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翻译：布尔乔鱼
本文选自
《东方历史评论》第2辑 一
自2011年11月被迫下台后，意大利执政时间最长的前总理斯尔沃·贝卢斯科尼向媒体披露说他一直在读墨索里尼写给他的情妇克拉拉·佩特奇的最后的信件。“不得不承认，”他说，“我从这些信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按照贝卢斯科尼的说法，在墨索里尼领袖的心目中，意大利是无从管制（ungovernable）的，“这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墨索里尼曾经探索过。当一个记者认为无法将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精准地描述为民主体制时，这位前总理回答道：“噢，那是一种狭义的民主体制。”
自从冷战结束后，已经控制了意大利政局的右翼集团不断遭到来自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等集团的抵制，这两大阵营自从1940年到1990年代初期一直影响着意大利政坛。正是利用意大利民众对意大利政局不稳和战后政府腐败的反感，新右翼集团在代表法律和新的秩序、民众权益，并尊重天主教会的经济利益和政权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张。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新法西斯和自封为“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团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以不断调节政策和修改言论为手段，在意大利政局政权角逐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深刻地影响了意大利的政坛走向。
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公开严厉地批判墨索里尼的声音越来越少，他从1922年持续到1943年的统治也被广泛地描绘为温情政治。2003年9月，贝卢斯科尼在接受《旁观者》（Spectator）杂志采访时说，“墨索里尼，他从未杀过一个人”。如果他将对手流放国内，也只是将其派往度假胜地。像詹弗兰科·菲尼那样的政客，在意大利新法西斯社会运动中，就轻易地获得了仅次于贝卢斯科尼的最高行政职位（他曾多年任职外交大臣）。1922年菲尼公然声称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意大利历史的一部分，体现了意大利的价值观。亚历山德拉·墨索里尼，作为独裁者的孙女，在极力破坏了随后几次反法西斯运动后，已经成为贝卢斯科尼右翼联盟的一部分的意大利立法委的成员之一。2008年，前MSI青年翼秘书詹尼·阿莱曼诺，也因允诺驱逐外来移民而被选为罗马市长。他在胜选演讲时受到了民众法西斯式的举臂致敬和“领袖！领袖！”式的欢呼。
二
在墨索里尼的家乡普拉达皮奥，主街道两侧布满了纪念品商店。这些商店售卖着镇议会明令禁止的物品：黑衬衫，法西斯标语，用来纪念领袖的雕像，书籍和光碟。更加令人不安的还有警棍，以及俱乐部门前的条幅“敌人越多，荣誉越多”。每年，在墨索里尼的诞辰和死亡纪念日里，成千上万的同情者会像在1922年3月的罗马一样，穿着黑衬衫，戴着法西斯臂章，高声歌唱着法西斯歌曲和口号，穿过小镇中心向墨索里尼的坟墓游行。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观墨索里尼的陵墓并在墓前的来访者登记册上留言。这些言论都极端激进，内容直指领袖本人：“只有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意大利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一个令人震慑，令人尊重，昌盛而又令人艳羡的国家。”“如果您还在，我们不会如此不堪。”这些评论透着人性和亲切，许多宗教意味的言论也随处可见。一个游客在2007年写道：“如果你能看到我们贫穷的意大利沉沦到谷底，那么请投胎转世回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吧，从今天到永远！”
很难想象德国人对希特勒会有类似的情感：政府里的前纳粹和新纳粹分子组成的政治家们声称希特勒从来没有杀过人，有个也叫希特勒的人被选入议会，而一个德国前政府首脑从希特勒给爱娃·布劳恩的信中“看到了他自己”。同样很难想象德国民众会高呼纳粹口号，德国纪念品商店出售纳粹纪念品。当意大利人对政治体制及其导致的经济衰退不满时，德国人却在为1949年后依据基本法建立的德国联邦共和国政体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没有哪个政权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稳定的政局和繁荣的经济使德国人趾高气扬、沾沾自喜，当然他们有理由如此。
1946年6月，意大利颁布了一项大范围释放政治犯和军事犯的特赦令；没有什么持续的政策可供倚赖，去起诉那些支持战争的意大利普通民众，而法西斯时期的官僚们也得以抱住官位。1957年获得委任宪法法院院长的法官，竟然同时也是1938按照法西斯种族法裁决案件的法庭长。1960年全国64个省中，就有60名省长和所有135位警察局长是在墨索里尼时期步入政坛的。政权中的高级将领均未受到处罚：无论国内外都未对其法西斯罪行进行清算。在德国，众所周知，只有少部分的纳粹分子逃过了去纳粹化，战后审判也持续了好几年，最终将第三帝国及其随从令人震惊的斑斑劣迹公之于世。
三
在德国，过去和现在的德国人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也许是源于自冷战末期对德国形象重新定位所致，尤其是美国，某种程度上将第三帝国的行为追溯性地定性为种族屠杀。甚至意大利新法西斯都觉得有必要和1930年代墨索里尼时期颁发的种族法和反犹法区分开来。事实上，在墨索里尼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他确实没有迫害本国犹太人，犹太人是在领袖倒台，德国占领意大利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这一事实挽救了人们对墨索里尼政权的印象并使其免遭其德国同伙一样的命运。
有大量的研究记录了第三帝国时期普通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支持，但在意大利，并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材料。克里斯托弗·杜根鸿篇巨制的新书是极富开创性的研究，每一个对法西斯感兴趣、对意大利今昔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在书中，研究了大量的写给墨索里尼的书信，包括佩塔奇的，这些书信都由在其执政的二十年间由心腹暗中传送。信中内容正如近年来在他墓前留下评论的那些崇拜者一样表达着对领袖及其政权的赞誉。杜根给公众传达的不仅是法西斯体制下的民意，更重要的是，他首次不将这段法西斯历史处理成勒令公众噤声的暴政和资本家压迫民众的独裁 ，而将其描绘为一个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政权。不过，这些材料也可能对墨索里尼享有的受欢迎程度有所夸张。在《法西斯和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舆论》一书里，保罗·科纳描绘了另一副场景。他认为政治腐败和治理不善使法西斯集团在1939年时相当不受欢迎。而杜根自己提供的一份材料也揭示当时情境比其所引用的书信和日记里描述得更为复杂。
当然，墨索里尼获得了天主教会的支持与信任，并感其诚。他在1929年与教皇签订的协议化解了自19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的政教分化及其产生的矛盾，功延至今，使得天主教会成为其政权最有利的支持者。墨索里尼的反犹法案也被天主教期刊支持，还受到米兰天主大学的盛赞。阿格斯蒂诺·戈姆力神父认为这项法令使得人们无法引领自己去往想往之地，找不到一片净土，因这骇人听闻的政策的颁布，他们不得不苦苦追寻和探求一方栖身之地。而那些犹太人由于种族原因永远都无法归入戈姆力口中那个优雅得体、信仰坚定、语言纯正、民风淳朴、满怀希望和完美理想的国度——意大利新法西斯联盟。
墨索里尼每次在公共场合演讲时，就像平时一样，总是被阿谀奉承着。他告诉佩塔奇，演讲时他是“狂热、神志不清而癫狂”的，听众则“哭泣，下跪，尖叫，伸出手臂”。这些在信中表达出的激动之情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坚信民众不是被精心安排的（但保罗·科纳提供的材料证明民众大多数时候是被强迫这么做的）。
某种程度而言，杜根所引用的有关严密监视政敌或潜在政敌的文件也削弱了自己的观点。法西斯的批判者很快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26年11月贝尼德托·克洛斯的家被一群穿黑衫的人破门而入，在全家人惊恐的眼神中有关反法西斯的内容全被毁掉。警察日夜在他们家门口监视，名义上是保护他的安全，实则是记录来访者的名单，很快来访者数量逐渐减少，而他的朋友不得不在陋巷和独廊中和他约见。他们后来甚至被赶到意大利南部偏远地区的流放隔离区，所关押的13 000人不仅包括政敌和批评者，还包括各类闹事者，同性恋者及普通罪犯。他们被流放的村落，都是偏远凄凉，远离家园的穷乡僻壤，甚至居住在此的当地人都承认：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卡罗·列维（Carlo Levi）后来引这句俗语为题，写成了同名经典流亡之作。因为每天都必须与艰苦卓绝的环境斗争以求生存，当地农民无暇关注知识分子、政治家和是意大利复杂的政治环境。罗马，对他们来说正如列维所写：“是地主的聚居地，是外邦人和恶毒城邦的中心。”
四
建立于1926年的政治警察署（PolPol）每年有五千万里拉的预算，其中一半就是用来组建一支全力和当地警局合作的队伍，杜根称其为“另一个巨大的爪牙组织”（OVRA），意为防反法西斯警戒和控制组织，也简称为“章鱼”，该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拆解政敌的信件和抄录通信内容。有个特设的保密部专门用来窃听电话内容，不仅窃听政敌，还会窃听法西斯组织内部的领导人物，以备某天墨索里尼需要这些小秘密以敲诈他们。1938年，这个部门雇用了462个速记员记录他们听到的对话内容。据墨索里尼称，OVRA可谓世界上最厉害的组织，雇用了无可计数的间谍。这些间谍一直都处于会被曝光个人隐私的威胁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因为财务问题而被迫为墨索里尼服务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由此一来，空气中布满了怀疑和不信任的阴云，甚至杜根所引用的许多当时在校儿童的日记里也充斥着对政府的警惕。1926年11月又颁布了一项禁止发布一切“煽动或损害政府威信”的言论以及张贴颠覆社会性标语的法令，尽管在独裁体制下大量被散播的政治笑话很多并未受到惩处（这和德国不同），但在经济衰退的
1920—1930年代晚期，逮捕和入狱并不是唯一的惩罚，开除工作、低薪、物价飞涨都使得民不聊生。而在德国，许多人知晓一些反法西斯言行时就会报告给警察，如杜根所言，这么做是不人道的，但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就将会“面临串通合谋的指控”。
尽管墨索里尼政府和天主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相较现在而言，性自由主义却是当时一个突出的政治生活特征。贝卢斯科尼谈及他在墨索里尼和情人的信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多半也指的是他高频率的性行为。领袖无可救药的性瘾和贝卢斯科尼一样，让意大利人民深深地认识到了他们的男性特征。和贝卢斯科尼一样，墨索里尼在性生活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的官方形象是个忠实于家庭的好男人，但私底下却有着无法控制的生殖冲动。
对于女人，他吹嘘着说，将她们扔到他面前，他都不用假装避开。据说每天会有1500封私人信件被送到他办公室。“我有太多的亲吻和爱抚要给我亲爱的贝尼托，”一个女人写道，“我要紧紧拥抱他以防他逃走！”他告诉佩塔奇，大多数女人，他只和她们上过一次床就再也没见过，他对她们仅是用来发泄：“只是为了满足我肉体上的欲望而已。”同时为了安慰佩塔奇，自从1936年他们的关系开始后，他每天要给她打十几个电话，写十几封信。
法西斯政坛内部的官员们的放荡行为也是众所周知的。在1940到1941年的冬天同希腊进行战争期间，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和他的随从在巴里（Bari）设了一个很大的宾馆，每周都有二十几个姑娘被当地的政府送进来供他们纵酒行欢。这些姑娘被分为几个小组，她们一边互相用苏打水管把水喷在对方的生殖器上，一边用剪刀剪碎各自的衣服。而且为了让人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窗户一直敞开着。所有这一切都与希特勒相去甚远。一本正经的希特勒自己也一直对民众隐瞒他和爱娃·布劳恩常年保持的性关系，直到他们在战败前夜双双自杀，二者结婚的消息才为民众所知。当希特勒发现戈培尔和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有着激情四溢的婚外情时，希特勒狂烈地怒斥了他并迫使其结束这段私情。
人们可能对这样的小事抱怨，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民众的统一战线并未因此受丝毫影响，但就像在纳粹德国，独裁者已将社会差异、文化差异、世代间和区域间的差异逐步消弭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愿领袖知道”，这句通常是第三帝国的人民对一个腐败的法西斯官员怒斥的话语，同样在法西斯意大利也会常常听到：“但愿领袖知道。”墨索里尼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尽管他的随从大都被民众唾弃。
五
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后，墨索里尼达到了政治巅峰，他的政府为追求幻想中帝国的财富，表示要对四十年前因孟尼利克二世的抵抗导致意大利的失败而复仇。为了防止再发生一场如1896年的战争，墨索里尼下令不加区别地对军用和民用目标一律投放毒气。他的这一行为竟被广泛支持。任何惩罚“没有人性，卑鄙的……残忍的阿比西尼亚人”的行为都是公正合理的，一群学生对他说：“化学武器的确是昂贵的，但是意大利人民已经做好了牺牲金钱以拯救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准备。”
日内瓦的报告称化学武器只对人构成简单的伤害，但是有关芥子毒气的受害者的照片显示他们都患上了麻风病。杜根还引用了一两个人的日记，这些日记质疑了战时意大利军队的所作所为。比如行军秘书阿奇斯·塔拉斯，他用埃塞俄比亚囚犯作练习目标，先射击生殖器，然后再射击胸部——不过日记里大都带着欣喜若狂的口气。杜根引用的大量证据表明，墨索里尼此时已成为了意大利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成就感的象征。“是的，我们想在阳光下寻找一片土地，”一篇日记的作者写道，“今天的意大利是这样一个渴望财富和知道何获取财富的国家和民族。那个十五年前的意大利已经彻底结束了，远去了。”
埃塞俄比亚战争使得墨索里尼政府相信，意大利民族将会逐步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野心勃勃，严格守纪和笃信种族主义的民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放弃了那些布尔乔亚的行为方式，比如握手（认为这太过温柔而且太过盎格鲁撒克逊式，应该用法西斯式的挥臂代替），还有正式称谓中包含的“您”也被视为是外来词语并带有奴性色彩，连喝咖啡也被看作是颓废的行为（甚至被有些人看作是导致国家落后的原因而提议革除）。墨索里尼宣称他要使意大利人成为一个少些美好，多些丑恶，强硬和无情的民族，换句话说也就是真正的主子国家。1937年，他明令禁止意大利白人和黑人发生性关系，并且颁发了一项禁止意大利军人在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和当地女性性交的法令。英多·蒙塔纳利是一个26岁的法西斯记者，他志愿加入了1935年的战争，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先天性的优势，我们不会成为统治者。对待黑人，我们没有友善……没有放纵，没有爱情……白人必须遵守。”
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同时，墨索里尼还陷入了西班牙的内战而导致财政负担过重，从而无法增强军事装备和扩充军队。墨索里尼认为他在军事上是无法战胜的，竟也无人敢提出异议。在同佩特奇的谈话中，他轻蔑地谈到其他欧洲国家：“英国是个穷极无聊的民族……他们的想法和驴一样的蠢。”“这个经常打着伞的民族，”他补充道，“根本不能理解正义战争的重要性。”“西班牙人都特别懒，整天昏昏欲睡”，而法国 “是杂种和败类的聚居地，胆小鬼的天堂”，“一群没骨气又没勇气的人成天沉浸在‘酒精和梅毒’中”。唯有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有能力“爱上至高无上的无情暴力，而这正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
1939年，他终于意识到由于缺乏训练、装备贫乏和武器弹药的严重短缺，意大利军队根本无法应对欧洲战场。当战争爆发时，他只好别无选择地作“非交战国”以拯救意大利。当德国不断取得胜利时，他的同胞对战争的厌恶感越来越激怒了墨索里尼：“不得不说，他们都是一群懦夫、胆小鬼……这太令人失望了，太毁灭灵魂了，我竟然无法使他们成为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和勇气的民族！”对意大利于 1940年6月10日对法国和英国的宣战，民众的反应也很复杂，那些事先对战争持怀疑态度者的忧虑也并非多余。
如果将意大利对法国的进攻描述成失利的话，那么对希腊的入侵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与最初预想的闪电战不同，准备不足的意大利军队遭到了希腊军队的顽强抵抗，与此同时英军又偷袭了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意军。希特勒不得不掉转头来挽救颓势，当德军将英军赶出希腊时，隆美尔在北非大获全胜，这不啻在意大利人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被杜根所引用的信件和日记中混杂着爱国主义和对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强烈的怀疑。墨索里尼在看望那些医院里受伤的士兵时，听到的是他们对他怒吼道“凶手”！（第二次去时效果就好多了——因为床上的伤员全都换成了警察）。人们拒绝再花50美分买印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头像的邮票，并抱怨：“他们是在逼我们舔他的屁股！”
随着1943年盟军在意大利的登陆，墨索里尼政权被法西斯大委员会卸职，杜根将其描述为：“集体快感的爆发”。法西斯运动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正如科纳所说，在1943年法西斯政权瓦解之前，法西斯的统治早已失去人心。法西斯从来没有在根本上赢得过对当地或者区域性的统治，只是一度沦为当权者实现个人目的或财政野心的工具而已。正如19世纪的种族主义者尝试“制造意大利人”， 20世纪的独裁者也试着“制造法西斯主义者”，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意大利人在1943年终于解脱性地宣布投降，但德国迅速占领了这个国家并逮捕了大量意大利军人，将其送往德国工厂和田地作为强制劳动力。正如最初是因内战而登台一样，此时的墨索里尼政权也因内部权力争斗而终结。
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伟大领袖被德军从囚禁中拯救出来后，被安置在北方的萨罗傀儡政权中，但没多久一场抵抗运动爆发了，对德军支持下的墨索里尼追随者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五万多人被杀，包括试图逃走而被游击队击毙的墨索里尼和佩特奇，他们的尸体被倒挂在米兰郊区的龙门的一个加油站，任人诅咒，唾骂，那群几年前可能还欢呼着领袖高高在上的人们现在也将尿撒在他的身上。
克里斯托弗·杜根（Christopher Duggan）：《法西斯之声：亲历墨索里尼执政时期的意大利》（Fascist Voices: An Intimate History of Mussolini’s Italy），博德利出版社（Bodley Head）， 2012年11月
保罗·科纳（Paul Corner）：《法西斯和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舆论》（The Fascist Party and Popular Opinion in Mussolini’s Italy），牛津出版社（Oxford），201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