师南下会稽，甚有战略眼光。会稽是东晋王朝政治文化经济的腹地，世家大族庄园集于此地，名士与高僧云集于此地，未来政治要人多出于此地。尤其是王、谢家族，在当时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支道林离开军事政治中心京师建康而南下文化中心会稽，与王、谢家族及郗超等人密切交往，使佛教的影响继续扩大。这些名士后来成为左右东晋中后朝政局的人物，对支道林身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禅居沃州，著书立说
在介绍支道林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前，应首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
353年，前凉主张重华派遣王擢带兵2万攻占上邽。东晋王朝内部以司马昱、殷浩为首的中枢势力与以桓温为首的方镇势力，于永和后期双方矛盾日益明显︰桓温以殷浩北伐失利为由，逼迫朝廷废殷浩为庶人；桓温经永和十年、十二年两次北伐获胜，实力大增，步步进逼以司法昱为首的东晋朝廷。同时，王羲之也于永和十年辞去会稽内史，与道士许迈采药服食，云游诸名山。会稽山阴亦不再是名士云集之处。
在这种形势下，支道林南下剡县沃州、石城二山中，潜心研究佛经，著书立说，在理论上弘扬佛法。这一时期也是支道林一生中理论著述的高峰期，因此在笔者在此进行重介绍。
永和九年（353），支道林离开山阴南下剡县，先后居□山、沃州山，写就了著名的《座右铭》，养马放鹤。这在《本传》中有所记载︰俄又投□剡山，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增众百余，常随禀学。时或有堕者，遁乃着《座右铭》以勖之。......时论以遁才堪经济，而洁己拔俗，有违兼济之道。遁乃作《释蒙论》......人尝有遗遁马者，遁受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受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谓鹤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
关于支道林去剡县后所居山寺，有以下记载，即为沃州小岭，亦说“沃州精舍”。支道林在此既《高僧传》卷 4〈竺道潜传〉︰“支遁遣使求灵□山之侧沃州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灵山而隐。”《嘉泰会稽志》卷 9〈寺院．新昌县〉云︰“沃州真觉院在县东四十里，方新昌未为县时，在剡县南三十里，居沃州之阳，天姥之阴，南对天台山之华顶、赤城，北对四明山之金庭、石鼓，而北有支遁养马坡，放鹤峰，......晋帛道猷、竺道潜、支道林......皆常居焉。会昌废......治平三年赐今额。”从上述其使用功能上来看，该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寺庙。与普通由政府出资建造的寺院相比，沃州精舍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闲适与安逸。普通寺庙秩序井然，念佛诵经是唯一的主题，而支道林却在此养马放鹤，品茶论佛，由此看来，沃州精舍虽称寺院，实为支道林论佛休养之茶舍。
又有宋高似孙《剡录》卷 5引白居易〈沃州山禅院记〉︰
沃州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州山之阳，天姥峰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岭而养马坡放鹤峰次焉......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又有......凡十八僧居焉。
据考察，沃州山位今浙江省新昌县县城东南约15公里处。沃州山禅院毁于文化革命，其遗址已被长韶水库淹没。
三、应召进京，归而复隐
永和～升平之际（公元361～364年），云集于会稽的名士或入仕或去世，文化中心已不在会稽而在京师建康。晋哀帝崇尚佛教，故在其登基后，召天下高僧进京，在这种形势下，支道林离开剡县，应皇帝征召进京，在建康东安寺弘扬佛法。
但是晋哀帝虽崇尚佛教，却又沉溺于黄老方术，《晋书》卷8〈哀帝记〉曾有记载“（哀帝）服食过多，遂中毒。”他不懂佛家正道，其心中佛教属神秘方术。支道林看到晋哀帝倡佛背后的无知，(慧皎《高僧传》卷4〈支遁传〉载支道林︰“上书告辞曰︰『......上愿陛下，齐龄二仪，弘敷至化。去陈信之妖诬，寻丘祷之弘议，绝小涂之致泥。』”)又因身染疾病，故在入京三年之后，即365年，返回剡县石城山栖光寺隐居，至逝世。
由于支道林在东晋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对他的去世，时贤表现出深切的哀悼。据〈本传〉载︰郗超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昙宝为之作谏，孙绰《道贤论》以遁方向子期......后高士戴逵行经遁墓，乃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但是，支道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意义，当数郗超看得最为清楚，他的评价是无以复加的︰“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
一代大师虽已离去，但其对我国思想界、文化界的贡献却是不容后人遗忘的。剩下的，是后人对于他的的缅怀和景仰。
四、玄学骄子，佛学巨人
东晋时期，佛学开始兴起。支孝龙、竺叔兰、康僧渊、竺道潜等著名高僧的活动虽然开始使玄学名士们开始对佛教有所了解，但是这些僧人一般缺乏理论建树，未能用玄学家理解的语言去阐发佛教义理，未能从理论上超越玄学，引导士大夫由玄学向佛教转化。
从上述角度看，支道林无疑是个具有划时期影响的人物。他作为东晋第二代僧人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活动于京师与会稽的士族上流社会中，与当时最重要的士族名士密切交往，以其人格和才智扩大了佛教影响；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运用玄学语言解释了佛经般若义理，创立了即色宗学派。两晋之际的玄学，以郭象《庄子注》理论影响最大。支道林的即色宗学派，可视为对郭象玄学的佛教超越，因此在江南三吴地区士族阶层中影响最大，而三吴地区是当时中国文化的腹地。当时，与支道林同时代的道安僧团远在江北，鸠摩罗什还未到中土。支道林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使士族玄学名士认同佛教，因而直接影响了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由玄学向佛学的变化，为尔后佛教在东晋的大发展开拓了道路。
四、清谈之父，佛茶之祖
支道林饮茶源自清谈。
魏晋时期清谈家中不乏“酒徒”，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刘伶都是著名的饮者，但南朝时期的清谈家渐成了“茶人”。因为清谈家若整天纵酒，日醉不醒，恐怕也就无法谈玄和发表宏论了。
道家的始祖老子主张“清心寡欲”，清心就要“无为”，寡欲就要“养廉”。支道林所追求的回归大自然的茶境，就充满了顺乎大自然的“无为”色彩。以茶养廉的“茶统”，就是用清茶冲淡世人的利禄之心后，达到寡欲的清雅之境。
支道林崇尚清谈，希望在返璞归真中得到宁静与平衡，清谈时喜好以一杯芳茗助谈，茶中质朴、自然、清静、无为、平和……的内涵就和道家思想交相缠绕，渊源甚深。
而禅宗兴起以后，佛人们认为顿悟即可成佛，宇宙间“本来无一物”，世间的一切事物当然也就是主观上的虚构，心外无物，佛在心中。支道林是最早饮茶的佛人，在他的生活里寺必有茶、茶必有禅。茶入禅门，凡茶便成禅茶，支道林嗜茶，禅茶便绵延不断，寺院就沁满了茶香。他以茶悟道，况味人生，一杯清茗可容天地世间的万物，有“茶禅一味”之说。他修行所在的灵嘉寺、栖光寺至今还氤氲着茶叶的余香。为了方便饮茶论佛，支道林在还曾在苏州市西南约15公里处的天池山中依泉而建一寺院，曰“寂鉴寺”，寺前有清心泉，寒枯泉，寺旁山上有直径半米多的圆形山泉名“钵盂泉”，还有水声如捣的“地雷泉”，掬手可盈的“盈盈泉”，及“天池第一泉”。为方便取泉水煮香茶，支道林在寺内特别建有茶室，名“旱船”。一边用清泉烹山茶，一边诵经论佛，别有一番佳味。
佛门之地又是静、净之所，他所追求的茶境也是静、净二字。静即清静，净即干净，在静、净之地也就进入了“心静”和“自悟”之中。支道林追求的是主观上的解脱，顿悟出人生的哲理，立地成佛。他通过饮茶把自己同山水、自然、宇宙容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精神上的开释。茶中的开释与寄托也是一种“悟”，这种“悟”往往与“境”联系在一起，“心随境迁”、“心境相怡”。唐代诗人皮日休在他的《茶中杂咏·茶瓯》写到“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蘋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诗中所述的“支公”即为支道林。他结交广泛，逢松风夜月，他常常邀请友人品茶论佛，幽幽清辉，习习凉风，三五位知己坐着，煮茶喝茶，弥漫着清茶湿润的气息和令人心醉的友情，喝的是茶，论的是佛，沁润的不仅仅是脾胃，而是心情。这成为佛茶史上的一段佳话。
追寻支遁一生的足迹，后人会惊讶的发现支道林和与之相隔数百年的茶圣陆羽之间还颇有一段渊源。原来，支遁大师龙曾经在复州竟陵县(今湖北天门市)城西湖之滨的龙盖寺设坛布道。据《天门县志》记载，他在那里宣示佛经，推行饮茶之风，并开凿了一口井，名品字泉、三眼井，用此泉水用烹煮香茗，其味甘醇可口。
而这龙盖寺，正是四百年后茶圣陆羽被收养的寺院。时值唐代，龙盖寺（唐时已称西塔寺）主持智积禅师在一石桥边抱回一个三岁的幼小孩童。这个孩童就是陆羽。陆羽在寺里成长，研习佛经和茶道，用当年支遁开凿的三眼井中的泉水烹煮香茗，经过多年的游历和钻研，终于写成了我国茶文化史上最值得骄傲的著作《茶经》。由于陆羽的缘故，这眼泉水又被称为“陆子泉”，“文学泉”（因陆羽曾被召拜为太子文学徒*唐代的一种官职，人称此泉为文学泉）。唐代诗人裴迪在游览该寺时曾经赋诗：“竟陵西塔寺，踪迹尚空虚。不独支公住，曾经陆羽居。草堂荒产蛤，茶井冷生鱼。一汲清泠水，高风味有馀。”（见《全唐诗》卷129-37〈西塔寺陆羽茶泉〉）
茶成了联系数代佛人和茶人的纽带。茶这脉清香不仅滋养了文人们的诗文，更芬芳了上下几千年的佛门春秋。菩提清净，僧人的舌头也不一样，喝着喝着就喝出了礼仪，喝出了大师，喝出了名茶。世人皆仰慕佛茶之祖支遁大师留下的佛茶之遗风。浙江新昌沃洲山的支遁岭，至今游人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