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摇摇欲坠的魏玛共和国度过那段对我成年生活影响最大的岁月的。那是1931到1933年，我是一名高中生，也即将成为共产主义的热情拥护者。去年秋天，我在一个叫“我是历史的导游”的德国的网络访谈中被问及这段岁月。几周过后，在我在柏林上的中学——现已不存的圣马里布恩语法学校——的校友周年聚会上，我试图解释1933年那个十五岁的年轻人从德国到达英国的反应。
“想象一下你自己，”我告诉我的同学，“作为一名报纸记者，原驻曼哈顿，却被你的编辑调到了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这是我抵达英格兰的第一反应。在魏玛共和国的那个难以置信的兴奋、复杂、思想和政治上都纷繁多姿的柏林待了两年之后，这个地方太令人失望了。”
艾里克·维兹的细节丰富、精彩的《魏玛德国：许诺和悲剧》一书的封面让我的记忆重新鲜活起来。书中展示了那个旧日的波茨坦广场的模样，那是在希特勒把它摧毁之前，在联合的两德把它变成像迪斯尼公园样的建筑之前。我不是在说那些广场边的咖啡店，那里都是戴着毡帽，像我叔般的长者，柏林的年轻人更喜欢在万湖区的那条河上划船——那时候，那个地方还没有和种族屠杀联系到一起。
共和国仅存在了十四年，这一点难以让人记住——尽管希特勒在共和国的最后一年，在他上台前的演讲中一再声嘶力竭地强调这一点。在这十四年中，只有六年，夹在痛苦的初生和灾难式的大萧条之中的六年，共和国度过了一段类似平常的日子。国际上对共和国的大量兴趣是在它消亡之后，希特勒如何推翻它是这些兴趣的原因。历史学家的关注重点依然是希特勒登上权力宝座的过程，还有这一过程是否可以被避免。
维兹，像许多其他历史学家一样，陈述道，“这样的发展没有什么不可避免之处。第三帝国并不是必然要降临的”，但他自己书中的议论却削弱了这一陈述的力量。对于生活在1932年的我们而言，魏玛共和国病入膏肓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真正忠实于共和国的党派仅仅有1.2%的选民支持，我们家中的报纸讨论着这些支持者们在政治上还有多少回旋余地。
希特勒在另一个方面加强了魏玛的记忆：他制造了大量的难民社区，这些人在他们避难的国家里起到了远远大于他们人数比例的历史作用。除了在芭蕾舞的领域之外，这些难民比1917革命之后俄国难民的作用大得多。他们在那些具有根深蒂固传统的职业领域作用有限——例如医生和律师——但是在更开放的领域，在科学和公共生活中，他们最终起到了值得令人大书特书的作用。在英国，移民改变了艺术史和视觉艺术，同时也带来了欧陆的出版商、记者、摄影师和设计者的一系列创新，改变了英国的媒体。
魏玛共和国的基本成就并非在政治领域，而是在思想和文化上，这也是德国以外的研究者们最初的兴趣所在。魏玛，这一名词如今意味着包豪斯，乔治·格罗兹，马克斯·贝克曼，瓦尔特·本雅明，伟大的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和一系列伟大的电影。维兹挑选了六个名字：托马斯·曼，布莱希特，库尔特·威尔，海德格尔，不那么为人熟知的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和艺术家汉娜·赫希（Hannah H?ch）。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卡尔·施米特作为右翼思想界的代表，恩斯特·布洛赫站在左翼的极端，还有中间的伟大的马克斯·韦伯。
1933年，除了托马斯·曼和一些电影之外，魏玛共和国在中部欧洲之外的影响很小——也许只有同性恋这个相对较小的群体发现了魏玛晚期的柏林的吸引力。托马斯·曼在1914年之前就声名鹊起。他在1929年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当时授奖的理由主要是出于他的作品《布登勃洛克家族》，而不是他关于魏玛的著作《魔山》。但是在英格兰，谁又听说过弗兰茨·马尔克呢？他的蓝色的马装饰了我中学的走廊，后来的政权清除了这些装饰，还有我们共和期间的那些大师们。
当时巴黎毫无疑问是视觉艺术的中心，维也纳是重音乐和轻音乐的家园。除了古典学术界和泛大西洋的移民群体之外，德语并非是西方常用的语言之一。即使在今天，不会德语的人几乎不知道布莱希特除了在戏剧的伟大成就之外，还是20世纪的有韵诗歌的大师。唯一在中部欧洲之外为人所知的德语文学作品是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环球影业自然地成为电影的改编制作人——这是好莱坞唯一的由德国人领导的制作公司。
到底是什么让这个短命的、谁也不想要的德国共和的文化如此突出呢？毕竟，大部分的德国人都觉得共和无非是一场勉强撮合的婚姻。每个德国人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的，但也是破产了的德国革命，它把战败的德皇赶下了台；还有1923年的通货膨胀，一场短暂的人为灾难，让钱变得一文不值。右翼政党，保皇党人，排犹分子，专制主义者都依然盘踞在那个从德皇的帝国下继承来的机构中（我仍然记得西奥多·普利威尔1932年出版的书的书名《德皇离去，将军留下》），他们完全拒绝这个新生的共和。他们认为魏玛是不合法的，《凡尔赛条约》是国家不应得的耻辱，这两者都必须被尽快除去。
几乎所有的德国人，包括共产主义者，都坚决反对《凡尔赛条约》和外国的占领者。我仍然还记得我是孩子的时候，在火车上我看到法国的旗帜飘扬在莱茵兰要塞的上方，对那种不自然的感觉兴起的好奇心。同时，作为一个英格兰犹太人（我在学校里被叫做“英格兰小子”），我没有被同学之间的那种德国的国家主义诱惑，更不用说纳粹了，但是我能理解这些对于德国学校的孩子的吸引力。像维兹展现的那样，极权主义的右翼永远是政治上的危险，而通过它的持久的、流行的对于“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意，它同时是文化上的危险。
主要的中间派思想家——曼，马克斯·韦伯，瓦尔特·拉特瑙，他们没有一人自然成为民主党人，但是出于对于舞刀弄枪的右派的恐惧，他们都倾向于民主党——他们认为共和是无法复辟的帝国的必然继承者。当时主要的政党活动家们也都如此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成员——他们本不想德皇退位，天主教的中间党人，这群被革命从一个忏悔群体转为政治党派的人们。除了这些人之外，政治上的左派团体，出于对于大战的排斥，对于1918年失败的革命的震惊，和对于那些活得好好的旧势力的痛恨，也像右派一样反对帝国。一群在战时脱离社会民主党的独立分子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共产党因此获得了不妥协的那些反对大战的德国工人的支持。这些支持的力量强大，可以阻止一个持久的非右翼的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左派对于实际政治的贡献却寥寥无几，除了他们张扬的厌恶情绪之外。
出于容易理解的原因，创造性的艺术家们被魏玛深深吸引：他们因为战争的恐惧而变得激进，同时因为那场失败的革命而感到希望和愤怒。事实上，有些魏玛时代的艺术家的持久影响力恰恰起源于他们对于共和的厌恶。即使是像乔治·格罗兹和库尔特·威尔这样的真正具有天才的艺术家，也在1933年抵达美国获得了舒适后，变得不那么有趣了。这种例子在不那么具有天赋的那些表现主义的作者和艺术家们身上更加明显，他们因为痛苦和愤怒找到了一种暂时具有纪念意义的方式，在他们自身的声音之上描画悲伤的情感。由此，魏玛在通货膨胀的岁月后开始接近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顽强，没有滥情，热忱但是不激愤，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新即物主义”。对我来说，魏玛的声音在《马哈哥尼城的兴衰》、《三便士歌剧》、达布灵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在被人低估的埃里希·凯斯特纳和埃里克·温奈特的狡猾的政治性的香颂里。
但是，魏玛不是仅仅属于德国的。维兹的书把魏玛介绍向世界的精彩作品，可能是现有的书中最好的，它准确地叙述了魏玛的许多方面：不仅仅是以柏林为中心的魏玛的文化——这种文化与1914年的德国文化截然不同，在慕尼黑和莱比锡也有蓬勃的艺术中心。但是他低估了魏玛在1917年后作为一个文化和思想创新的中心的作用：魏玛是中部和东部欧洲这些创新的摇篮。巴黎的声望，“19世纪的首都”，使得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忽视了，那就是巴黎在二次大战之间除了超现实主义之外，再没有什么创新。即使是超现实主义，也主要来自于那群居住在苏黎世的、国籍是不同中欧国家的达达主义者。
德国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在这里有三千多种期刊，38000种书（1927年），和好莱坞之外最发达的电影产业。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使魏玛自然吸收了来自奥地利的种种身负才艺的人。如果没有维也纳，没有弗里兹·朗，G. W. 帕布斯特，瓦尔德·普利明哥，或是皮特·罗利，魏玛的电影会在何处呢？魏玛最耀眼的明星们——康拉德·维特，艾米尔·简宁斯，玛莲娜·迪特里茜，伊丽莎白·博格——都是在维也纳的马克斯·莱因哈特那里接受的训练，他是德语剧院最有影响力的教师。我的家庭从维也纳移居到柏林，我们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和从奥地利来的亲戚和朋友一起。
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德国是俄国通往西方的窗口。柏林既是反对苏联移民运动的中心城市，也是苏联知识分子和艺术革命家向西旅行的第一站。他们其中的有些人在柏林出版多语言的评论杂志。我们同时也不应当忘记，虽然德国革命遥遥无期，共产国际的官方语言依然是德语，而不是俄语。
不可避免的，这种文化的混合催生了魏玛独特的文化，这一文化后来影响了整个西方。包豪斯在它存在的时间中是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瑞士和荷兰的混合体。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建筑师国际”，如约翰·威雷特所言，是由一群匈牙利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罗马尼亚人、苏联的俄罗斯人和德国人在魏玛的一次聚会后设计出来的，他们期待把总部设在柏林。这是来自不同难民国家的人输入到德国的文化。
魏玛德国在20世纪科学中的中心地位是容易忽略的。爱因斯坦和马克斯·普朗克将他们的发现部分归功于柏林，同时在马克斯·玻尔领导下的哥廷根大学，和剑桥大学一起，成为量子力学革命的催化剂。“男孩物理学”（德国人把量子力学戏称为“男孩物理学”，其代表人物多在二十来岁就大显身手）的所有术语，就像国际共运的所有术语一样，是德文的。海森堡、泡利、费米、奥本海默、泰勒，都在德国学习或工作过。最显著的证据是在魏玛德国的十四年中，德国学者赢得了15次诺贝尔科学奖，这个数字后来用了五十年才堪堪追平。
这是德国最后一次站在现代性和欧洲思想的中心。如果魏玛不是由希特勒的政权所继承，而是被一个传统的反动政府取代，事情也许要好些。但是回溯当时种种，我们没有这样的选择，也不能期待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同盟能够阻止希特勒的上台。
事实是，没有人，左派，右派，或是中间派，真正理解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场前所未见的运动，并且有着理性无以想象的目标。甚至他试图消灭的那些受害者们都没能充分估计他的危险。在1932年夏季的选举之后，纳粹成为最大党派，但并没有绝对多数，左翼的《日记》杂志的一位犹太编辑出版了一篇标题让我觉得是自杀行为的文章。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这个标题：“为什么不让他上台”！几个月后，出于不同的考虑，年迈的总统兴登堡身旁的守旧者们拥护希特勒上台，觉得如此便可以控制他。
所有试图使得魏玛共和国更加稳定的努力，即使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都像是黑暗里的历史哨音。在死亡的、但还没有被埋葬的过去的废墟之上，共和国艰难向一个突然并且期待中的目的潜行，但是未来却总是苍茫。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它仅仅许诺了一个不能回到的过去，但是我们却梦想更好的明天。我的“雅利安”校友们期待民族的重生，向我这般的共产主义者则期待十月革命。
即使是那些“常态”的岁月，看上去也是建立在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口上。戏剧界的伟人，马克斯·莱因哈特十分清楚这一点。“我爱的是，”他说，“舌尖上品尝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每一年都可能是最后一年。”这是魏玛独特的味道。它使得苦涩的创造力，对于当下的厌恶和超越常规的思考都更加尖锐，直到它迅速而不能逆转的死亡。
一个人知道历史即将转向的时刻是很少的，而这就是那样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依然看到自己和我的姐姐在1933年1月30日那个寒冷的下午一起从学校走回家里，一路思考希特勒被任命为首相意味着什么。一些日子之后，有人把一台复印机带来藏在我床下，这台机器是我学校的共产党组织SSB的。他们认为放在外国人的公寓里会更安全。但是那以后没有什么安全了。当然，即使如此，那依然是一段奇怪而美好的时光，去发现自我，去发现那个看上去要成为20世纪的首都的柏林，直到野蛮人占领了它。如今我去柏林，觉得它依然还没有从1933年里恢复过来它的模样。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创刊号，各大书店及网络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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