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John Banville
翻译：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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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大约摄于1930年至1945年之间。收藏于罗马尼亚的Costic? Acsinte档案馆。
律师、新闻记者、小说家、剧作家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Mihail Sebastian）在《1935年—1944年日记：法西斯岁月》（Journal 1935–44: The Fascist Years）中留下了关于这段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岁月深刻且动人的纪录。他的祖国罗马尼亚可能在地理意义上处于边缘，但在这场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斗争中，罗马尼亚和西班牙都是主战场。这场斗争导致许多国家被摧毁，数百万人死亡，欧洲的犹太人几乎被灭绝。这本日记（直到1996年才在罗马尼亚出版，英译本2000年出版）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与维克多·克莱佩勒（Victor Klemperer）和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样重要（注：指的是维克多·克莱佩勒的日记《我会作见证》和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也是一本构思优美，文字巧妙的文学作品。【1】从来没有人能够运用这样的洞见、风格、优雅，甚至还有让人惊奇的幽默去记录人类所能犯下的暴行。《两千年》（For Two Thousand Years）是这本日记的前身，它和这本日记一样引人入胜，一样令人震惊。
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是约瑟夫·孟德尔·赫克托（Iosif Mendel Hechter）的笔名。他于1907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他们一家人住在布勒伊拉，那里是多瑙河的一个河港。他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学习法律——那个时候在布加勒斯特生活的人们认为自己的城市是第二个巴黎，然后又去了巴黎，后来回到布加勒斯特。归来以后的塞巴斯蒂安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智力上的漫游者，文学咖啡馆的常客，追逐女色的人。他断断续续当过律师，同时他还写散文、小说、诗歌和戏剧，他活动的圈子里包括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萧沆（Emil Cioran）、尤金·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和卡米尔·佩特雷斯库（Camil Petrescu）等作家和思想家。
1934年是非常躁动的一年，这一年里，希特勒成了德国的总理，西班牙正走向内战，塞巴斯蒂安在这一年出版了《两千年》。这部小说出版以后立即在罗马尼亚引起轩然大波。犹太复国主义左派人士指责他有反犹主义思想，而法西斯右翼分子则认为他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他请他的朋友也是他心中的英雄约内斯库（Nae Ionescu）为该书作序。约内斯库是一名魅力十足的教师、哲学家以及数学家，他后来成了一名法西斯活动家。约内斯库答应了，但他写的并非塞巴斯蒂安所希望的同情、赞扬的文章，而是一篇非常不光彩的指控，文章一直在强调塞巴斯蒂安是犹太人这个事实。约内斯库写道：同化是一个愚蠢的幻想，犹太人永远也不会属于某一个国家共同体。 “某人可以为一个集体服务，可以用非常杰出的方式为其服务，甚至可以为这个集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样去做并不能让他和这个集体的关系变得亲近。”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塞巴斯蒂安说，他甚至不应该把自己看成罗马尼亚人：
这是一种同化主义者的错觉，许多犹太人真诚地相信自己是罗马尼亚人，这也是一种错觉......请记住，你是犹太人！……你，约瑟夫·赫克托，是一个来自多瑙河上布勒伊拉的人吗？不，你是一个来自多瑙河上布勒伊拉的犹太人。
这篇文章令塞巴斯蒂安觉得匪夷所思，虽然他感到悲伤、失望，但是他还是将这篇骇人听闻的谩骂当做自己小说的序言发表了。后来他在文章里写到收入这篇文章是他能够报复约内斯库的唯一方式。当面对自己最亲密友人所表现出的不知羞耻并且大肆宣扬的反犹主义，塞巴斯蒂安总是表现出坚忍和惹人怜惜的怅惘。约内斯库于1940年去世，享年49岁，塞巴斯蒂安为失去友人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塞巴斯蒂安接受、甚至原谅他朋友过格举动的能力十分了不起。他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正在没收犹太人的私人住宅，并且将其分配给非犹太人家庭。有一天，他偶然碰到了他的朋友，小说家卡米尔·佩特雷斯库，这位小说家对他抱怨说，政府可能不会给他一栋没收得来的房子：
“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任何东西，”他心灰意冷地说。
“这一次即使他们给你东西，我敢肯定你也不会要！”我回答道。
“不要？我为什么不要？“
塞巴斯蒂安选择蒙田很有名的一段话作为这本小说的题词，这段话的开头就这样宣称道：“我不但敢于谈论自己，而且只会谈论我自己，”这是塞巴斯蒂安有意识地给读者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这本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但实际上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长90多页的、极为动人的开篇，它述说着这个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在大学中经历的种种恐惧，这所大学的学生反犹主义情绪非常激烈，他和其他犹太人处于任人摆布的境地：“在今天的课堂上，我挨了两拳，记了8页笔记。挨两拳换8页笔记，值了。”他认识到保持住自己尊严的绝对必要性：
如果我哭了，我就迷失了。我目前还足够冷静，这点我还是知道的。如果我哭了，我就迷失了。握紧你的拳头，你这个傻瓜，如果有必要的话，相信你是一个英雄，向上帝祈祷，告诉自己你是这个诞生了许多英烈的民族的后代，是的，是的，告诉自己这些，用头撞墙，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不会羞愧至死，那就不要哭。这是我对你的全部要求：不要哭。
小说的主人公（为方便起见，我们叫他约瑟夫）和他的创造者一样，他深知，他所知道的世界，他所爱的世界将会以一场灾难告终——“我在街上走。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看到一个空马车从我身边经过。一切事物都是它们本来的样子。”抱有同样看法的不止他一人。一次，为了躲一群又想揍他一顿的学生，他偶然参加了一位叫季塔·布里达鲁（部分以约内斯库为原型）的哲学家的政治经济学讲座，这位哲学家对当代社会的崩溃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说，约瑟夫将其悉数记录：“我们失去的不仅仅只有金本位制，我们失去的还有我们的符号和我们之间所有固定关系。人和他的环境之间如今存在着一条鸿沟。”
如何消除这个鸿沟？约瑟夫的大多数非犹太朋友都为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乱局而感到欣喜。小说中主要以塞巴斯蒂安的朋友萧沆为原型的斯特凡·帕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砸碎窗户挺好。任何暴力行为都是好的。 我同意，“打倒犹太佬”是愚蠢的。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关键是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只有从犹太人开始。但是，要在更高的地方终结，要来一场大火，一场摧枯拉朽的大地震。
我们从日记知道，塞巴斯蒂安和约瑟夫一样，对反犹主义有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感受。当回想起自己早年对大学时期经历的描述时，他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除了我是犹太人这样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以外，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我觉得我离狂热只有一步之遥。”他理解，而且也承认，极端主义的源头存在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无论是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他还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非犹太人的世界对犹太人的反感有多少是犹太人自己招致的。“我们犹太人和受难这件事实之间有一种永恒的友好关系，”他这样写道，然后又继续承认，“在我最悲惨的时刻，我很惊奇地发现，在这种受难中存在着一种骄傲以及一种对虚荣的沉迷。”他知道反犹主义有多么残酷、愚蠢，但是最让他鄙夷的是它“缺乏想象力”，是它一再重复对犹太人的老一套指责——“共济会，高利贷，活人献祭。”多么可鄙啊！他感叹说，然后给出了自己堪比卡夫卡的见解：
最基本的犹太良心，最普通的犹太智慧，将在犹太人这个民族身上发现更深重的罪孽，无限深的黑暗以及远为惨重的灾难。
读着这些一些句子以及其他类似的文字，虽然塞巴斯蒂安表达得并不激烈，但这些的确是他想表达的内容，我们能够理解为何他的犹太读者会指责他有反犹主义思想。然而，这样的指责本身便缺乏想象力。这本小说的译者菲利普·凯里（Philip ó Ceallaigh）曾经说过，塞巴斯蒂安“害怕受害者心理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虽然他既没有想否定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也不想被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定义，但是“他生活在一个决意仅仅以他的犹太人身份来定义他的社会之中。”《两千年》写于30年代初期，虽然它隐晦地表达了对未来的恐惧，但是它的作者怎么也无法想象到，30年代末降临到欧洲和犹太人民身上的悲剧会是那样的深重。
在反犹主义的历史记录中，罗马尼亚曾经对犹太人犯下特别严重的罪行。在乌克兰被罗马尼亚占领期间，据估计，有13万当地犹太人被屠杀；而罗马尼亚军队则在乌克兰的敖德萨和戈尔他（Golta）地区屠杀了15万犹太人。据塞巴斯蒂安日记中的记录，在1941年的一次大屠杀中，犹太人被赶进屠宰场，然后被人用肉钩挂住脖子吊死。“每具尸体上都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犹太教肉品。”
当然，在迫害犹太人方面，罗马尼亚的所作所为称不上独特。在东欧各国被纳粹占领初年，如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国的民众开始凶猛地屠杀犹太人，他们的狂热举动甚至令党卫军也感到吃惊。但是，罗马尼亚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对犹太人的厌恶程度尤其强烈。下面的一段引文表达了当时的罗马尼亚人很典型的情绪，塞巴斯蒂安于1939年9月将其记录在日记中：
在华沙抵抗德国军队的是犹太人。只有犹太佬才会让妇女和儿童走在最前线，他们利用了德国军人的顾忌之心……目前发生在布科维纳边境的事情非常恶劣，因为新的一群犹太人正涌入进来。为了防止罗马尼亚再次被犹太佬入侵，我们最好能够获得德国的保护。
说这番话的人是何人？可能是某个愤愤不平的游击队员？或者是某个街角的演说者？都不是，说这些话的人是罗马尼亚当时的著名学者和作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战争结束后，伊利亚德悄悄地去了美国，后来，他在美国成为了一名十分受尊重，也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宗教历史学家。1937年，在提起一位受到铁卫团（Iron Guardists）成员鞭打的左翼学生时，伊利亚德表示自己会把该学生的眼睛挖出来。塞巴斯蒂安写道，“也许有一天，事态会平息下来，到那时候，我会把这一页读给米尔恰听，我想看到他因羞耻而脸红的样子。”
萧沆——也就是塞巴斯蒂安的小说里的“斯特凡·帕里”——和伊利亚德很像，尽管他或许没有伊利亚德那样可鄙；他也投靠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铁卫团。萧沆也是一个生存方面的行家。扬·安东内斯库元帅（Marshal Ion Antonescu）于1940年夺取政权，粉碎了铁卫团，在这之后，安东内斯库的政府又任命萧沆赴巴黎担任文化参赞，待遇优厚的他在巴黎过着舒适且安全的生活，如此度过了战争年代。战争结束后，萧沆成为了流亡知识分子中最耀眼的一个，他是“战后的巴黎最受人喜爱的虚无主义者之一，”菲利普·凯里尖锐地指出。塞巴斯蒂安1941年1月在日记中描述了和萧沆的会面，那天他刚被任命为驻巴黎的文化参赞。 “他面露红光，”塞巴斯蒂安写道：新参赞先生刚刚收到他的征召令，现在他不用参军打仗了。 “就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的，塞巴斯蒂安忧伤地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后来萧沆至少为自己曾经“与魔鬼缔结契约”而表达过悔意。在芝加哥大学拥有杰出职业生涯的伊利亚德，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过去曾经是铁卫团的理论家而写过任何道歉的话，他甚至在自传里试图为自己支持这群恶贯满盈的暴徒寻找正当理由。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中唯一闪光的是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Eugène Ionesco），他之前的名字是 Eugen Ionesco，他的剧作有《犀牛》（Rhinoceros）、《椅子》（The Chairs）等。他痛恨并且谴责反犹主义。下面是塞巴斯蒂安记于1941年10月的一篇日记：
希特勒今天下午发表了讲话。6点左右的时候，我和尤金在一起，广播当时正在播出希特勒的讲话。我们去了一家店（那里有一台收音机），然后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我想听希特勒在讲什么，但是几秒钟后，尤金脸色发白，随后站了起来。
“我无法忍受了！无法忍受！“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身体也表现出一种绝望的姿态。话说完以后，他跑开了，当然，我们也跟着他走了。我真想拥抱他。
《两千年》以它的方式在那个极端恶劣的时代对罗马尼亚进行谴责，尤其是对罗马尼亚的知识阶层进行谴责，塞巴斯蒂安的日记也是对他们的谴责。事实上，我们可能会说，这是一本被塞巴斯蒂安当做日记来写的小说，而那本日记则是一部被当做小说来写的日记。【2】
小说的第二部分从原书的第三部分开始，文字的风格在这里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而且这样的改变并不总是好的。五年过去了，约瑟夫成了一名建筑师，在“主人”米尔恰·维耶鲁的管理下进行着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美国商人拉尔夫·赖斯是这个项目的投资人，他与罗马尼亚政府签订了石油钻探的合同。因为尤伊欧拉（Uioara）村位于油田之上，维耶鲁决定将该村“从目前位置往右侧移动几公里。”读这一部分的开头几页，你会感觉自己有点不知所措，就像一个有些力不从心的游泳者在寻找一块能踩的石头。阅读这部分有时会让人感觉，似乎塞巴斯蒂安想用毛姆的方式来写一个故事，另外再加上淡淡的普鲁斯特式的风格以及一点菲茨杰拉德式的语言。
接下来，我们又认识了一对来自英国的杜顿夫妇，玛乔丽和菲利普。据约瑟夫观察，他们不爱对方，但他们以一种看起来非常英国的方式相处得还不错。 玛乔丽，“她有一头令人难以置信的金发，是那种像玉米秸秆那样的金黄里还透着白色”，她有一台留声机，她经常从家里收到许多最新的唱片。下面的对话是纯粹客厅喜剧式的对话：
“如果你今晚能和我在一起，我就过来。”
“今晚不行。我们要去尼克尔森家。菲尔已经答应要打桥牌。你自己过来吧。“
这个由英国人组成的小圈子在小说中的作用不明确。菲利普·道顿是拉尔夫·赖斯雇佣的技术人员，所以想必其他男人们也在石油行业工作。有一个叫皮埃尔·多甘尼的年轻、帅气，没有多少人认识的小伙子隔着很远的距离爱着玛乔丽，然而并没有什么结果，“他的头长得很奇怪，既有犹太人的特点，也有蒙古人的特点”。在某些时候，约瑟夫似乎也对玛乔丽有了一点意思，但到最后也是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她离开了菲利普，嫁给了他的同事，一个名叫马林的粗鲁的好色之徒。玛乔丽的这一举动令所有人惊讶，约瑟夫则是暗暗感到懊恼。
这一切似乎完全无关紧要，但是我们依然微微有些怀疑塞巴斯蒂安写这些曲曲折折的怀旧故事、懒洋洋的逢场作戏，管理者之间的争吵有着深刻但未实现的野心——建筑师维耶鲁和赖斯一直冲突不断，当读者读到二人的交锋时至少会微微笑一下。塞巴斯蒂安希望我们把它当做对当代人行为方式的研究来读——他采用的是很时髦的玩世不恭的方式来研究。
然而到了最后，小说的主题重新出现。 约瑟夫非常震惊和失望地发现，这位被尊为“主人”的维耶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只不过他说起话来显得温文尔雅一些罢了。维耶鲁有次提到自己从来没有在城里见过约瑟夫，约瑟夫回答说他无法忍受那里乌烟瘴气的氛围：“每一个街角都有一个鼓吹反犹主义的人，每一个鼓吹反犹主义的人都是一个要灭绝犹太人的人。“他期待面前的这位长者会同情自己并且表示愤慨，但维耶鲁平静地回答道，“罗马尼亚有犹太人问题，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回答令约瑟夫感到极为震惊。二人随后爆发了一场冲突。
我先说清楚。我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但我是一个罗马尼亚人，所有对我作为一个罗马尼亚人不利的东西我都视作危险的事物。犹太人的精神很具有腐蚀性。我必须保证自己不受其影响……如果我们的国家很强大，那么这对我来说就不是问题。但是，我们的国家并不强大。她罪孽深重、腐败且虚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与造成这种腐败的人斗争的原因。
接下来便是大段大段错综复杂的交锋，在某些地方读者会搞不清说话的人是谁。如果这个模糊效果是塞巴斯蒂安故意为之，那么它便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写作手法，因为它让我们再次看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罗马尼亚的关系是那么的不明晰，并且不仅仅在罗马尼亚是如此。 约瑟夫就像他的创造者在日记中所表现的一样，他不但了解反犹主义，甚至同情反犹主义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程度。因此，当我们读到“犹太人有一种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被人厌恶的义务。这便是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这样一句话时，我们自然会假定这是维耶鲁说的话，后面我们才惊诧地意识到，说这话的人其实是约瑟夫。
然而，到最后，维耶鲁平静的逻辑、自满的态度以及无可撼动的确定性让他成了甚至比季塔·布里达鲁或斯特凡·帕里更可怕的人；毕竟，季塔·布里达鲁或者斯特凡·帕里只会作夸张的、类似于尼采的咆哮。 我们突然想起，维耶鲁是建筑师，当火车拉着装满人的家畜运输车厢开始向东边行进的时候，他又会造什么建筑呢？然而，即使在这时候，约瑟夫的反应更多是悲伤，而非愤怒，在这场静悄悄进行的可怕对话结束时，他们直到分开也没有说一句难听的话：
我们都点着香烟。我们试着说话，但谈话无法持续下去，我们分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感到有点尴尬，我们用力地握了握手后便分开了。
“感到有点尴尬......”这美好的克制真是令人心碎。
是的，克制是这部小说和后来的日记共同拥有的标志；塞巴斯蒂安的个性便是克制的，我们读这两本书时，都会对这种克制印象深刻。在那个极为残暴的时刻，当他身边如此多的人不断往柴堆上添加柴火，当他们带着一种狂躁并且杀气腾腾的喜悦围着柴堆翩翩起舞时，他依然拒绝在自己作为一个文明人的责任上面让步。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仍然能够看到词语的优美，智慧的闪光，表现出谅解和宽恕。他喜欢文学，能够使用三四种语言，他博览群书，但是他总不会在一件事上花费太多精力。
他也不是一个挑灯夜战者；他一直在哀叹自己在文学作品上用功不够。他热爱太阳，喜欢无所事事地躺在沙滩上，或者上山滑雪。他的恋爱经历如乔治·费多（Georges Feydeau）的闹剧那般纷繁复杂。在对待感情问题上面，他表现得既暴躁又诙谐：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看到某个前女友和她的丈夫在一起，约瑟夫心想：“她依然美丽，这让我对过往感到很快乐；但她似乎有发胖的趋势，这又让我对未来感到很高兴。”
随着黑暗时代的到来，灾难席卷了整个欧洲，他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自己的祖先以及他们代表的所有意义的价值。他对那些督促他改信天主教以逃避迫害的人表示鄙夷，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在一个阳光灿烂、绿荫遍地的小岛上生活，那里的人们享有和平、安全、幸福，我最终不会在乎我是或不是犹太人。但在这里，在现在这个时候，我只能是犹太人。
塞巴斯蒂安能在战争中幸存的主要原因是，精明的罗马尼亚政府很早就看出来德国终将被打败，出于安抚战胜的盟国的考虑，罗马尼亚政府调整了对待犹太人的政策。然而，战争结束不久以后，他便以一种悲惨且平淡的方式告别了人世。日记最后的一条注释这样写着：
1945年5月29日，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被一辆卡车撞倒，当场死亡。
注释：
1 见彼得·盖伊发表于《纽约书评》2001年10月4日刊的文章。
2 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诺曼·马内阿在他写伊利亚德的文章中的话，这篇文章的题目是“Happy Guilt”：“文学必须首先满足审美标准，而非道德标准，就像学术作品必须符合学术标准一样。但是，日记、回忆录、自传这样一些具有“个人清算”性质的文字则无法回避道德上的拷问。The Fifth Impossibility: Essays on Exile and Langua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1
书籍信息：
For Two Thousand Years
by Mihail Sebastian, translated from the Romanian by Philip ó Ceallaigh
London: Penguin, 231 pp., ￡9.99 (paper)
选自《纽约书评》2016年5月26日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