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和孙中山
唐绍仪原来一直是袁世凯的幕僚和下属，但按照《临时约法》的原则，当时实施的是责任内阁制，通俗地说也就是总理说了算，对此袁世凯能甘心吗？
袁世凯当然不甘心，他根本没有把《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当回事，他眼中的唐绍仪不过一手下部属而已，凡事还得听他的。唐绍仪则希望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履行总理职权，担当起责任内阁的责任，对于特别敏感的裁军一事，他也是主张南北同时裁遣，而不只是单方面裁减南方的军队。两人的理念南辕北辙，对此袁世凯当然不答应，在袁的掣肘下，唐内阁政令不出院门，最后唐绍仪只好悄然离京赴津，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不到三个月便宣告终结。
袁世凯对责任内阁制恨之入骨，1914年5月，袁公布了修改后的约法即后世所称的“袁记约法”，与此同时，袁还将国务院改称政事堂，任命其好友、前清大学士徐世昌为国务卿。政事堂与国务院的最大区别是政事堂直隶于大总统，相当于总统府的一个办事机构，政事堂组织细则中明确规定：“国务卿暂襄大总统，负其责任，有参与军事之权，军事会议，国务卿列席；大总统发布之命令，由政事堂奉行，政事堂钤印，国务卿副署。”袁世凯此举实际上是将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了。
坐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还想更上一层楼，过把皇帝瘾，历来反对帝制的徐世昌马上称病请辞。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承认帝制，自称皇帝；20日下令特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并“赏赐”了一系列优待办法：免其称臣跪拜；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赏穿特种朝服。徐世昌当然明白老友的目的，他采取的对策也是委婉而坚决——谢而不受。
事实证明徐世昌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反对声中一命归西。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责任内阁也随之恢复，北洋悍将段祺瑞出任总理。
段祺瑞
段祺瑞人称“北洋之虎”，他从未将黎元洪放在眼里，黎对他也是又恨又怕。有一个小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袁死后段祺瑞去见黎元洪，两人上演了一出奇特的哑剧：“黎元洪木雕泥塑般坐于主位，段、张分坐两端，主人不开口说话，客人亦不启齿，呆坐若干时。段祺瑞忽起立向黎氏三鞠躬，黎亦茫然答礼。礼毕，二人仍还原座。坐定之后，三人仍不开口。此幕哑剧约费半刻钟，段氏始起身，向黎元洪半鞠躬告退，黎起身送客如仪。”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系将黎推上总统的位子，只是将其当成一个盖章机器，这也为后来的“府院之争”埋下了伏笔。
段祺瑞在北洋时期组阁次数最多，曾五次出任总理。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和冯玉祥等推举段为临时总执政，执政府不设内阁总理，由段主持国务会议。临时执政名义上是总统兼总理，权力似乎很大，但实际上却是个傀儡，必须完全听从张、冯二人的摆布。这是段祺瑞最后一次组阁，段原来为人刚烈常发虎威，人送外号“段厉公”，但最后却变成了净吃窝囊气的“段哀公”，这其实正是历史的诡异和不可捉摸之处。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照片
北洋政权的末代总理是潘复，他干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可能是在任比较长的一位了。潘是山东济宁人，早年曾当过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幕僚，有一次程因军饷问题多次上书未批，后来潘将呈文稍作改动，饷钱当即拨下。此事轰动一时，潘也由此被誉为“江北才子”。
在民初政坛，潘复素有善赌之名，据说他在牌场根本不用看牌，用手一摸即知。潘复利用这一“特长”，以金钱结交各路诸侯，左右逢迎优游自如，为日后登上总理宝座打下了坚实基础。以赌发迹而至总理高位，此亦算民初政坛上的一大怪状。
1927年6月，张作霖组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潘复是张作霖的牌友，常以赌场故意认输献媚于张。张主政期间，潘复一直担任内阁总理，直至1928年奉系退回关外。据说张作霖离京时，潘复同车随行，车到天津后潘下车回寓所，随后张作霖的专车即在皇姑屯遇袭，潘复无意中得以幸免，也算命大。
梳理百年前的北洋往事，我们发现那些走马灯般的内阁轮换，背后其实都有各方势力角逐博弈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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