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功过是非，常常让人唏嘘感叹。
苏武是汉代著名的节臣，汉初抗匈名将苏建之子。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奉旨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匈奴羁留。期间，苏武不忘君恩，贞守臣义，始终不降。为了劝服他，匈奴运用威逼和利诱两手政策。先是，诱之以“隆爵厚宠，万金之利”，而苏武“不以滑其虑”。次之，匈奴改变策略，动用武力威胁，迫之以“白刃在颈，铁锧在喉”，苏武依然“不以动其心”，体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匈奴单于一时气短，知苏武不能折服，又赞赏他的气节，于是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海牧羊，前后达十九年。在到处都是冻土玄冰的塞外苦寒之地，苏武饮雪解渴，食草充饥，尝遍辛苦，但始终坚守志节。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屡受打击元气大伤的匈奴接受汉朝的和亲，已在匈奴娶妻生子的苏武才得以重见天日，获释回国。当苏武庄重肃穆地持着光秃秃的节杖回到长安时，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朝野震动，举国振奋。苏武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节义，成功地维护和彰显了汉家荣光，也成就了他一生最伟大的功绩，为世人敬重。后人每每标举民族大节时，常常不忘把苏武奉作最高典范。
相比之下，气象雄浑的大汉朝中，另一个臣子的命运就是别番景象了，他也是汉初名将之后，时任骑都尉的李陵。陵的祖父李广，人称飞将军，骁勇善战，世不二出。相传有一次飞将军晚间出巡，行入一处树林，猛然发现迎面一只猛虎正作势欲扑，万分情急之下，将军张弓搭箭，分力射出。中箭后，老虎静静地趴在地上不再动弹了，第二天，将军派士兵来寻虎尸，找到昨夜射箭之处，这才发现，将军射中的原来不是老虎，而是一块大石头，而所射之箭，则有如万钧神力，已经深深地嵌入石头里了。后世有诗云“平明寻白羽，没入石棱中”，即言此事，以赞将军之神勇。身为将门之后，李陵继承祖上荣光，也工兵法，善骑射，武帝曾嘉许他“有广之风”，等于表扬虎祖无犬孙了。陵常年受命驻守边陲，一定常思驰骋疆场，一者上报国家，二来下显家风。老实说来，汉武一朝，既是个穷兵黩武耗散民力的朝代，也是一个气象雄伟，不可一世的时代。武帝刘彻在著名的《求茂才异等诏》中曾表达过不拘一格网罗人才的呼唤，他说“马或有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用现在话说，只有暴烈难驯的马匹，才真正有千里之资，而求名之士，更不应担心世人嘲笑。在他看来，贪功图业，才可能真的立功成名。可见，敢作敢为，不为俗世所累，这正是刘彻所欣赏的。当然，对这样的异等之人，武帝很有信心降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只要有能耐，不怕我不能驾御。相比之下，以亭长起家，提三尺剑取天下的高祖刘邦也有“威加海内”的豪情，却少了武帝这种雄视四方包举宇内的大胸襟。同是求贤诏，高祖缺乏如武帝般驾驭天下茂才的自信，他的手法是威胁与拉拢并用，他布告天下“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说白点，愿意跟我混的，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言外之意，不肯从我志者，就别怪我下狠手。这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香港黑帮片中江湖大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刘邦总是不改他黑社会头目的本性，^_^，一笑。回到正题，李陵生逢气吞万象崇尚武功的武帝朝，既是他之大幸，也是他的大不幸。幸的是，他有机会到沙场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不幸的是，在一个注重事功的时代，赢取身前生后名的唯一方式，只有了却君王天下事，一切但看结果不问缘由。
春秋以降，匈奴一直是侵扰中国的顽固势力，他们常年以牧马为生，居无定所，哪里有水草就住在哪里，来年草尽，又拔寨而起，寻找新的草原。匈奴人天性勇敢善骑，又游移不定，经常到边关劫掠，让汉朝不得安生，武帝于是立志要解决边患问题。为了彻底击败匈奴，武帝一朝恨不得举国皆兵。通过征讨，汉朝从大宛国获得了腿短体壮善于远距离奔跑的汗血宝马，这对日后骑兵作战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武帝还倾尽民力，以五个步卒保障一个骑兵，作战上，则坚持长途奔突正面歼敌的方略，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随大将军卫青等出征匈奴。当时，李陵为前军，奉命率五千步卒出居延袭击匈奴。事实表明，李陵不愧是名门之后，他以区区五千之众，深入大漠。面对二十倍于己的匈奴大军，李陵指挥有方，不仅“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甚至“斩其枭帅”，把匈奴主帅斩于马下，一时间，“三军之士，视死如归”，匈奴军队望风而逃。恼羞成怒的匈奴不甘失败，愤愤然倾尽全部力量，“举国兴师”，甚至最高统帅单于也披挂上阵，对李陵的部队“亲自合围”。可想而知，匈奴部队都是剽悍的骑兵，且有十万之众，而李陵所带，则仅有几千步卒，兵力悬殊，战斗力更是天上地下。这种情形下，李陵苦撑了七天七夜，旁无援军，后无粮草，战到最后，身边不足百人，“兵尽矢穷，人无尺铁”，其惨烈可想而知。“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连强悍的单于也深受震动，“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不幸的是，叛徒管敢出卖了李陵，匈奴获得李陵部队弹尽粮绝的情报，知道他无法再撑下去，“遂便复战”，李陵终究还是“不免”于难。
李陵的投降，对崇尚武功的大汉朝，尤其对一生以征服匈奴为抱负的武帝来说，不啻是个深重的耻辱。无论李陵当时的处境如何险恶，更不要说在李陵苦撑待援时，一心只求自报龟缩不出的不是别人，正是武帝的小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可笑的是，若干年后，这小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投降了匈奴冒顿单于，历史的巡回耐人寻味，^_^。成王败寇，李陵的历史悲剧注定在所难逃。李陵投降匈奴第二年，有人到武帝处告状，说李陵不仅辱降匈奴，甚至还在为匈奴练兵！在我看来，这样的状言多半是心中有鬼的人从中作祟。李陵战败而降，表面上看，是他不够“死节”，实际却未必。李陵不是贪生怕死之辈，相反，他体恤下士，治军有方，士兵都愿与他生死相随。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在孤苦无援的情况下，为什么李陵振臂一呼，将士们“创病皆起，举刃指虏”。更何况，如果真的怕死，早在此战之前，李陵又怎么可能以五千步卒击退匈奴十万大军？大概李陵不忍心将士们无辜受死，才选择了投降。进而言之，李陵的投降很可能另有打算。他在期候汉朝大军，那时候正可做暗中接应。李陵在给苏武的回信中反问道，“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这个“有所为”，只能理解为忍辱负重，以图东山再起。李陵有他自己的功利观，诚如他事后所言，“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逢战不利，便一死了之，除了换取个忠义的虚名，其他又有何益？这虽然和宝玉鄙视的“武死谏”不能相提并论，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忍得一时“灭名”之辱，他日建功以“报德”也不是不可行。这种策略，汉初开国元勋韩信有之，越国名臣范蠡有之，鲁国名将曹沫亦有之。李陵对他们心有“窃慕”，对壮志未酬的他来说，这样的选择，比枉死大漠更值得赞扬。更为重要的，李陵之所以敢于投降，还源于对大汉天子的胸襟怀有信心，对自己被迫而降的客观原因有未申之言。就前者而言，他知道武帝不是气量狭窄的帝王，否则也不会诏告天下，网罗“跅弛之士”。就后者而言，李陵身陷敌境，后方军事统帅的作战方略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尤其是在一旁策应的援军，明知李陵身处陷境，还按兵不动，其咎难辞，其罪难逃。李陵心中，多少会为自己的被迫投降感到委屈，这种委屈，只有日后重返京师时，才有可能向武帝禀明，这也更加重了他忍辱负重东山再起的决心。可惜，李陵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政治上，却很幼稚。他并不知道，正是这后一个犹可解释的客观原因要了他妻儿老母的命。他忘记了，此时的他人在胡地，远离朝廷，没有人能听到，也没人愿意听他的解释。而那些对李陵兵败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在出征匈奴的战场上可以弃李陵以自保，这次回到政治斗争的战场，同样还会隐瞒事实，罗织罪名，陷李陵于死地，如此，他们才可以推脱责任，以为自保。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以背叛国家替匈奴练兵的罪名向武帝告发李陵。随后龙颜震怒，下令诛杀了李陵一家妻小，从此也就彻底断绝了李陵重回帝京的可能。可叹李陵一代名将，一生功名毁于一旦，只能老死匈奴，有国不能回，有家无人应，所能做的，唯剩椎心泣血，仰天哀叹而已。
苏武与李陵，一个是节臣，一个是勇将，一个身陷囹圄不改其志，一个被迫降服做了贰臣，一个为万代钦仰，一个被当世弃绝。对于历史，我们可以从后来者的眼光和思维悠优地尽力想象，对当事人来说，选择的不同，历史的功过评价就会判然有别，人生的苦痛悲欣也一定是体之叹之不能自已的。回到长安后，苏武功名两成，面对境况相似，结果迥异的李陵，他是怀有同情的，所以他给李陵的信中，一方面敬重李陵之材，称他“才为世英，器为时出”，一方面也替他们同途殊归的遭遇叹息，信尾末句，“国别俗殊，死生隔绝，岱马越鸟，能不依依”，读来实在让人心酸。但是，李陵所处的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战无可战虽降不辱的观念不会有市场。苏武给李陵的信，与其说是一片相惜之情，不如说，还更多地充满了胜利者的姿态，以及“余归汉室，子留彼国”的责难之意。苏武的信，一上来就说自己出使绝域，在“生不足甘，死不足恶”的困厄中，如何坚守节义不辱使命。这话对别人说尚可理解，而写给降将李陵，两相对比，让李陵做如何想？苏武已是功高盖世，奈何李陵则要背负不尽骂名，当苏武不无惋惜的感叹，“事已去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将复何言？”他已占据了一个胜利者的有利地势，占尽了为君王问罪的话语权，想他李陵又能如何面对？等到苏武事后诸葛亮地对李陵说，“向使君服节死难，书功竹帛，传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则让人听了多少感觉酸溜溜，这个道理，李陵难道不懂么？但他已然降了，纵有再多的理由，现在天下皆曰可杀，他能说什么呢？你苏武又看不出来么？所以，这样的话，与其是在替李陵叹息，不如说是在为自己彰功吧。
如果说，李陵当初投降还有思归之意，这次老母兄弟妻子儿女满门被诛，还身负叛国求荣的深重罪名，对他不啻是一记重棒，回国无望，堆压在胸的郁闷也一定让他苦不堪言。苏武的来信，让他突然在不能呼吸视听的淤积中发现了一道小缝，他太需要倾诉和解释了。倘若不能申白己志，他李陵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黄泉路上被牵连的妻儿冤魂，还有对他寄以厚望的祖父，还有李家几代承继的无上光荣，还有子子孙孙挥之不去的耻辱。这样的重责，他李陵如何担待得起？
李陵对苏武是稍微有点失望的，别人不解他的苦衷尚且情有可原，苏武不理解他，则难免辜负了相知之义。对于苏武的曲相责难，李陵表达了某种委屈和不满，他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显然，苏武还不能完全知晓他的苦心，这是他的辩解，多少也是实情。苏武信中自述被匈奴羁留时的种种苦难，李陵也有切实的体会，他在凉秋九月，望见塞外的衰草残月，常常夜不能寐，听到牧马悲鸣，边声四起，则不觉泪下。最难消磨的，是对妻子孩子和高堂老母的思念之情。但命运弄人，不到一年，老母被戮，妻子无辜，难逃厄运。同样是被困胡地，苏武得归受荣，我李陵则留此受辱，命也如何？命也如何！我李陵兵败身降，纵有大罪，但我屡获战功，为什么就没人记得呢？何况此降非彼降，内中曲里，又有几人识？我李陵自认功大罪小，却不蒙明察，因而不敢草草就死，否则连辨白的机会都失去了。况且受困时外援不至，粮草匮乏，以区区五千兵士迎战匈奴举国之军，我李陵虽败犹荣啊。只可惜，只可惜啊，当时一念之差，没有以死明志，不能象苏武一样以身保节。但非此，就没有二选么？我体恤兵士，心怀后志，苏武又了解几分呢？
妻儿老母的死，给李陵很大的刺激，他对大汉王朝不问曲直予取予夺的作风深深痛惜。所以当苏武歌颂汉王如何对功臣不薄时，李陵反问他，你是汉臣，当然这样说，更何况你苏武现在身受隆恩，不消说，更不作他言了。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萧樊囚絷，韩彭菹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的前朝旧事，至今仍历历在目。祖父飞将军，当年战功赫赫，却三十年位爵难封，年逾六十，还壮心不老，带兵打仗。到最后还是因为行军迷道，有违贵戚之意，不得已，含羞自杀。而我李陵，虽然比不上这些功臣义士，但一人犯错，妻儿老母何辜？刀笔之吏，弄其文墨，让他们惨死刀下。则我李氏一门忠勇，如何不痛心？如何不疾首？李陵痛苦地怨恨道，“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这八个字，读来让人心伤。
李华《吊古战场文》曾为李陵辈叹息，似他们一心完成君王的皇图霸业，然后到最后终不过同为枯骨，无贵无贱。在两军决裂生死的紧要关头，李陵们常常不可避免两难选择，“降矣哉？终身夷狄。战夷哉？骨暴沙砾。”当此之时，很多人根本无从选择。然而，李陵做了自己的选择，后果也是惨烈的。李陵已经没有退路了，国弃家破，亲戚俱亡，南向故国，有何可念？“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这，只能是李陵的命运。苏武在匈奴曾娶妻生子，返国时把他们都留在匈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李陵了解他有思念之心，只是不好明说。于是告诉苏武，胤子无恙，让苏武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情殷意切，读之感人。只是不知道苏武看了李陵的答辩，会作何想？他会从内心里同情怜惜乃至替李陵不平么？
李陵借着给苏武回信，一来申明了被迫身降的真情实境，二来也表达了汉家负他的恨恨之意。但无论如何，李陵的种种解释，总不脱一个辩字。在他内心，守节与保身总象一对呲牙咧嘴怒目相向的敌人，纠缠不休，苦扰不休，在他而言，也未始没有悔意吧。只是事已至此，只有暗吞苦果了。
不过，尽管苏武此后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另一个伟大的灵魂则对李陵的遭遇报以十分的同情。他就是太史公司马迁。因为替李陵抱屈，这个身怀绝世之才的历史学家，被一意孤行袒护妻舅的武帝残酷地施以腐刑，遭受了比李陵更不堪的屈辱，也在屈辱中，书写了最伟大的历史篇章，他自己，则在一生的书写中完成了一个大大的人字（个中详情，可参见太史公《报任安书》，读来更是让人伤心感叹不能自抑）。
一个下午，有感而发，拉拉杂杂，匆匆而就，书不尽言，言不及义。只是一份对历史的感慨，对家国的担当，希望有所共鸣。
本来想自己写一篇，可是看到这么强的文章就偷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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