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头村位于馆陶县卫河西中部，是一个不大的平原村庄。1941年8月14日（农历闰六月二十二日），日伪三百余人从驻地南馆陶镇出发，带着轻重机枪和毒瓦斯弹，在拂晓时包围了这个小村。村中50多名民先、自卫队民兵和村民一起，同仇敌忾，手持梭标、旧步枪和少量手榴弹，与日伪血战4个多小时，以原始的武器抗拒近代装备的强敌，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的颂歌。此一事件震动了馆陶、冀南三分区，以及周边县市的抗日军民，成为民兵抗战的旗帜。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1939年2月17日，日寇第二次占领了馆陶县城，开始了长达7年的残酷统治。为了不当“亡国奴”，此后这一带村庄，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馆陶县不少村庄成立了农救会、青抗先、自卫队、儿童团等民兵组织。塔头村处于敌战区和游击区边缘，离中共地下党领导、指挥的“卫（河）西抗战指挥部”驻地浅口村很近。几年的对日伪的斗争，塔头村民兵经常到日伪占领的南馆陶镇附近封锁、袭扰敌人，给炮楼上的伪军记黑红点，喊话瓦解敌人，在村口路边严格盘查过往行人，以防敌特侦察。对日伪派抢的粮秣给予没收，搞的日伪日夜不得安宁，成为冀南三分区民兵抗战旗帜而受到表彰。因此日伪把塔头村民兵视为眼中钉。
1941年8月14日天还未亮，驻南馆陶镇的日军山田部队90多人，由山田指挥，伪军200多人由伪六区长石善岭带队，经过周密策划，趁夜色包围了塔头村。日伪因知道塔头村民兵自卫队和抗日民众不好对付，因此不敢轻易进村，他们先向村里用迫击炮轰炸，这一下惊醒了全村的群众和民兵。但民兵自卫队和民众没有惊慌，因为他们早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这一天正巧馆陶县六区民兵队长、共产党员王汝清，因开会驻在家中，他和村自卫队指导员杨凤书等，带领、组织自卫队、民兵拿起陈旧、简陋的步枪、梭镖、大刀和手榴弹准备战斗。面对日伪军的进攻，杨凤书鼓励大家：“谁也不能当孬种，坚决抵抗小鬼子。”
天亮后，日伪向村中射击的枪炮声逐渐稠密起来。炮声过后，日伪先从南街往里进攻，当日伪步步逼近时，王汝清带几人赶到这里，他大声喊：“都不要怕，坚决打退敌人。”鼓励大家坚守阵地，与敌人作拼死斗争。但日伪很快发现了民兵的指挥目标，集中火力向他射击，瞬间他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日伪占领了村庄的南部，但顽强的民兵自卫队，在北街民房中，很快组成了新的阵地，大家一心打退敌人，没有一个撤出逃走的。敌人在街南房顶上架起机枪，向坚守的阵地疯狂扫射，子弹在民兵身边雨点似的穿过，一些民兵负伤牺牲了，但没有一个退缩，日伪见民兵坚决抵抗，又罪恶的施放了毒瓦斯弹，一些民众和民兵中毒。
村自卫队长王连清家存有两箱手榴弹，他在房上趴着，叫他的弟弟王澄清在下面递，一颗一颗的手榴弹投向日伪，最后王连清身负重伤，他站起来投出了最后一颗，英勇牺牲。
虽然塔头村全体青壮年民兵，在民众的支持下，利用房屋、胡同，街巷人自为战，节节抵抗，英勇抗击进村的日伪，但终因武器落后，敌强我弱，最后只好撤到了村西北角的几个院落里。但这时他们的战斗情绪依然高涨。民兵吴安仁把手榴弹连续投向敌人，一边大声呼喊：“尝尝你老爷的手榴弹吧！”这时已到中午，战斗持续了4个多钟头，30多个民兵壮烈牺牲，仅剩下10多人在坚持。为了保存民兵种子，民兵大队长吴春为带人突围。这时外村民兵在村西北庄稼地里放枪支援，于是他带领民兵吴德乾、吴聚乾等10余人，向村西北角冲去，短兵相接，杀出一条血路，但侧翼日伪的机枪密集地射过来，最后只有4人冲出了包围圈。
敌强我弱，日伪以极高的代价最后占领了塔头村。丧心病狂的日伪进村后，见男人就杀就抓，烧杀奸淫，无恶不作，157户，不到600人的小村庄，40余人战死，16人被抓去，财物被抢掠一空。自卫队指导员杨凤书没有冲出去，日伪抓住他严刑拷打，逼问民兵和枪支、粮食的下落，他怒目而视，回答：“不知道。”日伪把几根木棍都打断了，但他仍坚贞不屈，后被日伪枪杀。
一个平原小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敢于以劣势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日伪作战，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塔头事件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政府，派秘书周发武到村里慰问。他对死难民兵的家属说：“你们的亲人为抗战献出了生命，他们死的光荣。血债要用血来还，你们有困难，政府会尽量帮助，你们的儿子死了，今后你们就把我当作儿子吧。”在以后的日子里，塔头村不畏强敌的精神。一直鼓舞着这一带的人民抗击日伪，扩大根据地，直到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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